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六年是多事之秋：朝廷完了，皇上还有；革命刚停，又二次革命；民国开始，就枪炮不断。但是上海市面大不一样了：六年前到过上海的人，现在会认不得路。
    而且，清朝一倒，帮会从地下升到地上，1913年春末，势力大盛。
    五月，黄佩玉在洪门开的老顺茶楼开堂招徒。已经是革命之后，满堂人依然是长衫，只是发式各异，有的人剪着短发，有的人留发到齐耳根。
    这还是上海洪门史上第一次开门收徒，不像在前清政府虎视眈眈之下，事事得瞒着官府，至少打通关节，让官府佯作不知。现在是民国，结社自由，可以无忌惮地公开设堂。
    茶楼正厅宽大，案上点着五支大香烛。桌下还有一排香烛，两头都用红纸包着。香烟缭绕，气氛庄严，麻子师爷两鬓灰白，显出年龄来了。他一身蓝底青花缎袍子，套了一件马褂，穿着黑呢鞋，主持开堂仪式，唱颂词。
    黄佩玉也是一身袍子，只不过他那件马褂上面有寿字团，人比六年前更精神，红光满面，坐在一把太师椅上，三爷和老五等人各坐两旁。看着同门兄弟都到场，师爷高呼：
    “开山门。”
    那些等候在厅门外的兄弟们手捧红帖，前前后后进入堂里。师爷诵唱洪门代代相传的开山门诗颂：
    今逢吉日香堂开，
    英雄济济赴会来。
    异姓兄弟来结拜，
    胜似同胞共母胎。
    众兄弟应和最后一句：“胜似同胞共母胎。”再向黄佩玉磕头。师爷继续诵唱：
    “开香。”
    “下跪。”
    “启问。”
    黄佩玉清了清喉咙，眼睛威严地全厅扫了一圈，才问道：“你们是自愿入帮，还是有人教你们入帮？”
    “入帮自心情愿。”那些跪着的人回答。
    “帮规如铁，违犯帮规，铁面无私，晓得吗？”
    “甘受约束，誓守帮规。”
    全部程序过完，礼成开宴，直到半夜才宴罢。黄佩玉和师爷这才步入大亮着灯的茶楼后厅。黄佩玉喜欢老顺茶楼这儿的环境，地处泥城桥，来往交通方便。他就把这儿当成洪门做事会客的场所，自认为比常力雄拿妓院做会所尊严得多。
    说实话，他从心里看不上常力雄，那种草莽英雄作风早晚自取其祸。最主要的是，他自己吃政治饭出身，明白政治是假货，高唱主义的政客只是利用帮会。这个常力雄真的信奉反清复明，最后送了性命。
    黄佩玉脱掉袍服，里面是西式的衬衫、背带裤、皮鞋。他拿起桌上的大炮台香烟，一直等在室内的一个妖冶的女人伸出手来，给他按打火机。他看着那女人戴着珠链的白皙脖颈，若有所思。师爷坐在椅子上，端起一杯茶水。黄佩玉吸了一口烟，朝女人挥挥手：“你先离开，我要找人说事。”
    女人顺从地走了。
    “六姨太刚来，怎么走了？”三爷进门来问。
    “女人在这儿碍手碍脚的，以前洪门里什么金凤银凤的，只能坏事。我不喜欢有女人搅进来。当年常爷，就是太看重女人。”黄佩玉停了话，突然意识到这些人原来都是常力雄的手下，现在虽然因为有钱可得，对他也忠心耿耿，但当着他们批评常力雄，等于说他们以前愚蠢。
    于是，黄佩玉对师爷说：“洪门不再是秘密结社，入会的，反而少了勇猛之人。”他这是转批评为夸奖。
    师爷点点头，“可不，都是生意场上的人物，至少也是店主。”
    黄佩玉表示，时势变化，谁也做不得主。只是万一又要动刀动枪，无人可用。恐怕还得有意结纳工会领袖，将来劳资纠纷，我们两边有人，才好居中调停。
    师爷对此策很赞同。他们正说着，余其扬跨进门。他已经完全不再像当年的小伙计，为了避祸，黄佩玉专门把他送去香港上了三年学。
    他身穿西装，英俊洒脱，很像上海滩的买办。他现在能说一口过得去的英文，专门负责洪门与租界的外国人打交道。
    “大鼻子怎么说？”黄佩玉问。
    余其扬说：“这位新来的捕房总监，一定要上任三把火，严禁烟赌娼。”
    “禁止？”黄佩玉转过头，惊奇地反问，“西洋国家自己没有禁止，到上海来禁止？”
    余其扬苦笑，“对，他就是说要禁止。他还说，若黄先生在租界禁烟赌娼成功了，肯定推荐您继续担任工部局华董。”
    “流氓！”黄佩玉愤怒地拂袖而起，面窗而立，听窗外细雨轻打着竹叶的声音。不听这外国主子的，这主子就要他下台，找个听话的中国人当华董——上海滩眼红他位置的人多得很。
    洋人要做什么，他至少得装个百依百顺。这时他反而羡慕起那些政客，起码嘴上可以把打倒帝国主义喊得震天响。
    “好好，外国流氓跟我玩，是给我面子，我们就玩。禁就禁！先禁娼——不，轰动一点，先禁唱！”他看着桌上新收门徒的名单，对余其扬说，“要闹，就闹得热闹一些。”
    一点不错，她想，就是这个陆家嘴渡口。当年——六年前，她和新黛玉在这儿等着上渡船，隔着黄浦江看上海外滩。江那边的世界，充满了无穷尽的幻梦，那个十五岁的少女，有着每个少女都有的纯洁，纯洁得一文不值。就像这眼前的上海天空，没有川沙渔村那么蔚蓝，烟囱如林喷云吐雾，又怎么样？
    跟着她来的几个农村衣着的少男少女，正激动地看着外滩景致，抢着说话。上轮渡的人扛着挑着行李，叫孩子叫亲娘的，喧嚷声一片。
    她回过头训斥他们：“看好行头！这里人多手杂。上海是轮到你们享福的地方？”
    看着他们冷静下来，她脸色才温和了些。
    从黄浦江口，一直到江南造船厂，绵延几十里，每日轮回不停的国际船舶展览会，开了一百多年。世界上有几个港口，能像这样一线排开如此壮观场面？
    不用说她手下那些刚从乡下来的少男少女，任何一个新来乍到的人，船行黄浦，从吴淞口一直到十六铺码头，都会惊心动魄地看上两个多小时。看这个大展览是绝大的享受——这海口之河，这世界走进中国的窄门，人工的钢铁奇景。
    铁船庞大的铁壳边添油漆边生锈，远不如木壳篷帆的舟楫。上海本就是不自然的，它是人为的一切集中之地，是不自然的一个大堆集。
    她到上海，就是把“自然”如晒黑的皮肤一样脱掉，做一个上海女人，就是变成人工斧凿的艺术。
    现在她必须把这一切教给这些少男少女，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不自然中自在。
    她转过脸来，背对江水。阳光正好照在她的身上，她举起手挡住阳光，眼睛还是眯起了一些：这是一个美貌的少妇，才二十出头。六年过去了，她长成了一个端庄优雅、个子修长、丰乳细腰的女子，依然那么引人注目。当时只是青春必定捎带的礼物，现在却是成熟的自然。
    十六铺，东临黄浦江，是水陆货运交通中心，西接上海旧城城垣。
    冬春未暖之时，却是航运淡季，那些轮船公司的售票员拉客人，也从码头拉到了这儿的菜场：
    “乘‘朝日丸’，外送牙膏一支，肥皂一块。”
    “买一张‘拉弗里’，送毛巾一条，枕头一对。”
    不远处是个菜场，自清晨起，卖的与买的都吼着。人声鼎沸，喧闹得像个活鸡笼子。
    她耐心地等着菜场早市空出来。人空了，气味依然：菜场充溢着腐酸臭味，满地狼藉，鱼腥的鳞片还粘在菜摊板上，捡菜叶的乞丐踩在黑乎乎的垃圾上，还在忙着。这是她的戏班开始摆场的时刻。每天这时候，她整个神经都会束立起来。她手下一批年轻徒弟，各施其责，摆起摊子，打锣的打锣，敲鼓的敲鼓，她站在中心。
    她做村姑打扮，但一眼就看得出是这个班子领头的。她涂上口红，脸本来就水灵，加上几个假首饰，鬓光钗影。这扮相，吸引了许多行人。打起板鼓唱的都是浦东乡下的小调，号称“东乡调”。唱的歌词更让人驻足，很多人乐得大笑，又引来一些人：
    瓜甜藕嫩是炎天，
    小姐情郎趁少年。
    纱橱鸳枕，双双并眠；
    颠鸾倒凤，千般万般。
    小阿姐道，
    我搭情郎一夜做你十七八样风流阵，
    好像栽了蚕条又插田。
    摊前的一块旧旧的蓝布上，扔了一些铜板。
    她唱累了，就让徒弟接着唱，自己靠在摊后，担忧地看着天色。
    这边乌云聚集，另一头却亮得可怕，天斜斜歪歪。
    突然下起雷阵雨，好不容易聚集的几十个观众统统跑散，戏班子只得赶快收起简单的行头，拾起观众在蓝布上扔下的几个铜板，躲进菜摊棚下。
    她还在原地没有动，豆子大的雨点打在她的头脸上，眼光四周扫一圈的工夫，身上全是雨水。这春天尚开始，衣服淋湿贴着皮肤，又冷又不好受。徒弟们叫她，她似乎没有听见。
    打着雨伞的行人从她身边走过去，看着这个不怕雨淋的怪人。坐在马车里的富家女趾高气扬，鄙弃地看着这个比叫花子好不了多少的唱花鼓的乡下人。不，她到上海来，不是为了忍受又一次侮辱的，不是为着考验自己的耐心的，更不甘心做一个街头卖唱者。这种摆地摊生意，上海俗称“敲白地”，比起走街串巷的跑筒子，还算高一等，但还是靠行人施舍，勉强混个半饥半饱。
    她跺了一下脚，跑向菜摊棚，对在里面躲雨的徒弟们说：“今天不唱了，雨一停，你们先回客栈，不要乱走。”
    她转头就走。几个小姑娘冒雨追上来叫：“你上哪里？”
    “我去借钱，我们非进剧场子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