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与偶像
    在整个当代艺术的语境从“政治先锋派”向“艺术先锋派”倾斜的过程中，艾未未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政治先锋派”的颓势，有意思的是他年少时曾经身为“星星画会”的一员。只是在若干年后的今天，他已经不愿意承认自己当初以几张江南水乡情调的绘画参加过这个团体的展览，在回顾“星星”画展的时候，他称之为“根本可以忘记的一件事”。事情真的如此吗？在我看来，假如没有那个年代赋予他的经验，以及没有他特殊的身世在客观上给予的保护，他或许不会成为一位老练的政治艺术家。
    尹朝阳/看到毛主席那天电闪雷鸣风云激荡/布面油画/210x350cm/2003
    早期的政治先锋派经过了观念艺术和新生媒介的转化塑造了今天的艾未未，尽管他在美国期间忙于生存而未留下太多的作品，但他确实研究到了杜尚，根据他朋友的转述，我们得知他在那段时期经常翻阅一本杜尚的传记。此外，我们还可以猜想他在纽约能够了解到美国战后一代的艺术思维和策略。1993年他回到中国，并且在1994、1995年左右编辑出版了《黑皮书》和《白皮书》，这些地下刊物译载的科瑟斯（joseph kosuth）和杜尚的理论文献，对于观念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广泛影响，刊物中所介绍的包括装置、行为等艺术实验以黑白照片出现，呈现出一种半独立的图片形态，直接刺激了中国摄影的当代化趋向。事实上，从纽约开始直到回北京之后，艾未未自己也曾创作过不少摄影作品，在《1994年6月》中，一个女人在天安门城楼面前掀起裙子，露出了下体，这件作品令人联想到罗兰·巴特所言的“将臀部露给政治之父看”的名言，不过，艾未未显然不满足于以“悦与醉”的方式进行文本以内的挑衅，他后来的策略更像延续了早期摄影中对权力化建筑竖中指的、简单直接的行动化表达，真正令他来到国际艺术舞台聚光灯下的是他2007年参加卡塞尔文献展的《童话》。
    艾未未将通过网络募集到的一千零一个中国人送到这届文献展上，让他们相对自由地活动在异域的陌生环境中，并且通过摄像机记录下他们的行为与反应。素材的庞大导致了后期剪接的困难，尽管这项工作迄今一直未能完成，然而，当时的现场已经产生了轰动性的效应，从那时候起，他坐落在草场地的工作室就开始成为外国记者、策展人和无数崇拜者的朝圣地了。
    艾未未/1994年6月/121cmx155cm/摄影/1994
    艾未未/童话/2007
    艾未未/童话/2007
    《童话》赋予了艾未未一个近乎神话的地位，在随后的创作之中，他不断地增添政治挑衅的砝码，最为激烈的表达是记录他在成都与警察产生冲突的《老妈蹄花》（2009年），这件录像作品是纪录性的。事实上，艾未未的创作并没有个人语言的建构，或者说，它们本身作为作品的存在并不重要，构成其核心的只有一个目标，即它们都是围绕着对一条边界的忍耐力的底限而进行的，那就是官方的态度。在艾未未的意识当中一定也包含了这样的预期，他曾经向家人谈论过入狱的预感。从很大程度上，他所做的一切的最终意义也有待被对立面确立。
    台湾策展人高千惠在2007年到“艾未未的草场地”拜访他之后，写下了她对于“艾神”的印象：
    艾未未的作品如果脱离“艾未未”的加持，用“作品的主体性”来看，它们在视觉艺术史及观念史上并无新见。他是一位集成者，但它们具有一种艾未未式的危险美学品味，也很合于当代艺术左右兼融的批判与创意表现。因为是“艾未未”，所以显得精彩。
    艾未未/老妈蹄花/影像/2009
    艾未未/葵花子/陶瓷/2013
    确实，艾未未的创作语言几乎都可以从艺术史或他的朋友那里找到出处，例如他在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涡轮大厅展览的“葵花籽”（2010年），很容易会令人联想到菲力克斯·冈萨雷茨–托里斯（felix gonzalez-torres）将糖果变身为糖纸堆的手法，只是每当艾未未这样做时，他强烈的政治性不啻一种在他人的语言里签名的权力，他的那些作品不仅可以被容忍，而且还被尊崇为最具煽动力的当代艺术表现。在这里，当代艺术的自我定义越发变得令人困惑，我们要问，当代艺术如此渴求超越自身的主体性，期冀将最敏感的社会性议题包容在自己的空间里，视自身为现实最前沿的舆论方式和“激进主义的避难所”，这本身是否就是对于权力、聚光灯和偶像崇拜的一种欲求？这种欲求或许正如斯特拉布拉斯在谈及西方主要双年展策展人的游牧状态时所说的，“恰如企业主管环游全球寻找新的市场”，他们寻找的是“对一个跨国乌托邦的惊鸿一瞥”，“要让全球化艺术与当地艺术家和环境建立起具有建设性的联系，让艺术成为一种介入性的空间，这样的空间会逐步削弱那些同种族国家——尤其是单一民族国家——政权存在的根基”。
    来得意味深长的是，艾未未超级偶像地位的获取正是他的对立面所给予的，当2011年艾未未最终因为个人税务问题而入狱时，他在国际艺术领域的地位越发不可动摇。一篇来自中国环球网的评论说：“艾未未是中国崛起的受益者”，“时代使他们站在了西方与中国战略博弈的特殊位置上，他们既不像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反体制者那样孤独、有生命危险，也不像小国的政治不合作者那样被西方轻视。”而对于艾未未来说，他就是要成为这一战略博弈的载体，冷战的年代虽然已经结束，在中国与西方的天平上，这个基座仍然是由冷战的历史铸就的，尽管在新的格局里经济利益成为了主导性力量，但西方始终在谴责和质疑中国现行的权力制度，并且视中国为最后的、也是最庞大的意识形态堡垒，当艾未未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份从中国内部发出“民主之声”时，西方当然会敞开怀抱接纳这位英雄式的人物。
    艾未未/sacred/装置/2013
    “我是一件现成品，我的文化背景和政治情境都是现成品。中国是一件现成品。”当艾未未这样表达时，事情也许就变得更清楚了。但是，从他身上呈现出来的最有意味的东西，是他对于自我的反讽，而这种反讽是如此地难以被质疑，这是艾未未显然了解他自己的局限，并且，将这一局限转化为人格魅力的一部分，他说：“如果要在我的墓碑上刻一行字，应该写的是——一个经典的人格分裂者，他代表了那个时代所有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