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栗教授
    刘海粟教授，这次自荷印应南侨筹赈总会之聘，来马来亚作筹赈的画展，一切经过形，以及关于海粟教授过去在国际，在祖国的声誉和功绩等，已在各报副刊及新闻栏登载过多次，想早为读者诸君所洞悉。此地可以不必赘说。但因我和刘教授订交二十余年，略知其生平，故特简述数，以志景慕。
    刘教授于一**六（光绪丙申）年二月初三，生于江苏武进；父刘家凤，系著名乡绅，母洪氏，实亮吉洪稚存先生之女孙。教授幼年，就喜欢书画，读书绳正书院，天才卓绝，与平常人不同。年十三，母洪氏去世，教授于悲痛之余，就只身走上海，誓与同志等献身艺术，好从艺术方面，来改革社会。
    辛亥革命那年，教授才十六岁，于参加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工作之后，便与同志等创设上海美术学校。国人之对西洋艺术，渐加以认识，对于我国固有艺术，有力地加以光大与扬，实皆不得不归功于教授之此举。
    教授二十岁时，开个展于上海。陈列人体速写多幅，当时我国风气未开，许多卫道之士，就斥为异端者，而比之于洪水猛兽。“艺术叛徒”之名，自此时起，而郭沫若氏之题此四字相赠，半亦在笑社会之无稽。
    当时日本帝国美术院刚始创立，教授被邀，以所作画陈列，日本画家如藤岛武二，桥本关雪辈，交口称誉。
    民国十年，教授年二十六岁，应蔡元培氏约，去北京大学讲近代艺术，为一般青年学子所热烈拥护。嗣后再度游北京（民十二），亡命去日本（民十五），更于民国十八年衔国民政府之命赴欧洲考察美术，数度被选入法国秋季沙龙，在欧洲各国都或讲演，或举行画展，以及数次奉命去德荷英法等国，主办中国画展；教授之名，遂喧传于欧美妇孺之口，而艺术大师之尊称，亦由法国美术批评家中的权威者奉赠过来了。
    这是关于刘教授半生生活的极粗略的介绍，虽则挂一漏万，决不能写出教授的伟大于毫末，然即此而断，也就可以看出教授为我国家民族所争得的光荣，尤其是国际的荣誉。
    法国诗人有一句豪语，叫作“人生是要死去的，诗王才可以不朽”；艺术家的每一幅艺术作品，其价值自然是可以和不朽的诗歌并存；诗王若是不朽的话，艺术界之王，当然也是不会死的，我在这里谨以“永久的生命”五字，奉赠给刘教授，作为祝教授这次画展开幕的礼品。
    原载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
    印人许地山先生
    篆刻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艺术，不是懂得中国文字历史意义的人，也不会懂得篆刻的意义。
    古今印史中说：“夫印者，所以示信传后也；善则传，不善则否。知此，则知所以修身矣。”所以从事篆刻的人，和用印的人，都要有人格作背景，然后其印能传，这印也方有意义；这是和中国的书法是一样的。譬如岳武穆写的字，或用过的章，传到现在，当然是我们的国宝了。倘使是秦桧的书法，或秦桧所刻所用的印章，即使现在还有，我想也是没有一个人肯出重价来购而珍藏的。秦桧的诗词，或者也许有好的；但岳武穆的《满江红》词，却妇孺皆能歌唱。而秦桧的文字，传下来的，只有“莫须有”的一句口语，并且就连这句口语，也是因岳武穆而传的。
    援此例而来讲篆刻，我们第一也须问这从事篆刻者的人格；我的想介绍印人张斯仁先生的本意，也就在这里。
    梅县张斯仁先生，自幼就喜欢从金石录古名人印谱中摹学篆刻；及长，虽亦从事于商贾，然而其介如石，非义之财，是不屑取的。
    抗战军兴，本于艺人有一技之长者，都应报国之义，张先生在荷属各地，曾刻印三千，全数助赈，现在到了新加坡，他也正在作刻印助赈的盛举。
    我虽则不懂书法，不懂篆刻，但对于李阳冰所说的：“摹印之法有四，功侔造化，冥受鬼神，谓之神；笔墨之外，得微妙法，谓之奇；艺精于一，规方矩圆，谓之工；繁简相参，布置不紊，谓之巧。”这四法，倒也略能领得他的大意。神奇二字，如香象渡河，羚羊挂角，说近玄妙，自是程度的问题；我对张先生所刻的印章，还不敢具体地说，到了怎么样的境界；可是他的工妙，我想是看过他刻印，或见过他所刻的印的人，都应该承认的。
    张先生自己也说：“每当工作时，犹如身临大敌，觉得一股抑郁不平之气，尽会聚在铁笔的尖锋，凝神运气，愈刻愈觉得有劲儿。”这是力的表现，也就是强敌侵凌我国的这时代精神的反映。
    在星洲，讲究篆刻的人，恐怕不多。这一次，或者会负张先生的盛意，在星洲购印助赈者不如荷属各地那样的踊跃，也说不定；但无论如何，张先生的这一点一艺报国的热心，却可不问助赈的成绩如何，而使他不朽的。
    在这一次民族解放的大战争中，领导我们作战的领，与卫国捐躯的大小无名烈士，以及罄其所蓄之几角几分，来捐输国家的一无名苦力，在抗战建国的功勋史上，所占的是同样的地位。张先生的篆刻，是有与此同等的人格，在作他的背景的，他的印的传与不传，就可以从此地来下断语。
    在这里过事夸扬的话，我可以不说，我只想把张先生的艺，和他的那一颗赤诚的心，介绍给星洲爱好篆刻的同人。
    原载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