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界的年轮
    年轮本来是植物学上的一个专门名词，不过用在此地的意思，却只是普遍字义的解释。中国的出版界，和中国的政治、社会一样，花样实在太多，变化也真剧烈。前几年听说是杂志年、翻译年、小品年、杂文年，现在又说是小报年了。从堂堂的大论文，而一变为小品杂文，更从几百页的杂志，或十四十六张的大报，再变而为半张的蝇头细字的读物；在这一种变迁的反面，也就可以看出中国地图的变换，与中国国运人事的衰落来。
    而这中间，尤其是显著的两个现象，是粗纸滥印的一折书的流行，和高价大部的古书类书的再兴。人家或者还要称赞这两件事情，说是中国现代的文艺复兴，但其实也就是中国社会，已经走到了衰颓的极边的一个证明。
    一折书是为适应经济破产后的大众而产生的企图，用意未始不善，结果影响，也不会没有；但试一检查这些一折书的内容，那就糟了。所翻印的仍旧都是封建时代的几本最普通流行的书；新的作品和新的选本，只占了十分之一的地位；而这十分之一的新书，也浅薄、错乱到了万分。大众的思想，既不能脱出封建时代的臼窠，而新的芽蓓，又浅薄错乱到了这般的地步，试问这一国的国民，还有什么希望。
    旧书的重印，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合之处；但大家都走上了这一条倒退的大路，新的光明的开辟，更没有第二个人出来担负，却是目下中国的特殊的现象。这些大部的丛书类书，是为中国有产的中坚阶级与知识阶级而印的；一个社会的上层阶级，只剩了一点过去的追怀，而没有了现在与将来，那这社会岂不是和地下的本贝城一样，岂不是个个都变成了僵尸？
    还有一层，从中国出版界的流行上，可以看得出来的一个最大的弱点，是中国人的没有创造的精神。模仿取巧的小聪明，损人利己的恶习惯，是谁都具有的，但是新的创意，却在中国人的脑里耙扬不出半点来。所以在立身处世上，大家只知道做官可以发财；在经商营业上，大家只知道作伪就是正路。你出一本什么，我也马上出一本什么，你定一个商标，我也同样画一个葫芦；到了强邻压境，城下缔盟的时节，还要说一声：“敌国外患，何代没有？犯而不校，斯真君子。我但求能胜国人，也就是一世之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