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按照传统的文学史定位，在日本现代文学谱系中，中岛敦绝非最惹人注目的存在。长期以来，在谈论中岛敦文学的价值时，其更多地被贴上了政治正确性的光环，被视作“艺术的抵抗”一派。在“二战”时跻身文坛的中岛敦，在某种意义上契合了“二战后”日本文学史书写的需要。因为战争结束后，对作家战争责任的清算成了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为了扩大“反战”文人的阵容，中岛敦算是临时“统战”对象，多少有被绑架之嫌，被牵强地贴上了如是标签。从事后的角度来看，在战时“国策”的高压状态下，以飞蛾扑火般的勇气与时局抗争的作家其实是寥寥无几的。所以，不必刻意以是否反战为标准来评判一个作家的文学成就。被如此定位的中岛敦连连遭遇尴尬，出现了穿帮的迹象。事实上，近年来在中日学界也对其“反战”的姿态多有质疑的声音。从总体上说，中岛敦还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毕竟他没有实际到过战场，也没有为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摇旗呐喊。
    基于以上的认识，为中岛敦解除“反战”标签，重估中岛敦文学的内在价值，就成了笔者20年来研究中岛敦的基本姿态。中岛敦英年早逝，其文学创作时间极其短暂，文学思想还没有来得及充分展开就匆匆谢幕了。但从他留下来的文学遗产来看，给后来的读者留下了两点深刻的印象：文体硬朗高迈，思想隽永深刻。前者源于他的汉学家世及其对中国古典的深刻理解；后者的养成与其生活的阴暗年代及其良好的西学教养有着密切的联系。
    正如中岛敦《古谭》《古俗》等作品名所示，他力图以源远流长且具有中国文学特色的“稗史”“古谭”的形式，来对抗以描写世态人情为主旨的“小说”（novel）。在中岛敦那里，毋宁说在被“小说”的现代性所压抑的“古谭”“古俗”这一古老的东方式的“文”的构造中，充满了言说现代人所遭遇的疏离感的张力。既然谈论的是“古”，上下几千年可以放在瞬间来呈现；既然采取的是“谭”的方式，魍魉魑魅也就可以无所不包。时间的暧昧性与叙事姿态的开放性，或许能有效地切中现代人所背负的荒诞的宿命。换言之，中岛敦的文学是要通过古老的形式，来讲述现代人的命运。这也就不难理解中岛敦的《狼疾记》《变色龙日记》《悟净出世》及《悟净叹异》等诸多作品，完全可以作为思想小说来阅读的理由了。而我对于中岛敦的关注，也主要集中在这个视域里，试图循着这个方向，来开掘其文学的水脉及魅力。
    大概是在1994年的下半年，我偶然读到一篇介绍中岛敦的文章，留下了较深的印象。1998年春天，我的朋友三木彬嗣从东京来宁波，送我三卷本筑摩书房版文库本《中岛敦全集》。这套文库本基本上收齐了中岛敦的重要作品。由此，我得以较为系统地接触到中岛敦文学。1999年3月，我留学东京外国语大学，并把中岛敦作为研究对象。读书之余，我还曾到过久喜、横滨等地，实地感受孕育了作家的精神风土。这些年来，我的研究主要是以日本近现代文学为中心在展开，无疑，中岛敦研究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2011年8月，我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出版了《中岛敦文学的比较研究》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这大概是在国内出版的最早研究中岛敦的专著。那本书从比较文学的角度，钩稽中日史料，考察了中岛敦文学中具有形而上学性的怀疑主义的特质。该书既是我对中岛敦的献礼，也可以视作我此前研究中岛敦的一个总结。可是，就在我的中岛敦研究告一段落时，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变故”。2011年7月，我以中岛敦研究为题申请的国家社科项目获批。这让我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关于中岛敦，我觉得自己该说的话都已说尽，但为了完成项目，我又必须重新“出山”。
    2009年，中岛敦迎来百年生诞。在日本学界掀起了一股“中岛热”，出版了好几种专著和杂志特辑。我有幸能接触到这些最新成果。2011年之后，我也陆陆续续地读到了不少新的相关论文。日本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进一步强化了我对中岛敦的认识，给了我新的刺激。2012年6月，我很荣幸地接到川村凑教授的邀请，参加他主持的一个小型学术会议。川村教授是日本当下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同时也是筑摩书房最新版中岛敦全集编撰者之一。我当面向川村老师请教了不少问题。会后，宫坂觉教授带我去了位于横滨的神奈川近代文学馆。关于中岛敦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几乎都藏在这个文学馆里，并且很多资料是不对外开放的。得益于宫坂教授的帮助，我有幸看到了这些宝贝，尽可能地做了些调查笔记，并在馆里复印了在外面根本无缘一见的中岛敦的伯父中岛斗南先生的《支那分割的命运》。在这一时期，中岛敦在国内也日渐“走红”，也出现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论文。不少高校的研究生也以中岛敦为研究对象。我自己也时不时收到一些素不相识的青年朋友的来信，说是要向我“请教”中岛敦。作为一个过来人，我真真实实地感到了自身的责任。总之，有了这些内外原因，在经过了一段惶惑期后，我下定决心再次挑战中岛敦研究。
    国家社科项目研究原本设定的是两年时间期限。显然，我过高地估计了自己。两年弹指一挥间。两年过去了，几乎一个字都没有写成。不得已，只好一再拖延，直到2017年夏天才全部写成并勉强交差。从2011—2017年，整整6年时间！在我自己的写作经验中，从没有过如此艰难的时候。在这6年里，除了学术志趣有所转移外，我个人的际遇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曾生病倒下过，也举家从宁波迁徙到了上海，其间的周章狼狈，不必细说；为了谋稻粱，平日里还要忙于繁重的教学任务和世俗杂事，等等。当然，这一切并不能成为替自家护短的理由。我必须承认，虽然历时6年的“打磨”，拙著依然不能尽如人意，也并没有超越上一本著作。毋宁说，此书依然站在前著的延长线上，是对前著所做的局部修正或补强。本书在最终决定出版时，对结题时提交的文本做了高度压缩，毫不留情地砍掉了一些枝蔓。尽管那些被砍掉的内容，恰恰是我当初着力最勤、用心最苦之处。但是，为了维持本著论点的统一性，将其割舍当属明智之举。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对我的关照，在这本书里同样有他们的心血。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儿子秋言君从牙牙学语长成一个聪明可爱的小小少年。孩子天真无邪的笑靥，成了我写完这本书的全部动力。也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樊诗颖女士和王华祖先生，是他们一手促成了本书的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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