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楼小说
高楼小说
解题
平常不大会说大话,尤其不善于说谎话(撒一个谎就要被人家拆穿,而自己更是拆穿这谎来的第一个人,因为老会瞒不住地哄笑出来),所以只能学学虫吟鼠叫,顶多顶多也只吱吱地响几声而已;这一种响声,我想叫它们作“小说”。这一次因欲改变一下环境,寻求一点材料来写些游记之类的东西之故,飘然地到了福建,实在是只同断了线的轻气球一样,来也并无目的,去也不留踪影的一种汗漫——并非浪漫——的游行。福州地当闽江的曲口,年年要涨大水,因而寓居的处所,也拣上了南台江上的最高一层楼;所谓高楼者,就系指我现在寄住着的这一间屋顶间而言。读者诸君,看了我这一个标题,第一请不要误会,以为我在写高楼上的才子佳人式的粉红色的历史;也不要以为我在模仿那位巴黎学士院的才人,身住在屋顶而对窗外面的虫鸟世人,簸弄着哲学家似的言辞。
一 说我的做了官
因为我人既到了福州,而这里的当局又发表了一道委某某为参议的命令,于是乎上海的各小报就有了材料了。有些说,某某人做了官;有些说某某人否认着做官;更有些说,某某人是可惜得很,竟把文学家的头衔卖去了,还只卖了二百元一月的小官薪——这一个二百元一月的官俸,也不知是哪一个给批出来的,连据说是做了官的我自己,也还是莫名其土地堂(且学一学小报作家的大笔吧!)在这里!——总之是“耶稣自有理”,“公婆各有理”,你要说他们不对,他们倒也写得像煞有介事,连我上车前夜,和老婆在内房里闲谈的一幕都被揭发出来了;可是你若说他们对呢,那天下的是非黑白,简直是要颠倒了。但是,这些倒总还不在话下,现在既被说在做了官,那借这官字来做一篇小文章,总该是宪法上所不禁的自由,我且先从官字来立说吧!
按官犹事也,做官若只指做事,那做做官当然是没有什么。又官谓各当其任无差错也,那不管是从前我在上海杭州做些什么,现在到了福州又做些什么,原是与官不官无甚关系的。可是细味各小报及报尾的许多言论,似乎他们都不把官字解释得那么古奥。大约做官可以发财,可以摆官架子,可以打官话,可以指使小官,敲剥百姓,可以放火杀人,可以……等等,才是他们的所谓官字。若说做官是这样百事百可以的话,那我倒也很想做一下他们心目中的官,来对他们作一下威势看看;但这事实的不能成立,已经在他们讥讽我的文字的洪流上可以证明了;所以这一次的说我做了官,终竟是无异于他们自己的证实了他们的不对。并且从这一点也可以推想到从前他们所加于我的许多头衔,究竟是怎么样的内容。他们曾说过我是颓废派的代表,说过我是醇酒妇人,鸦片麻雀,无恶不作的文人。
二 说日本少年军人的发魇
日本的少年军官兵佐三千人,最近在帝都暴动,占领京中各官署要所,杀死了许多他们的天皇所任命的内阁官员,是大家在报上所新见的事实。这一幕政变的全武行,我不晓得还是叫它作悲剧呢喜剧。杭州人的俗话,叫好笑的趣事统作“发魇”,下面的一个魇字,不知是不是这样的写法?但日本的这一回事情,我想法好以这两个字来批评。我们试回想想希脱勒的断行coup d'état的当时,后来在他所发表的反对党的罪状里,有因他们在滥行鸡奸的一条,这真是多么发魇的事实呀!
日本的少年军官,口口声声,只说是在尊皇爱国,但实际上却用了天皇所发给他们的子弹兵械,杀死了许多天皇所亲任的上级的官员,这还不是发魇么?明治维新,所赖以立国的根基,是在法治的两字,而现在却竟可以以三千的枪杆,推翻一切了;宪法的尊严,天皇的地位,在少年军人的眼里,岂不也只是一个魇而已耳了么?
很有人来问这一次日本的叛乱与中国的利害问题的,我以为这次叛变,关系中国的利害倒还事小,对于日本的将来,却是影响很大很大。中国的所以不能统一,不能御侮,终至版图日削的原因,其弊是在政治的不上轨道,军阀的为所欲为;这一次日本的事变,倒有的像起中国的政情来了,那以后的日本,也就可以推想而知。
一九三六年二月廿九日
三 说“中”与“一”
宋人有两句名言,叫作“兼近四隅,不失其所者,中是也;并总万物,不失其元者,一是也。”这几句话,无论在做人,弄政治,办外交上,都用得着。中庸之道,一以贯之,本来就是儒家的理想,均势不保,畸重畸轻,这现象在社会上流露,就变成贫富的悬绝,阶级的形成;在政治外交上流露,就变成依赖与屈从。然而从反面来攻击,原不患乎无辞,所谓以夷制夷,所谓二重外交,便是进攻的口实。弱国何尝没有外交?只教善处其中,始终如一,天下的难事就可以简易化了。
四 说谣言的滋长
空穴来风,必先有隙,谣言的起始,当然是有一点点因头。可是雪地滚球,愈滚愈大,结果弄得球心的一点,完全不见,也是谣言的自然之势。甲说一句“东京造了反”,乙就会把它变作“卵泡打着裥”;有一种游戏,叫作打密电,所利用的,就是这一种错误的传授。男女数十人,环坐起来,由甲密向乙的耳里传送一句话,以后由乙而丙而丁,依次密传过去,到了最后的一人,叫他公布出来,这一句话会变得奇形怪状,完全与本意不符。别的不说,就只说关于我个人的上海谣传吧,先说我中了航空券的头奖,后说我到福建来做了官,又说我的俸金有一百五,二百,以至于三百,更说我是来做教育厅长的。关于一个人的事情,尚且纷歧杂乱到如此,关于社会的变动,政治的情报,自然更要添头添脚,换皮去骨了。弭之之法,还是以公开为上策,吠犬不咬,响屁不臭;万事能开诚而布公,谣言自然会失去它的诱惑的秘性。
五 说交通之与人情风俗
交通之有益社会,在小学的作文里,也时时可以看到;但是明知之,而不做之,却是中国人的通病,也无怪乎胡博士的要发“知难行亦不易”之叹了。即在福州一隅来说,西北障着仙霞杉岭,东南濒着大海,交通自古就不大便当的。因此弄得人情固执,社会守旧,封建时代的遗习,还到处可以看得出来。中原人士,对福建亦视同蛮域,一向就不大注意,结果,福建人自然也只好闭关自守,与中原气脉不通。现在虽则已经到了陆有公路,水有轮只,空有飞机的地步,但是因气候的不定,路工的未竣等等关系,和南京上海的交通,还是常常不能稳定,这在文化上、建设上、国防上,终觉得是一个绝大的障碍,我们只希望五丁力士的早日的来临。
六 说历史的循环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五序福建一文中说:“昔东晋时有孙恩者,出没海岛,为闽浙患。恩死,其党卢循继之。循灭,余种悉遁入闽。今泉州夷户,有曰泉郎者,亦曰游艇子,厥类甚繁,其居止,常在船上;船之式,头尾尖高,中平阔,冲波逆浪,都无畏惧,名曰了鸟船,往往走异域,称海商;招诱凶徒,渐成暴乱。嘉靖中,倭夷蹂躏之祸,此辈所致也。”又说:“倭夷之志,在子女玉帛而已;然其倡乱者,非皆倭也,即所谓泉郎之徒也。”从这些话里看来,汉奸原是无代无之;亡中国者中国人,为虎作伥者,是伥鬼,仍系被虎吃了的人,并非老虎自身。所以中国人老爱说,历史是循环的;帝制虽除,而外戚宦官之祸仍烈,泉郎虽亡,而泉郎的同志,仍布满闽浙。这话虽有一半真理,但也觉得不可墨守旧文。历史虽有时有循环的外形,而其中可总逃不了进化的至理。现代汉奸之所凭借者,岂但了鸟船而已,其背后还有不驻兵区域的护符;倭夷之志,又岂只在子女玉帛?进一层更有和好的同盟。不过进化原理,有时也有例外,譬如张经、俞大猷、戚继光等的战绩,现在却还没有;非但没有,简直还在向后的演进。执此两端来看历史,我真不知还是来赞成进化论好呢,还是来说循环论好?
七 说文人的出路
先附来函一封。
达夫先生:
对不起——自己来介绍自己,我是一个岁数并不怎样大而生理上已经老朽的人。我的故乡是在已经被蚕蚀去了的秋海棠叶的一角上,姓甚名谁,恕不宣布——但并不犯共产党嫌疑,请放心。职业一向填什么证明书,或者保证书时都是“儒”,但现在可不敢“班门弄斧”,老实告诉你,我是一个教员。然而可不是“国粹”教员,而且有生以来,就没有同“国粹”打过招呼——除了有一次因念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而生一场疟疾,而费去两瓶“金鸡纳霜”以外。虽然如此,我可很喜欢“国粹”的近族——“文学”,或者是“文艺”。然而虽然喜欢,但念的并不多,一则是职业的关系,二则是不认识外国字。英文除了“a boy and a dog”和“it is a cat”两句能认识,还能背着书本写下来外,其余则“恕不招待”。至于高尔基、歌德,还有什么大小仲马等,更没有半面之缘,虽然我可也知道,高尔基专门骂他舅舅,歌德则专门结婚,而大小仲马则是父子作家,然而这是“道听途说”得来的,至于真的高尔基等,如果在旧书摊上相遇,那也只能列入“it is a cat”之流;因为他们全是弯弯曲曲的东西,和我们的“横平竖直”,是丝毫不发生关系。因此我求知识的唯一方法,只有出在我们仓颉先生的手里。
在过去我念过“背插单刀”的黄天霸,还念过自第一集起,以至第三十二续集还没有止的《彭公案》,当然还有其他,如贾宝玉、宋江之流。“九一八”事变,从边塞被赶到文化重心的北平,又幸从一位“鬼头鬼脑”的同学的狗皮褥子底下,翻出一本《呐喊》,虽然当时那位同学不大高兴,似乎认我有维持公安的嫌疑,然而终于被我从头到尾读过了,而那位同学也未因此而吃官司。于是我晓得文学之中,还有阿q其人,但再找第二个阿q就不见了。结果遇到《漂流三部曲》,而知道同老婆吵架,可以到城隍庙告状。然而这还不足为奇,不晓得是在某年某月,竟和你先生的《沉沦》,还有好多的什么集——恕记不清了——见了面,天卩卩,这是怎么了?“呜呼!呜呼!呜呜呼呼!!”当时确这样的“呜”过“呼”过,还赞成过封你为文妖的那位先生的高见远识。然而——也许不是然而,是因为“入鲍鱼之市,久而不闻其臭”的一句话,所以我又觉得阿q怕老婆找城隍,和“捧着脸蛋乱咬”等,究竟比“柳条儿弯弯,花瓣儿片片”要来得实在些,或者有用些,于是我在“文艺”大道上,就错了轨而走入“引车卖浆”的辙里。
广读而不作,似乎不大甘心,况且还有“青年文艺家”这个美名词,在不断的窑姐般招着手。于是“由读而作,由作而改,由改而丢”,中间十足的经过四个整年,然而结果还只好“读作改丢”,至于和旁人一角量,则又成小巫见大巫之势;因此虽有投稿发表之野心,但勇气总是鼓不足,于是一页一页的开明稿纸,只有一匣一匣的自来火往回换。
现在灰心了!灰心告诉谁呢?老婆不管这些闲事,只要有自来火往回换,并且每天能伏在案头写稿纸;而不像你先生往韩家潭跑去找银弟,她就心满意足了。至于所谓文艺先进者——如“思想界权威”——“小品圣人”——“艺术的艺术家”——“三角或多角大王”——以及被封为“颓废派”的你先生,还有等等,我是一个也不认识。虽然现在我的家,也和《恋爱日记三种》的作者一样——同周作人先生住在一个胡同里;然而周先生的家,我可没有去过一次,至于枣树上的红枣,更没有福分,只能看着眼馋而已。因此我有点彷徨了——不——大概是找不着路了吧!
在第八十二期《论语》上,晓得先生就任主编之职,贺,我没有资格,而且不知这种职务在先生身上,究竟是荣是辱,所以废话不敢多说。但从这里得到先生的通信处——因为主编总要到编辑社的——心中非常的高兴,以为在文学的道路上,今后至少要算是摸到一只电筒。然而第八十三期《论语》出版时,先生竟告诉我们暂不北来,预备在福建寻找郑成功烈士的遗迹,这是如何的失望啊!但“老天无绝人之路”,不晓得是在《时报》还是什么报,得到先生与陈主席有交情,而被封为什么“议”的消息,同时登出薪金“法币二百”,但第二天则又改成“三百”,究竟是二百或三百,与我并不发生关系——因为我不来问你借钱。但须等几个月以后,才能回沪就职,这遥远的日期,使人如何的着急呀!如何等得了呀!所以——大概是“不揣冒昧”吧——竟寄一封讨麻烦的求教信到福建省政府,求他们代转。然而心中又在恐惶,恐惶这封信会被丢掉,但这也只有祈祷上帝保佑——阿门。
我的学识大略,已经在上边说过,究竟像——一知半解——门外汉——半路出家——不懂外国文——不愿看翻译书——这种人,若永久的下去,能否有一点希望?假若不可能的话,我就不必再做“癞虾蟆想吃天鹅肉”的梦,而致眼球一点一点的加长起来;设若能,又当怎样使他进步呢?这写了改,而改了丢的事,我实在不愿继续下去了!请指一条明路。
这是一封不客气的请教信,如果先生以为可以公开的话,请在下期《论语》上见覆,否则盼望能得到一封指教信,因为一个找不着路的人,他的苦闷,不止一万分啊!
请求者黑白顿首
下面再来作答。
黑白先生:
对不起——恕我借了你的来信,当作我的文章。文人的出路,向来就只有两条,一条是“不做文人”,一条是“不要靠文章来吃饭”。我这答案,也许是文不对题,所答并非你所问的地方;但细味来函,则意在言外,这两层却是先决的条件。若这条件解决之后,则做文章当然是自由的行为;不但“读作改丢”这一套,尽可以反覆地演,就是捻断吟髭,掉入醋瓮,也决不犯法,只教你吃得起痛。至于将来的有没有成功的希望,那请你不必顾虑,文学未必一定是几个有特权者的私产,世间无难事,所怕的倒是有心人。他如发表的援引之类,更可以不必担心,不才如我,当然也能为你尽一臂之劳。其次是古人的许多教训,也可以为我们取法的,譬如顾亭林说,文不贵多,只须有几篇能传,就可以了。又如陈去非问崔德符以作诗之要,崔说:“凡作诗,工拙所未论,大要,忌俗而已。天下书,虽不可不读,然慎不可有意于用事。”总之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是第一步工夫。至于文字的内容,就是现在流行语的所谓意识呢,当从胡文定公释心远时所举的上蔡之语:“莫为婴儿之态,而有大人之器;莫为一身之谋,而有天下之志;莫为终身之计,而有后世之虑;此之谓心远。”立言不为一时,文须有益于天下,才是真正作者。
一九三六年三月末日
八 说预言
世间的事情,大抵理有所必然,势有所必至;佛家说因果,儒家说知天,并谓继周者虽百世亦可知;预言岂真有魔术的么?要不外乎推理度势而已。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古人并非星相家,也非天文学家,不过以经验来推算事理,大致微中。韦尔思的预言一九三六年有大战,系根据海军协约的期满,与夫俄德准备之完成等事实;更言日本的必并吞中国的全部,乃鉴于中国人的不喜欢抵抗。
可是预言也有时会不中,那便是人的问题了;悬崖勒马,鸣鼓反旗,虽有智者,也难捉摸,这不过是一时的小出入;结果却总如宋人之所说:“善观天下之势者,犹良医之视疾;方安宁无事之时,语人曰,其后将有大忧,则众必骇笑。惟识微见几之士,然后能逆知其渐,故不忧于可忧,而忧之于无足忧者,至忧也。”所以杞人忧天,夸父追日,人家或将笑他们的愚,我却想佩服他们的德。
九 说开卷有益
开卷有益,是古人奖励读书的一句成语。从前读到一册坏书,读后每觉得为古人所欺;现在多了一点知识,反过来又觉得古人的不我欺了。总之,好书读了,原有所得,就是可以知道它的好处在哪里,可是坏书读了,而知道它的坏的原因与地方,岂不也是一得?从前孔子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之意,也不一定是从正的一方面着想,反过来在负的一方面,也何尝不可以为鉴戒。因此,从前是非有定评之书不读的,现在却马勃牛溲,一例的都想看看了,这大约总也是一种进步的现象。
十 说登高而望远
《礼记·月令篇》里说:“仲夏之月,可以远眺望,可以升山陵。”我想远眺望,升山陵,又何必一定是在仲夏之月?大抵的人,上了高台,四望远处,总没有一个人会感到不快的,这我想也是inferiority complex(不及错觉)的作用。人实在也太渺小了,而欲望之高,心愿之大,却真是万物之灵;除人而外,恐怕没有一件动植物,更及得人来。因而登之高处,俯视一切,一时就可以满足满足欲望,以为自己是高于一切了,自然也就感到快活。耶稣之被引至高山,使看下界,撒但兄原也在利用这一点人的弱点。古人说游览,大抵是志在登高。譬如穆天子袭昆仑之丘,游轩辕之宫,眺望钟山之岭。又如齐景公游于牛山,而北望齐国曰:“美者国乎,郁郁蓁蓁。”还有楚王登疆台而望崇山,左江右湖,以临方湟,其乐忘死。至于“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之后,举目有了山河之感,那么登高而望远,可又有了别的意义;古人叫作卧薪尝胆,现代人就叫作瞭望失地,究竟是快乐还是悲哀,我不是诗人,也不是要人,这话却不容易说。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一日
十一 移家别纪
杭州信来,说是新修的一间草舍,已经油漆完成了,旬日之内,就打算搬进去住,教我若走得开,该回来一趟;于是就抛去了许多闽海的亲朋,走下了那一间四层楼的屋顶,踏上了就是乘她而去的三北公司的轮船,于是又做了鸡声马背,摇摇不定的长途的旅客。
船中两宵无事,暂且按下不表;踏上了上海的岸头,觉得第一件异样的怪事,就是海关检查员的工作的起劲。
“国内往来,又不是飘洋过海的外国商船,何以要查得那么紧呢?”我有点觉得奇怪,所以捉到了一位海关役员,就这么的问他。
他先对我一笑,随后就简单明了的答了我一声说:“防走私呀!”中国国家的最大几宗收入,似乎是关税、盐税、统税之类,农村破产,农民断种,田赋是靠不住的了,这走私的一道,却的确是可以制中国人死命的一条恶计。欲亡人国,先吸国髓,灯尽油干,不亡自亡,前几年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箝制,我们还在引为大憾,现在却连这一种不平等条约的关税协定都用不着了,这又是一种如何毒狠的进攻策略!人进我退,退到了不能退的地步,还要一声声地说和平,还难道是古圣昔贤“以礼让为国”的教训的结果么?我怀疑,我也在切齿。
上岸之后,去找几位住在上海的朋友,接谈之下,才晓得了最近各地查禁刊物的命令的苛严;外国人对中国人,用那一副手段,中国人对中国人,又用这一副手段,地厚天高,百姓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了;眼见得自己的老婆被人强占,而这被奸的女子,还要禁你发声,这气教你究竟将到哪里去出呢!
踏到了四马路的书业市场去一看,在百业萧条的目下,似乎这一业还保留着一丝的活气。但是单行本不销,廉价的杂志却占据了出版界的首席,这状态又哪里能够说是文化上的常态?上面压着一大块千斤重的铁板,一群面黄肌瘦的人,只在这重压下喘着渐渐短缩的气,渐喘渐短,渐喘渐微,这不是临终的现象,又是什么?
在阴晴的灰色天盖下,上了沪杭车座,那一批乘春行乐的同路客人,还是和每年春天所见到的一样,说的是上海话,穿的是外国衣,吃的是沙利文麦瑞儿的糖果和面包;真个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你假若向他们说一句“中国就得亡了!”我相信他们会大笑起来,因为“中国亡就由它去亡,上海是不会亡的”是他们的信念。
五小时后,天下了微雨,在黄昏的灯影里,遇见了到车站来接的儿子和女人。几个月不见了,心里虽则感到了异样的喜悦,但面上却觉得总是生生的,这一种混合感情的难熬与痒蚀,我想就是叫最善写心理变化的鬼才泊罗斯脱来写,也写不周全的,所以在这里只能不说了。
第二天搬家,把书籍器具等草草安置了一下;第三天因感到了疲倦,不想挺起身来整理书籍,午睡之余,却拿起了笔,写了这一篇身边的杂记。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记于杭州之新居风雨茅庐
纸上谈兵两则
一 爱国心的功过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时候,有一位美国的记者,曾写过一册叫作《爱国私心,还有点儿不够》的书。他大数狭义爱国之足以破坏和平,摧残文化,终而至于对人类、对社会成一绝大的威胁。这话虽则有十足的宗教意味与懦弱的人道主义色彩,但大致当然是不错的。一味的蛮横,一味的强暴,假言爱国,便可以将人类互助,国际信义,以及自家的体面都置之不顾的chauvinist们,结果,非但对人类、社会、文化是一大威胁,就是他自己本身,也势必至于变成众矢之的,非为周围的人所屠戮不能止。
对于他人的这一种侵略的、狭义的爱国心,既有了这样的判断,那么我们自己,也务必要小心一点,不陷入到这种爱国邪道上去才对。敌国外患,何代没有?我们所持的是正义,所抗的是横暴,只教合此意识,同此目的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秉此大义来言战言和,就是失败了之后,也可以为天下后世人所谅宥。同时敌国之中,敌国的与国之中,能持正义,殉公道的人,数目也一定不少;我们只教能激励,能坚持,能鼓动,他们总有一天会被我们所感化,而起来作我们的后盾。春秋时两国交战国民,联合起来制止杀伐的事情很多很多,这是在战云暗淡的期间,所应该注意的一点。
二 国防是一时的还是永久的?
中国有一句格言,叫作“应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对于个人的行动尚且如此,对于一国的国防,自然更非有一种百年的大计不可。
国人所患的大病,就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一种搪塞哲学;将这哲学实现到国防上去,就变成现在那么的狼狈不治之症了。当然,临时的救急处置,自然也不可缺少,但同时永久的计划,也一样的不能够忽略。试看看“九一八”事件以后,几年之中,我们的国防大计,究竟完成了几种?平时我们所奉行的,是不是全部搪塞一时的计划?若要作战,这当然又是该注意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