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一九二七——中华民国十六——年的年头和一九二六年的年尾，沪杭一带充满了风声鹤唳的白色恐怖的空气。在党的铁律指导下的国民革命军，各地都受了工农老百姓的暗助，已经越过了仙霞岭，一步一步的逼近杭州来了。
    阳历元旦以后，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路军，真如破竹般地直到了杭州，浙江已经成了一个遍地红旗的区域了。这时候淞沪的一隅，还在旧军阀孙传芳的残部的手中，但是一夕数惊，旧军阀早已经感到了他们的末日的将至了。
    处身于这一种政治大变革的危急之中，托庇在外国帝国主义旗帜下的一般上海的大小资产阶级，和洋商买办之类，还悠悠地在送灶谢年，预备过他们的旧历的除夕和旧历的元旦。
    醉生梦死，服务于上海的一家大金融资本家的银行里的郑秀岳他们的房东，到了旧历的除夕夜半，也在客厅上摆下了一桌盛大的筵席，在招请他的房客全体去吃年夜饭，这一天系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日，天气阴晴，是晚来欲雪的样子。
    郑秀岳她们的一家，在炉火熔熔，电光灼灼的席面上坐定的时候，楼上的那一位吴先生，还不肯下来。等面团身胖，嗓音洪亮的那一位房东向楼上大喊了几声之后，他才慢慢地走落了楼。房东替他和郑去非及郑秀岳介绍的时候，他只低下了头，涨红了脸，说了几句什么也听不出来的低声的话。这房东本来是和他同乡，身体魁伟，面色红艳，说了一句话，总容易惹人家哄笑。在他介绍的时候说：
    “这一位吴先生，是我们的同乡，在我们这里住了两年了，叫吴一粟，系在某某书馆编妇女杂志的。郑小姐，你倒很可以和他做做朋友，因为他的脾气象是一位小姐。你看他的脸涨得多么红？我们内人有几次去调戏他的时候，他简直会哭出来。”
    房东太太却佯嗔假怒地骂起她的男人来了：
    “你不要胡说，今朝是大年夜头。噢！你看吴先生已经把你弄得难为情极了。”一场笑语，说得大家都呵呵大笑了起来。
    郑秀岳在吃饭的时候，冷静地看了他好几眼，而他却只低下了头，一句话也不说，尽在吃饭。酒，他是不喝的。郑去非和房主人的戴次山正在浅斟低酌的中间，他却早已把碗筷搁下，吃完了饭，默坐在那里了。
    这一天晚上，郑去非于喝了几杯酒后，居然兴致大发，自家说了一阵过去的经历以后，便和房东戴次山谈论起时局来。末后注意到了吴一粟的沉默无言，低头危坐在那里，他就又把话牵了回来，详细地问及了吴一粟的身世。
    但他问三句，吴一粟顶多只答一句，倒还是房主人的戴次山代他回答得多些。
    他和戴次山虽是宁波的大同乡，然而本来也是不认识的。戴次山于两年前同这回一样，于登报招寻同住者的时候，因为他的资格身分很合，所以才应许他搬进来同住。他的父母早故了，财产是没有的，到宁波的四中毕业为止，一切学费之类，都由他的一位叔父也系在某书馆里当编辑的吴卓人负责的。现在吴卓人上山东去做女师校长去了，所以他只剩了一个人，在上海。那妇女杂志，本来是由吴卓人主编的。但他于中学毕业之后，因为无力再进大学，便由吴卓人的尽力，进了这某书馆而充作校对，过了二年，升了一级，就算升作了小编辑而去帮助他的叔父，从事于编辑妇女杂志。两年前他叔父去做校长去了，所以这妇女杂志现在名义上虽则仍说是吴卓人主编，但实际上则只有他在那里主持。
    这便是郑去非向他盘问，而大半系由戴次山替他代答的吴一粟的身世。
    郑秀岳听到了吴卓人这名字，心里倒动了一动。因为这名字，是她和冯世芬要好的时候，常在杂志上看熟的名字。妇女杂志，在她们学校里定阅的人也是很多。听到了这些，她心里倒后悔起来了，因为自从冯世芬走后，这一年多中间。她只在为情事而颠倒，书也少读了，杂志也不看了，所以对于中国文化界和妇女界的事情，她简直什么也不知道了。当她父亲在和吴一粟说话的中间，她静静儿的注视着他那腼腆不敢抬头的脸，心里倒也下了一个向上的决心。
    “我以后就多读一点书罢！多识一点时务罢！有这样的同居者近在咫尺，这一个机会倒不可错过，或者也许比进大学还强得多哩。”
    当她正是混混然心里在那么想着的时候，她父亲和戴次山的谈话，却忽而转向了她的身上。
    “小女过了年也十七岁了，虽说已在女校毕了业，但真还是一个什么也不知的小孩子。以后的升学问题之类，正要戴先生和吴先生指教才对哩。”
    听到了这一句话，吴一粟才举了举头，很快很快地向她看了一眼。今晚上郑秀岳已经注意了他这么的半晚了，但他的看她，这却还是第一次。
    这一顿年夜饭，直到了午前一点多钟方才散席。散席后吴一粟马上上楼去了，而郑秀岳的父母，和戴次山的夫妇却又于饭后打了四圈牌。在打牌闲话的中间，郑秀岳本来是坐在她母亲的边上看打牌的，但因为房东主人，于不经意中说起了替她做媒的话，她倒也觉得有些害起羞来了，便走回了厢房前面的她的那间卧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