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两年来敌我之经济与政治
    敌人自从“七七”以来，到本年度会计年度终结时止，已经和将支出的军费约共一百七十五万万元有奇。
    一九三七年，一般军事费十四万一千万元，临时军事费二十五万五千万元，共三十九万六千万元。
    一九三八年度，一般军事费十二万五千万元，临时军事费四十八万五千万元，共六十一万万元。
    一九三九年度，一般军事费十一万五千万元，追加军事费九万一千万元，临时军事费四十六万零五百万元，外国库开支七万万元，共七十三万六千余万元。
    这是从他们公开标明的军事费中积算下来的数字。此外更有与军事有关，当局为避免百姓的诽议，而改头换面，从预算项下支出的，如厚生省的伤兵疗养费，农林省的马政费，工商省的军需贸易补助费之类统计起来，当不会比二十万万元更少的。
    所以，我们说得简略一点，就可以说是敌自发动侵略战争以来，已经用去了二百万万元的军费了。而其他的行政经费，及一般预算当然还不计在内。譬如一九三九（本年）年度的预算全部就有一百十一万五百万元，其中是包括其他的政费等在内的。
    大家都知道，日本是一个先天不足，专赖轻工业和不正当营业以维持命脉的国家，这庞大的支出，当然要靠发行公债（国内的，因对国际，敌全无信用），剧增租税，滥发国家银行不兑换纸币，限制入口货，强迫百姓节衣缩食，和强制百姓储蓄这种种方法来挖肉补疮。
    敌国的内外公债，截至一九三八年末止，已累积至一百七十万万元了，再加以一九三九年度，汇合起来而不得不发行的内债八十万万元，合计内外公债，已达两百五十万万元之数。我们总该记得，敌理财名家高桥是清翁百万元公债可以使日本破产之语，现在则这破产限额的公债，已经超出了一倍又半。
    敌国公债的承销，完全是由国家银行及其他的邮政储金局与地方银行等负担的；所以发行公债的结果，无异于纸币的滥发，结果自然终到了通货恶性膨胀的地步。
    因这恶性通货膨胀而起的物价飞涨，生活不安，早已为敌国举国上下的一大问题。去年则限制人民购买货物，变成一人一物的制度，结果弄得八十岁的老妪老翁和三岁的小儿女，也不得不到商店中去充数购买。今年又施行物价统制的强制执行，致弄得黑市横行，货物质料粗劣到不能再劣的境地。
    对国内原可以用高压政策来压服，但对国外，敌却没有方法了。因为敌在国外的存金，于今年六月，已经用完，以后的出口货，将从减少而至于绝无。而军需的原料，油、钢铁及其他一切重工业的生产资财等，敌都须向外国用现金来购买。敌国的纸币和伪币，是对外没有信用的，所以，只能想出法子来劫夺我们的关税白银现金和法币去弥补对外的亏损。天津对英的强硬侮辱，以及破坏我法币信用的种种阴险毒策，原因就多在这里。
    至于敌国百姓的负担呢？从“七七”到本年会计年度终了时止，以人民七千二百万人口来计算，敌人民每人的侵略费负担额（包括租税、摊派公债，及强迫储蓄等在内）已经有三百四十七元。而总计敌每人的收入，以敌国经济学者所算定的每年总得一百二十万万元来计算，只得一百六十六元而已。
    大概说来，敌自开始侵略以来，因限制输入，与物料征收的结果，输出工业（中小工业），已完全陷于停顿的状态。又因军需工业特别膨胀的原因，军需原料输入的数量自然加至几十倍还不止。壮丁都当了兵，农村也完全破了产，渔业虽还能以女工来代替，但因遭受各国杯葛的结果，输出也骤形见少。人造丝、生丝、棉织物等工业，当然是同一样的状态。
    至于政治哩，更完全不值得一谈。敌国所以能致富强的旧法治精神，早就破产了，政党中人，只有因互捧财主为总裁的内讧与分裂（如最近的政友会），以及卑谀军部而欲分得微利的合并（如已往社会大众党与东方会的合并而未成）之类，此外便什么也没有了。
    军阀之间，也浸成了只知分赃掠夺的风气，在中国被侵略区里所搜括去的货财税额，完全是几个头目没入私囊的，敌国国家，原得不到丝毫的利益。并且因分赃不匀之故，海陆军起磨擦，各特务机关又起磨擦，宪兵与步兵，步兵与工兵又起磨擦的事情，是日常的现象。
    上面所说的，是敌国政治、经济公开的大致情形，还有内幕的黑暗与冲突矛盾，自然更是厉害，在这里当然不能细说。
    反过来看一看我国的经济状态，则自抗战以后，于廿六年九月一日，发行救国公债五亿，廿七年五月一日，发行国防公债五亿，七月一日救济公债一亿，以及最近发行的建国公债六亿，共计十七万万元。并之金公债，关金一万万单位，英金一千万镑，一共也不过四十二万万元。
    至于去年年底一亿二千万美金，和伦敦二千五百万镑的借款，系存在外国的正货，用以平衡外汇的储金，并非拿来作为战费的。这一笔存款，我们现在只用去了十分之三，现在还有十分之七，存在那里，用以保障法币的信用。此外则战前白银和金子的输出，存储在英美的金额十六万万元，到现在也还有六万万元以上的积存。
    而我国对于国民生活的限制全无，即租税的增加，在半沦陷区反而全免，在未沦陷区，亦只增加了百分之二的事实，是大家所知道的。
    至于我国公债的推销呢？一半由于人民之竞购，一半分摊给各省去派销，国家银行所承受的，只有十分之三强。所以纸币绝对没有乱发，准备金亦完全没有移用。法币信用的所以能对内对外，都维持过去；伦敦市场的公债所以能不跌（见敌《日本评论》六月号木村增太郎《中国在财政上的抗战力》），原因就在这里。
    一面再看看我国自抗战以来的政治吧，大家都晓得的，中国自民元以来，绝不能做到的全国统一事业，却铁样的做到了，澄清吏治，统一政令，发展交通，各党合作，此外的种种政治设施，要五十年才做得成的长足进步，统在这两年之内完成了。以后的团结，只会得日坚一日，建设发展，也只会得日快一日。
    抗战整整两年了，现在的敌我之间，军事（见昨日《晨星》栏）状态是如彼，政治与经济的状态又如此。我不敢妄断一句最后胜利将在何时，我只把实际的情形，报告了一个极简略的大概。
    至于国际的同情，以及今后世界大战万一发生——（照我的判断，是但泽问题决不会在最近就引起大战）——之后，中日的局面更得如何，却又当另作检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