知识与知识人的精神性要求
    如何描述我们当前的知识状况？
    至少在知识界或学术界，有一种“知识性”的东西，你一下说不准它是什么，但它漂浮在社会表面，弥漫在人的周围和心里，像潮湿，使它粘着的东西发现霉味……
    比如，“信任”就发霉了。当然不是对自然科学技术知识的信任，它荣升为“第一生产力”，担当着兴国兴邦的历史重任，还少得了信任？
    我说的是社会科学知识和人文学科知识。说“信仰危机”太高邈了，现在切近得多的是“信任危机”（这里不涉及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或论证关系）。
    社会日常生活的无信任状态，如买菜、看病、读报、看电视、各种交往行为……其信任度低下到令人无法有安全感的危险地步。不幸，这种无信任状态已经深入到学校中来，深入到知识人心中。
    没有知识权威，“谁在乎谁！”
    没有知识标准，充斥的只是一些形式规定，如名校、留洋、“全国一级刊物头条”，等等。比较而言，与其信任国内的，不如信任国外的。引文尽量引用国外的，“谁叫洋人说得比我们早、比我们好呢”。也不一定是真相信，很多限于实用目的，或者说，一种姿态——“不知欧美，也叫知吗？”因而，引洋文本身成为一种知识不证自明的论证手段。
    说古文同理。
    相比之下，差就差在中国现实不可信，连同它的知识形态和知识人。什么原因，不在这里深究了，也不是我有能力深究的。
    我真想说的还是知识本身的“无信任状态”，它就是，任何知识都缺乏最终根据，因而这无最终根据的知识转化不出最终价值形态以为人类提供可靠的信任基础。现代知识的现状就是如此。
    在这样的知识与知识前景面前，知识人何为？
    一种是继续保持知识追求的真诚性。知识的无根据状态是要不断地揭示出来的，因而“无信任状态”的知识恰恰是用极端认真的信任状态揭示的。罗素在《人类的知识》一书的结尾中说，逻辑经验主义用自己所能掌握的最确定的论证逻辑实证了“人类的全部知识都是不确定的、不准确的和片面的”。事实上，人们至今还在用这种极端认真的信任状态去推进、伸展知识的不确定性边界。它的补偿或许是，“知识”由“相对主义”加“规则系统”组成。
    还有一种是放弃努力的虚无主义态度。这是最轻松也最懒惰的态度，不幸被我们大量地采用着。它就像过多排放二氧化碳一样，增加着我们学术空气中的酸度，以致造成了令人忧虑的腐蚀性。既腐蚀知识自身的建立，也腐蚀知识建立必须仰仗的学术氛围和知识人之间相互信赖相互促进的良性关系。
    但毕竟还有超出常态的各种努力在知识和知识人中悄然生长。
    一种是怀着极大的虔诚返回到古代思想的绝对开端，用古典理性记载或阐述的绝对神性或绝对价值救治今天的现代性危机，这种虔诚本身就包含着古典精神气质。
    一种是重新思考经验与超验、理性与启示某种结合的可能性，以寻求现代知识应然的精神性要求。
    当然还有其他。
    如果说知识的德性要求，在今天主要表现为对现代知识人超出“技术——功利（欲望）”的现代知识结构的精神性要求，那么最近的一次经历给我提供了非常直观的理解。
    为了只面对问题，请允许我按照中国传统的“假语村言”描述它。
    1999年，我听说哈佛大学有一个年轻人的学习小组专攻偶在问题。我之所以有这个注意，因为在国内，朋友早就在关注偶在问题。所谓偶在问题，按照我当时的理解，是表明现代哲学面对绝对本质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两极震荡，应取何种选择或另有所图的一种艰难思考。就在这个时候，有朋友端出了卡尔·施米特研究，接着端出了列奥·施特劳斯研究，动作的迅速、转折的突然、形式的尖锐，使我震惊。另外的朋友甚至有比我更压抑的反应。因为如此端出的“施米特”“施特劳斯”，关系到对现代知识的彻底失望，即只能走回头路，回到古代思想的绝对开端。换句话说，一切现代性的努力不仅是徒劳的，而且是根本错误的、毫无出路的。当真如此？还是意在别处？如何回应？
    案头的工作在私下紧张地进行着。2000年冬，直到转来了哈佛朋友关于施特劳斯的“读书札记”，我们才决定以最快的速度将朋友们的不同理解、不同取向结集出版。于是有了《启示与理性：从苏格拉底、尼采到施特劳斯》，同时把我的感想写在“编后记”中。我把它看作是朋友内部讨论的一次公开，当然以各方的认可为前提。
    书出来后，讨论在继续，或书信，或电子邮件，据说还有《书屋》上更热烈的“批评”。
    其他论点的对立或许有遥远的性质，但有一点我却有极为切近的感受，那就是，无论是对知识，对陈述这知识的知识人，还是对陈述本身的词语选择以及这词语选择背后为情绪与气质所推动的立意取向，都带着这知识所要求的尊重、理解与宽容的精神性氛围。一个词“冲突”，一个范畴“一个人”，一个视野“偶在”，不管是哪一种背景、哪一种态度，即便坚硬如门槛，也能期待你的叩问。比如“偶在”，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解释：作“历史偶在”解，乃至转变成“机缘偶在决定论”（在施米特那里）；作“相对主义”解，几乎成为理性主义的宿命（在施特劳斯那里）；作“神义论”解，重新领悟上帝的创世意志，走出人为设定的审美目的论而回复到十字架上苦难与爱的启示（在司各脱那里）；作“悖论式相关的偶在论”解，把“偶在”从实体的附属性、从与必然对立的逻辑性、从排列在时间秩序中的连续点积的摇摆性等中还原到最基本的存在状况——本体论差异即悖论（在海德格尔、卢曼那里）。所有这些，在所谓“词语之争”背后跳动的是“古今之争”。从某种习俗的上光看，它是不折不扣的“生存之争”。然而，正是在这最容易滑向不折不扣的“生存之争”的“词语之争”或“古今之争”中，每一种知识的陈述，知识人都在它环抱的知识域中聆听得很久很久了，因而笔下的取舍间或在逼人的气势中有独断的嫌疑，仍带着蕴涵下去的关照接纳，从而成为知识或生存的净化、松动和敞开。
    我是个一直关注“情绪与语式”的人，可以想象，在读着它们各式各样语式时的那一份“久违”的心情，使我仿佛得已不知是“一个过去了的时代”，还是“一个尚未到来的时代”又来到了我的身边。
    其实，知识都在知识中或文本中，哪里非得在人中呢？除非人把知识当作自己唯一的生存手段而把自己仅仅叫作“知识人”，他才把这功利化的知识同自己的生命连成一体而将自己也功利化了。这时，知识的是非对错几等于知识人的好坏善恶连体不分。所以，今天许多的知识讨论才变成了看台下的角斗场，非你死我活不得罢休。
    每种知识对于知识人说来就是一种生存方式。但知识绝不是生存的手段。知识一旦完全脱离了德性的修养，而仅仅是获取欲望和利益的手段时，知识和知识人自己，也就欲望化、工具化了。
    回到知识的德性，意味着知识人的不把手段、目的、欲望封闭起来——也就是不把自己对象化为手段、目的、欲望——的更广泛的要求，在超越或固守的意义上，它就是一种精神性的要求。
    它无疑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