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理切片上的群星
    昨天深夜，我突然醒过来。窗外黑乎乎的，连最后一颗星也隐去了。我的脑海中不知怎的竟回旋着几个词———“北大荒”“精神病”“知青”。我想再睡一会，却被一种不知来由的寒意所拦截。天快亮时，忽然想起几天前在报上读过一篇纪实文字，上云：东北某市的一家医院在前年专门成立了“知青科”，收治来自北大荒的五十多名知青，他们竟然都身患精神分裂症。另外被我记住的，是从这座城市边缘流过的松花江距这家医院不远，自然距“知青科”病区也不远。
    没想到，几天过去了，这件事依然烙在心头无法抹去。仿佛在黑暗中摸索无意碰响了一把旧琴，内心的弦索被猛地拨动。我经历过知青的年代，不过那时已是“文革”末期，不久就迎来了第一轮知青返城潮，紧接着恢复高考，巨大的时代涡轮重新筛淘这一批批过江之鲫。尽管“北大荒”对我而言是陌生而遥远的，但在深夜里，这些词如同北国屋檐下悬垂的幽蓝的冰溜子，凝集着《国际歌》般久远而严酷的岁月风尘。
    如今，他们仿佛是从一个黑暗的世界里突然跑出来，非常不适应地怔在那儿。新鲜的、隔世的阳光强烈而炫目。几十年前，“知青”是使用频率最高的热词之一。而今天，你只能在北方某个城市的医院看到这个特殊的词组：“知青科”。我承认我被这个词组炮烙了一下。这个被包扎的旧词，看上去有点像新的了。在这个世界的所有医院里，“知青科”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医院里的分科是与身体各部位或病理学分类相关的，诸如“五官科”“胸外科”“骨科”“肿瘤科”。而“知青科”既指向一种特殊的群体，也带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病理学色彩。
    谁也无法想象，在“知青”这个词淡化了几十年后，“知青”会与“科”这个词素粘合在一起。而他们就活在“知青”与“科”之间，在那细狭而晦暗的词素间苟延残喘。他们穿着清一色的、带暗条纹的病服，不是枯坐在蓝色长凳上喃喃自语，就是蜷坐在病房一角企望被阳光短暂地“明媚”一下。“知青科”里那单调、僵冷、净洁的白色，对他们而言永远像世纪深处的积雪无法融化。他们有时也试图说一段原始场景，可一出口就丢失了许多细节。他们喜欢诗歌，偶尔也朗诵普希金，尤其喜欢那句“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他们是那个疯狂年代最终的、最底层的、最肉体的承受者，是最没有话语权的、最孤弱的存在个体。而如今，他们只是“知青科”中的一个词素，不再是当年那个热血澎湃的青春单词了。只有夜晚是个例外。那时候所有的大夫都睡熟了，注射器和电棍睡熟了，贪官们也睡熟了，绳索也睡熟了，“知青”这个词素仍会从“知青科”中走出来，彳亍在深夜里，像幽灵一样弄出微响，将这个或那个也做过知青的人惊醒。
    印象最深的是一首叫《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的诗，“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动；/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手中。……//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想一把抓住他的衣领，/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因为这是我的北京，/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诗作者郭路生也是知青，后来也患有精神分裂症。这首写于一九六八年的诗，你找不到一点红色豪情的痕迹，充溢的却是临别的感伤、撕心裂肺的痛苦和晚雾般的迷茫。他的诗因此遭受批判，但仍在朋友圈及知青群体中传抄并流布全国。
    作为一代人的青春献祭，“知青”已尘封在历史深处。这五十多个病者，没想到自己成了那个历史称谓在当下仅存的实体———“知青”仍是他们的身份。你可以说他们是被那个时代劫持的人质。现在他们被放回来了……没有表情也没有记忆地回来了。这些头发花白、动作麻木、滞缓的迟暮者，从红色运动的弄潮儿到开放年代的弃儿，经历了巨大而不可思议的历史裂变。“好的声望是永远找不开的钞票，坏的名声是永远挣不脱的枷锁。”（郭路生的诗），“好的声望”和“坏的名声”对他们一点也不“分裂”，并伴随他们一起在水中煮过，在火中炼过。
    没有人认识他们。生活在新世纪阳光下的小字辈不知道他们，他们的父辈作为一个整体已纷纷凋零，他们的同辈早已改变了身份而成了新时代的幸福者。这注定了他们是那个时代仅存的零余者。
    “知青科”向我显现出类似时光漏斗之物。那些零散在北大荒的精神病患者，从这奇特漏斗中被集结到一个特殊的场域。一晃四十年过去了。很少有人将“知青”这种身份保持至今，也很少有知青将“北大荒”作为第二故乡持守终生。而他们正是这样一群人。这并非因为他们比别人更高尚，更纯粹，而是因为他们在新时代的过滤器下再度沦为底层。但这种“沦为”仍与那个疯狂的年代有关。他们至少经历过两种疯狂：一种是为红色乌托邦而疯狂，那是一种不惜代价、不计后果的集体疯狂；另一种是为前一种疯狂而疯狂———病理学意义上的疯狂。这后一种疯狂正是前一种疯狂的深度见证。在“知青科”白色病房里，他们必须按时服用镇定药。至于前一种疯狂仍缺乏特效药，它改头换面地在“爱国”的名义下极尽狂躁之能事。
    与“战争综合征”不一样的是，“知青综合征”似乎必经相对漫长的时间，才能在世人慢慢淡忘和时间的掩埋中突然发作。他们得病原因各不相同，有的开拖拉机轧过一捆稻草，却断定自己轧死了人，精神从此失常；有的因其他知青回城了，突然发了疯。其共同病症之一是严重失忆：既记不清哪一年去北大荒，也记不得故乡父母的确切住址，倘或记起某件往事，也不过是分裂成碎片的幻象而已。从病理学上说，他们是不宜或不能回忆的，遗忘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事情。即使你对他们提起过去的事情，也很难引起他们的共鸣，他们不是摇摇头，就是在听别人说故事。但“知青科”注定是一种特殊的记忆方式，它以一群精神病患者向世人讲述一个年代，又以一种特殊的病症反照当下这个年代。
    “知青科”在我看来更是一种言词的粘连与聚集。那个时代所有喧嚣的热词归于沉寂了。只剩下“知青”与“科”重新粘接在一起，构成一个过往年代投射在今日的奇特镜像。与其说这是一群来自过去年代的精神病患者，不如说“知青科”本身已构成了一种病理性切片：在前一种疯狂里，你不难看到当下这个奢华低俗的社会所缺失的东西———那种为理想而献身的纯洁和激情。在后一种疯狂里，你可以看到那个清除个体的狂热时代最终给生命个体造成的伤害。命运的不公表现在，他们是在以一种清除个人的集团状态（那时根本没有个体可言）中来承担乌托邦疯狂的，而当乌托邦破灭群体作碎片迸散时，“北大荒”现场只剩下他们被时代痛楚地剥离下来的存在个体，以及由孤单个体来承担疯狂所带来的一切遗弃和厄运。在集团价值高于一切的社会，个体受到的伤害却长期没有他们为之献身的集团对此负责。他们患病后，有的被家人送进精神病院，有的被关进肮脏的黑屋，用铁链锁在窗柱上，更多的遭到家人无可奈何的背弃。在经历幽囚、出走、流浪和遗弃等种种磨难后，他们最后才辗转来到“知青科”。
    以郭路生为例。在他身上过去存在着精神分裂，而现在则存在着两个人的分裂：患精神病的知青诗人郭路生，和被权力改塑成人权先驱的食指。一九七九年郭路生写下代表作《疯狗———致奢谈人权的人们》，并开始使用笔名“食指”。据称，该诗“对生存本体反思的哲学深度，被评论界认为足以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某些作品相提并论”。
    受够无情的戏弄之后，/我不再把自己当人看，/仿佛我成了一条疯狗，/漫无目的地游荡人间。//我还不是一条疯狗，/不必为饥寒去冒风险，/为此我希望成条疯狗，/更深刻地体验生存的艰难。//我还不如一条疯狗！/狗急它能跳出墙院，/而我只能默默地忍受，/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假如我真的成条疯狗/就能挣脱这无情的锁链，/那么我将毫不迟疑地，/放弃所谓神圣的人权。
    然而，有关这首诗的诠释一直存在争议。自由派认为它是中国民间最早的人权宣言，并在二○○八年将《中国自由文化·诗奖》授予诗人食指；新左派认为副标题已揭示了本诗的主旨，即诗人仍抱持红卫兵的老左派立场，对“奢谈人权的人们”进行嘲讽；怀疑派认为它只传达了“一种政治糊涂主义和红卫兵中人、一些失落者的哀叹”，食指不配“成为一代诗宗和中国之惠特曼”。
    笔者认为，作者的意图既不是坚持红卫兵的老左派立场批驳“人权”，也不是自由派所竭力拔高的人权宣言，而是一个身陷其中的病患者对个人存在的痛切传达。所有的解读都忽略了这首诗写于郭路生患精神病（即一九七二年）七年之后，诗人作为精神病患者在社会和病院所遭受的磨难。在那个时代，“疯子”受到的歧视是今人难以想象的。第一节准确概括了入精神病院前受尽戏辱的体验，第二三节是写关进牢狱般的精神病院后，痛陈“我还不是一条疯狗”到“我还不如一条疯狗”的苦楚和辛酸，那是一种失去人身自由的痛苦。争论最大的还是最后一节及结句，“无情的锁链”暗含的诠释空间太大。其实，“无情的锁链”在诗人眼里是具体的，“疯子”在社会上（包括在病院）遭到家人捆绑、关进黑屋甚至致残致死，是常有的事。诗人郭路生在病院写下这首诗，充满了对这种“非人对待”的病理性仇恨。即便到了九十年代，郭路生在诗中表达的愤怒仍未消减，“有时止不住想发泄愤怒/可那后果却不堪设想……/天呵，为何一次又一次地/让我在疯人院消磨时光！”（《在精神病院》）对他而言，那些被阔论的“人权”简直就是一种“奢谈”，对改变病院内外像他这样的生存者毫无用处。“放弃所谓神圣的人权”既是对“人不如狗”的呼应，也是对“奢谈人权的人们”的嘲弄。这首诗显然存在一个悖论：作者愤懑地指斥那些“奢谈人权的人们”，但整首诗所陈述的却与“奢谈人权的人们”的目标并无二致，精神病患者“人不如狗”的境遇呈现的正是一种非人权状态。这已不是你“放弃所谓神圣的人权”的问题，而是你被剥夺“所谓神圣的人权”的问题。诗人愈是以存在本相来指斥“所谓神圣的人权”，便愈是体现了“所谓神圣的人权”的极端重要。这个悖论的出现是作者难以把控的，它既呈现了那个时代大多数人对人权的认识水准，也呈现了作者当时处于半疯癫或即便不疯癫但性格偏执的状态。
    在当今中国，食指及作品成为各派争夺话语权的对象。透过这话语肿胀的病理性切片，人们看到的只是成名后淹没在各派涂抹中的诗人食指，却很难看到那个患分裂症的知青诗人郭路生。据说编辑《食指卷》时，他的不少作品被删除，如长诗《献给参加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话剧《历史的一页》（再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等，而《海洋三部曲》中的第三部曲，原创标题是《献给红卫兵战友》，则被改为《给朋友们》。还有秧歌派风格的《红旗渠》、《南京长江大桥》等诗在删改时，遭到郭路生的拒绝才得以保留下来。既然他们能把一个多难的“知青诗人”改塑成“人权斗士”，那么食指距离那个拥有无数粉丝的“超男”还有多远？
    郭路生或食指只属于那一段历史。那么跟郭路生相比，“知青科”中的“知青”是幸运抑或不幸？在我看来，他们共同的不幸也许正在于不论在哪个时代，他们都必须面对不同的病理性切片———他们自己的切片但布满了时代的病灶和阴影，权力话语的切片但蠕动着他们宛如幽灵的身影。谁敢说当代的“群星”们，在若干年后不会成为必通过病理性切片才能辨认的“星群”？然而比起那些异见者或上访者被体制权力当作疯子关进精神病院，他们算是比较幸运了。媒体近爆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县大刘乡政府，将多次上访的徐林东关进漯河市精神病院达六年半之久，就是许多案例中最恶劣的一例。
    许多年淌过去了。得势的和不得势的人物都淌远了。在不知蜕了几次皮的喧嚣的世界里，他们出现了，从那个被遗忘的黑暗的隧洞口走来了。看上去他们像是最后抵达这个时代的一群，似乎刚刚听到那个“集结号”。有人不禁要问：他们这一群是来自遥远荒寒、狼嗥四起的北大荒，还是来自那个在影视里被演绎得辉煌的北大荒？“文革”结束后，有一批知青幸运地成了大学骄子、富商、“洋插队”博士，后来又成了“海龟”、教授、董事长。在长篇传记和影视剧里，“北大荒”往往成了传奇的起点，成了世人惊羡的红色年代的天堂，成了回忆“激情燃烧的年代”不可或缺的象征容器。而如今，他们出现了，以无传奇的、衰老而病态的样子出现在报纸版面上。阳光照在那布满皱纹、松弛而黯淡的脸上，曾经激情喷射的双眼已近乎枯干。
    他们注定这一辈子走不出北大荒。尽管他们来到远离北大荒的地方，但他们内心的深渊注定回荡着北大荒的风雪和记忆，他们的根须仍死死地纠结在那儿。“知青”注定是他们一生的刺青，或者铭刻在骨子里的另一胎记。如果“北大荒”不幸成了超级神话的“象征容器”，那么，这些精神病患者仍将充当那个无法看见的最下层最悲凉的黑暗底座。而笔者把他们看作最后一批从旧时代壕沟撤下来的战士。尽管出于迫不得已或岁月的诡计，他们毕竟坚守到了最后！因此所有活着的人都应该向他们致敬。
    二○一○年四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