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中岛敦与斯蒂文森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1850—1894）于1850年11月13日出生在苏格兰的爱丁堡。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颇有名气的建筑工程师。斯蒂文森自幼身体孱弱多病，这与他的生活道路和英年早逝都有着直接的关联。1867年，斯蒂文森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后来又改学法律，并于1875年取得苏格兰的律师资格证书。但是，斯蒂文森无心于土木工程和法律，在他看来，那不过是奉命学习而已，与自己的志向格格不入。从少年时代起，斯蒂文森就喜欢在原野上漫游，喜欢读书，热衷于诗歌创作。后来，他又曾多次或徒步或乘坐独木舟在英国国内以及在法国、比利时、德国等地旅游，并把所见所闻写成游记，出版了《内河航程》（1878）和《驴背旅程》（1879）等。
    1876年，斯蒂文森在巴黎东南地区的枫丹白露镇，邂逅因为与丈夫感情破裂而处于苦闷之中的美国人芬尼·奥斯本太太，两人产生了恋爱之情并于1880年结婚。19世纪80年代，对于斯蒂文森来说，不仅生活处在一个安定时期，也是一个文学创作的高产期。他一生中尝试过多种体裁的写作，写过不少优美的诗歌和杂文。但是，流传最广的还是那些充满奇异想象、故事情节惊险跌宕的小说。斯蒂文森是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在他看来，现实中的生活是丑陋的，并且显得杂乱无章，不合乎逻辑，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与如此杂乱的生活实态相比，凝练的艺术作品则要明确、完整、合理得多了。基于这样的认识，斯蒂文森主张作家应该去创造新的、美好的生活。19世纪末期的英国已经发展成了老牌殖民帝国，经济力量达到了一个高峰。但是，国内不仅政治氛围肃杀，而且还弥漫着一种世纪末的暮气。为了远离这样灰色而又恶俗的英国，他时常将自己的小说的背景设置在遥远的古代，或搬到了遥远的异国他乡。可以说，历史题材和异国情调为他的天才般的想象力提供了纵横驰骋的广阔的天地，在他的历史题材的作品中，既有描写15世纪蔷薇战争年代里的侠盗复仇记，也有描写18世纪苏格兰高地爱国者的生活斗争等，这些作品赢得了无数读者的追捧。《天方夜谭》（1882）、《金银岛》（1883）、《化身博士》（1886）、《绑架》（1886）、《黑箭》（1888）、《入错棺材死错人》（1889）、《巴伦特雷的少爷》（1889）等脍炙人口的小说，就集中创作于19世纪80年代，这可谓是斯蒂文森文学的爆发期。很难想象的是，这样的奇迹竟然就发生在一个疾病缠身的作家身上。
    通过本文前面的叙述，我们知道中岛敦学识渊博，饱读中国、日本和西洋的文史哲等书籍。从中岛敦横贯中西的学识底蕴来看，他接触斯蒂文森文学应当是在很早的时候了。那么究竟中岛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斯蒂文森的呢？
    在中岛敦动笔于1932年的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北方行》中，有这样一段内容：“在这半年间，他致力于将迄今为止他自己花费了多年在心中勾勒起来的各色各样的艺术家们的肖像销毁或者是从墙壁上剥离下来。如波德莱尔、阿南道尔·弗兰兹、瓦尔特·佩特、埃德加·坡、奥斯卡·王尔德、斯蒂文森、李斯特、列奥巴尔蒂……”此外，在中岛敦写于横滨高等女子学校时期的笔记中有这样的内容：“只读阿南道尔·弗兰兹和斯蒂文森的书，在这些人的书中，我不读他们正儿八经的小说，只限于阅读他们的随笔或者是关于童年时代的回忆这类东西。”在中岛敦创作于1937年左右的和歌集《遍历》48首中，有这样的诗句：“有时候，斯蒂文森潜入我的美梦中，让我如痴如醉”。另外，若查阅中岛敦年谱，会在1940年的条目中发现这样的记载：“6月11日伯父中岛竦没，享年79岁。从夏天开始阅读起r.l.斯蒂文森，并让冰上英广送来三本相关的书籍，开始着手创作《光风梦》（原名为《诗人之死》）。而且也开始阅读关于东方的文献和柏拉图的著作，并作了笔记。”
    值得追问的是，中岛敦为何会对斯蒂文森产生浓厚的兴趣，甚至于要创作一部以他为主人公的小说呢？首先是因为两人都长年为疾病所困，很容易产生同病相怜的感情。中岛敦长期苦于哮喘病的折磨，而斯蒂文森因为结核病经常咯血。
    从上面的表述得知，中岛敦接触斯蒂文森文学，最早可以追溯到1930年他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前后。但是，他有意识地全面深入地阅读斯蒂文森则是在1940年前后的事了。
    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讲，斯蒂文森的文学思想及其表现手法和中岛敦的文学秉性有着较大的一致性，这应该是斯蒂文森最吸引中岛敦的地方。
    斯蒂文森最具盛名的作品当是《金银岛》（又译作《宝岛》）和《化身博士》。仅从这两部代表作就能够清晰地看出斯蒂文森和中岛敦文学之间的雷同性。《金银岛》讲述的是一群海盗在海岛上夺宝的故事，情节惊心动魄。该小说是受到了笛福、华盛顿·欧文、爱伦坡、金斯莱等前辈作家的启发和影响创作而成的。这篇小说的故事可谓是一波三折，波澜跌宕，始终牢牢地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通俗地讲，斯蒂文森特别擅长于经营小说的故事性，这恰恰也是中岛敦所刻意要追求的地方，这只需阅读《古谭》诸篇就能明白。中岛敦在其创作生涯中，一直都在孜孜追求令他心往神驰的中国式的“谭”的世界。正如小森阳一所说：
    正如夏目漱石曾在“英语中所谓的文学”和“汉语中所谓的文学”之间所苦恼过的那样，在“小说”这一汉字俗语中，有其在汉文世界里千百年来被一直使用的独特的意味。那就是通过最下层的官吏来记录的街头巷尾的传说、承传、猎奇性的远古时代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在正史中是绝对不会被记录的。这也就是所谓的“稗官小说”中讲到的“街谈巷议”的意思了。事实上，作为novel或roman的翻译语的“小说”是在以报纸为中心的活字媒体中被催生出来，并成为日本近代文学史中的主流文类的。这样的文学史就是通过活字印刷来大量流布的标准语书写出来的言说，它彻底地压抑了在各个地区被口头传承的传说、风闻、轶闻、传承以及古代的故事。
    也就是说，中岛敦作品的意义非同小可，有为被近代化以来遭受压抑的“谭”这一文类翻案的意味，他要重拾“谭”的叙事方式及故事性，来颠覆一统天下的作为欧美舶来品的“小说”的世界。当然，无论是斯蒂文森还是中岛敦，他们对故事情节的追求，并不妨碍其文学思想的深刻性。比如，中岛敦在《光风梦》中曾借斯蒂文森的口有这样的表白：
    我曾对所谓“没有情节的小说”一事进行过思考，不甚明了。也许是因为我远离文坛太久的缘故吧，我已经理解不了年轻人的说法。就我个人而言，作品之“情节”或“故事”，是犹如脊椎动物之脊椎般的东西。对于“小说中的事件”的藐视，不正是小孩子要硬充成年人时表现出来的一种假象吗？
    围绕着小说的“情节”，在当年的日本文坛曾掀起了谷崎润一郎和芥川龙之介之间的激烈的论战，引发了文坛的物议。从上面的发言中不难看出中岛敦对于此争论所持的立场。在他看来，故事性（情节）乃是文学最为核心的部分，这一观点完全可以在斯蒂文森那些以情节入胜的名作中找到佐证。
    当然，除了故事情节的新奇、诡异之外，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同样存在着耐人寻味的深刻的思想。比如，斯蒂文森的《化身博士》就是这样一部凭借其独特的思想性而屹立在世界文学之林的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斯蒂文森在这篇作品中成功地塑造了分裂的双重人格的典型形象。这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哲基尔和海德是两个独立的人物，具有完全相反的人格特征。但是，这两位貌似独立的人物其实是同一个人，他们截然不同的举止分别代表着同一人物的不同侧面，也就是说他们互为分身。不仅如此，斯蒂文森通过这样一个分裂人物的造型想要阐明的是，如果潜藏在社会精英（哲基尔）体内的魔鬼（海德）占据了上风的话，哲基尔便将面临两种选择：一方面，他可以沉湎于罪恶和堕落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会逐步侵蚀他的灵魂，直到最终毁坏他的全部；另一方面，如果哲基尔对狂躁邪恶的海德失去了控制能力的话，那就只能将其杀死。由于哲基尔和海德同时占据着同一个身体，由于海德的恶力一旦释放出来，就不可避免地会主宰哲基尔的命运。那么，一个为了活下去，另一个就必须死去。所以，哲基尔的自杀是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出路了。从这样的情节我们不难看出，斯蒂文森洞悉了现代人生存的困境。现代人为了要生存下去，必须压抑一部分的本能或个性，这就是现代主义作家们常提到的现代人的异化问题。通过对于人的异化处境的揭示，斯蒂文森强化了人类存在的荒诞性这一重要的命题。毫无疑问，这一命题正好与贯穿在中岛敦全部文学中的“存在的不确定性”这一怀疑主义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中岛敦那里产生了极大的共鸣。
    文学思想和创作手法的一致性，固然是将斯蒂文森和中岛敦连接起来的一个最大的要因，但不可忽视的是，身患疾病的遭遇也是斯蒂文森吸引中岛敦的一个重要原因。两人都身体羸弱，终身为疾病所苦。而且，疾病对他们的文学思想都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可谓是同病相怜。甚至可以说正是疾病培养了他们纤细敏感的精神气质，并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轨迹。斯蒂文森因为身体孱弱的缘故，放弃了从事土木工程和法律的工作，选择了自己心仪的作家生活方式。无独有偶，中岛敦曾直截了当地指出了他之所以选择文学，乃是与他的身体状况有关。比如，《狼疾记》中，中岛敦借小说主人公三造的口这样表白道：
    那时候，他为自己设计了两种具有可能性的生活道路。一个就是所谓的出世——将获得名声地位作为一生的目标而奋斗的生活方式。从一开始，实业家、政治家这一类的角色，从三造自身的气质以及从他所学的专业来说，都不会在考虑之列。结果也就剩下了在学问世界中获取名誉这一件事。可是，尽管如此，为了将来的某一个目的（也许自己还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时就已死去了）而牺牲掉自己每一天的生活，在这一点上要想做学问与想要做政治家、实业家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了；还有一个生活方法就是一概不要去计较获取名声，希望事业有成等问题，只是充实地度过每一天、每一刻就行了。可是，在这种似乎要长霉的陈腐的欧罗巴式的享乐主义中，又添进了几分东洋文人式的拂拭不去的落寞，这是一种极其（现在想来）怯懦的内攻式的生活方式。总之，三造选择了第二种生活方式。现在回想起来，让他选择了如此生活方式的原因就在于他虚弱的身体。时常苦于哮喘、胃病的他，非常清楚自己的寿命不会很长，因而回避了由第一种生活方式所引起的痛苦。
    斯蒂文森大半辈子都忍受着肺结核和神经衰弱的折磨，阴暗潮湿的英国环境对其身体健康极为不利。1887年，斯蒂文森离开欧洲举家迁往美国。1890年之后，他定居在了南太平洋上的萨摩亚的首府阿皮亚。1894年12月3日，斯蒂文森突然中风去世，年仅44岁。第二天，按照他生前的愿望，他的遗体被抬上陡峭的瓦埃亚山，葬在可以俯瞰浩瀚太平洋的地方。一方面，从中岛敦年谱得知，在昭和十五年（1940）时，中岛的哮喘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他一定是对常年饱受肺病折磨的斯蒂文森有了更深的同情和理解。所以，有研究者说：“中岛敦之所以为斯蒂文森所吸引，那是因为正如一直苦于哮喘病的自己一样，斯蒂文森一直在和结核病作斗争，还不时发生咯血，但他却依旧在南海的孤岛上致力于创作。这也是中岛敦对他感到亲近的缘故”；“不用说，斯蒂文森和中岛敦，他们所生活的国度不同，时代也相异，两人各有各的苦恼，可在体质很弱这一点上有共同处，这难道不正是中岛敦对斯蒂文森感兴趣的地方吗？”在中岛敦以斯蒂文森为主人公的小说《光风梦》中有描写斯蒂文森病状的内容：
    他与死近在咫尺。在他捂在剧烈咳嗽的嘴唇的手绢上很少有见不到鲜红血迹的时候。这个尚未成熟的、有些趾高气扬的青年人，只有在意识到死神前来光顾时才带有了一种大彻大悟的高僧般的神情……他已习惯了思考自己的死。毋宁说他要向前迈进一步，甚至有了要和死亡搏斗、打赌的决心。在死亡那双冰冷的手抓住他之前，他计算着自己究竟还能够编织出多少空想和语言的彩绘来，这真是一个非常豪迈的赌博了。他就像一个出发时间紧迫的旅人，有一种被追赶的心情，他心无旁骛地书写着。
    比如，在《光风梦》中还有下面这样的内容：
    自幼就气管极度虚弱的斯蒂文森少年，冬天的时候每到拂晓总会有剧烈的咳嗽发作，使他不能成寐。于是他就从床上爬起来，在奶妈开米的搀扶下，裹着毛毯一直坐在窗边的椅子上。开米和少年并肩而坐，直到他的咳嗽平息为止，两人都各自沉默着，一直盯着外面看。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外面赫利沃特大街上还是夜色深沉，稀稀拉拉的街灯发出朦胧而又惨白的光。不久之后就传来了汽车的鸣响声，去往市场的运载蔬菜的马车来来往往的，吐着白色的空气从他家的窗前扬长而过。
    这样的描写，可以说完全是中岛敦自身经历的忠实的翻版，中岛敦的夫人曾有过这样的回忆：
    不管怎么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中岛的哮喘了。哮喘发作的时候，因为注射了麻醉剂的缘故，头会很疼，平常积攒起来的所有烦恼就会一下子爆炸开来，他痛得会在屋里直打滚，我们也只好在旁边干瞪眼了……每年从11月初到次年3月底是最痛苦的时候。可是当哮喘发作平息下来之后，他就会坐在大大敞开的窗边，一边仰望着夜空，一边喃喃自语道：“好美啊，多么晴朗的夜色，看到了卯星，看到了天狼星……”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斯蒂文森在南洋群岛超然的生活态度以及他对欧美殖民帝国的批判意识等，同样成了中岛敦景仰他的重要原因。事实上，中岛敦由于其独特的生活经历，通过在日本殖民统治地区的生活经历，已经获得了与斯蒂文森相同的批判视角。自19世纪末期以来，欧美帝国主义势力相继入侵萨摩亚压榨当地原住民。斯蒂文森十分同情原住民的处境，支持萨摩亚人民的反抗斗争，这使得他赢得了岛民深深的敬爱。如果再结合中岛敦于1940年创作《光风梦》这一事实来看，其中的寓意也是值得玩味的。1940年正是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战争陷入泥潭不能自拔之时，太平洋战争一触即发。其时，所谓的“国策文学”甚嚣尘上。在这样的高压时期，中岛敦大胆地以一个批判欧美殖民主义罪恶的作家为主人公来从事创作，间接地批判了日本殖民统治的野蛮性。
    文学评论家浜川胜彦的见解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线索：
    中岛敦为何要在昭和十年代的后半期选择以斯蒂文森的后半生生活为素材来创作呢？换言之，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夕，（该小说撰写的时间当是在1940年的下半年至翌年的6月左右）他为什么斗胆地选择了写作敌对国的作家呢？当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关于萨摩亚纷争中的斯蒂文森的见解和据此进行创作的中岛的姿态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区别，我想在这样的区别中正好就隐藏着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了。
    姑且不论浜川所提到的中岛敦和斯蒂文森对于萨摩亚纷争看法的异同，不管怎样，浜川是看出了中岛敦正是要通过斯蒂文森对于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批判，来表达他本人对于那场迫在眉睫的“大东亚圣战”的背向立场。浜川胜彦接着他前面的发言，进一步地指出：“如果说在中岛敦在关于萨摩亚战争的描述中，隐藏着他对于那场即将来临的愚蠢而又可悲的战争的预见和批判的话，那么他为何一定要写《光风梦》这部作品的答案就不辨自明了。”
    综上所述，斯蒂文森是一个对中岛敦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外国作家。两个人不仅在身体状况、精神气质、文学观上有共同之处，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具有对时事进行批判的视角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