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中侍紫宸
    阎敬铭失志之时，在光绪将亲政之前。光绪十五年二月，大婚、亲政两大典，接踵举行，以为翁同龢一生得意的开始：慈禧在撤帘以前，曾召见翁同龢，时为正月二十二日。金梁《近世人物志》中，摘录其时翁同龢的日记云：
    太后召见，有“汝忠实”之谕。蒙恩赐寿，有匾额对联，近来虽枢臣无对联，盖异数也。又自日本购得双鹤，见之狂喜，后伯王赠小鹤二。又一鹤飞去，以零丁帖求之，子青相国以一鹤见还，可感也。
    “伯王”为伯彦讷谟祜；“子青”则张之万。四月二十七日六十赐寿，翁同龢自记此日风光：
    日仍赤，晴。是日未入直。质明起，祠堂叩头，瞻恋凄怆。客来者命诸孙于寿堂答拜，而请各科通家数人照料之；九列则自己答拜，计一日中不下五六十人，起跪尚支持也。
    凡用酒席四十桌，余四席送迎天使四位，陪天使者二人，福箴庭照料一切。巳正天使至，黄亭亦来，跨迎大门外，子姓随跪，随入安挂匾对毕，使者西向授如意，跪受陈于案，起，并行三跪九叩礼。让天使茶，随让酒，甫举杯即起，跪送大门外，副使二人，堂主事四人等已先去矣。客来极夥，不能悉记。薄暮始毕，余亦汗流浃背。以谢折交笔帖式定彬，明日递。
    赐件：匾一方，联一副，福寿字各一，三镶玉如意一柄，铜寿佛一尊，绣蟒袍料一件，小卷八个。
    此为慈禧对翁同龢的笼络。不过慈禧在撤帘以前为了维护她个人的利益，曾用了两个人：一个是徐桐，以大学士管户部；一个是荣禄，于光绪十四年复起。慈禧与荣禄的“私人”关系，始终是一个谜。较为大胆而合理的猜测是，光绪初年，慈禧一病几殆，后为李鸿章所荐的薛福辰（薛福成之兄），及曾国荃所荐的汪守正（杭州有名的藏书家振绮堂汪氏后人）所治愈。据宫中内奏事处逐日公开的脉案，称慈禧所患者，乃是“骨蒸”重症，或谓起于小产血崩，调理不当以致转变成虚痨。御医心知其然，苦于无法对症发药，薛、汪二人，精研医道，治以骨蒸之法，而将治小产血崩转为虚痨的药隐藏其中，因而日渐有功。
    据说引起慈禧小产的“经手人”就是荣禄。此后荣禄与沈桂芬不合，宝鋆助沈攻荣，荣反攻，但手段拙劣，反为沈所乘。据《梦蕉亭杂记》，翁同龢在荣、沈之斗中，曾为沈建一大功。至于荣之被黜，固由得罪了醇王，亦是慈禧有意疏远的明哲保身之道。
    荣禄是醇王极欣赏的人，久佐神机营，醇王后来亦有悔意，屡次保荐，荣禄坚卧不起。自光绪六年至十一年，闲废五年之久，醇王做了“太上军机”，复思荣禄为助，因光绪已届骑射的年龄，醇王为备骏马八匹，以荣禄的名义报效，于是奉懿旨开复降二级调用的处分，但至光绪十三年始授为镶蓝旗蒙左都统。
    十四年慈禧决定归政后，以荣禄为领侍卫内大臣。此职共六缺，上三旗每旗各二人，正一品。通常非上三旗的高年勋臣，不能专任或兼领，职司宿卫。荣禄之被派此职，光绪的一切行动，便都在他监视之下，自然是慈禧所下的一着紧要棋子。
    到清光绪十七年十一月，荣禄忽然外放为西安将军。我疑心这是出于翁同龢的排挤。翁、荣为异姓昆季，但自沈桂芬与荣禄互攻时，翁、荣即已分携，唯未至破脸而已。以此时的情形来说，翁、荣对立的形势，益为明显：
    第一，翁同龢的唯一目标是，让光绪摆脱母后的牵制，乾纲独断，而荣禄则受慈禧之命，负有监督光绪的任务，这样便在暗中形成了尖锐的冲突。
    第二，北派势力已成强弩之末，李鸿藻对朝政已不能发生什么大作用。张之洞外任总督，而翁同龢手握财权，自有制抑之法，但荣禄在京，以他的背景来说，一旦代李鸿藻而起，南派将大受荼毒，所以亦必欲疏远之而后心安。
    这是翁同龢蓄之已久的想法，而迟至光绪十七年方始动手，则因荣禄的三座靠山，一座是慈禧太后，高高在上，反不易倚靠；靠得住的两座，则已次第消失。这两座靠山就是醇王与伯王。
    伯王名伯彦讷谟祜，其父僧格林沁，出身于清朝国戚第一家，蒙古科尔沁旗的博尔济吉特氏。僧格林沁的叔父尚仁宗第三女庄敬公主，封亲王，死后无子，宣宗选于其族，以僧格林沁仪表出众，立为嗣，袭爵，称为“僧王”。
    僧格林沁骁勇善战，所统带的黑龙江马队剽悍绝伦，但遇到飘忽无常的捻匪，追奔逐北，疲于奔命，结果在山东被暗算，即是阎敬铭巡抚任内的事。僧王的这支马队，在咸、同之际，颇为皇室所矜重，所以僧王阵亡，震悼异常。后来曾国藩镇压捻军，鉴于僧王之失，遂师明末杨嗣昌的遗规，采取以静制动的战略，沿运河设长围，以周家口为老营，以逸待劳，分捻为二，各别击破，得收全功。
    僧王既殁，伯彦讷谟诂袭爵，在亲贵中说话很有力量。他跟醇王是儿女亲家，亦跟醇王交替管过神机营，荣禄于光绪十五年二月充“专操大臣”，负训练神机营之责，与伯王的关系很深。醇王殁于光绪十六年冬天，第二年春天，伯王又殁，至此，荣禄的两座靠山都失去了。翁同龢乃得于这年冬天，因为成都将军岐元出缺，调西安将军崇寿接充，而以荣禄外放为西安将军。西安的缺分远不如成都，不但外放，而且是瘠苦之地，荣禄内心的怨恨，可想而知。
    不道陕西巡抚鹿传霖，与北派的渊源甚深，他是李鸿藻的表叔，又为张之洞的姐夫。当荣禄赴任时，李鸿藻曾特为他写一封介绍信给鹿传霖，原函如下：
    滋轩表叔大人阁下：客腊接奉赐书，并承厚贶，拳垂逾格，心感难名。敬婶福体康强，政犹绥畅，为慰为颂。兹有启者，荣仲华系文忠至交，侄与相契多年，其人有血性，而才亦甚长，实庸中佼佼者也。去冬简放西安将军，不日即赴新任，人地生疏，一切望从实指教，如有借重之处，并希关照及之，感甚祷甚。侄栗碌如常，无可缕述，所幸贱体粗适，寓中亦各敉平，是纾垂念。专肃奉谢，敬请勋安。诸惟鉴察，不备。
    所谓“文忠”指文祥，素以知人善任著称。荣禄至西安后，倾心结纳鹿传霖。《近代名人小传》记他在西安的情形：
    家居数年，用为西安将军。西安缺至瘠，崇寿在官日，内一幕府，门可罗雀；禄至，内幕六人，日为笺启犹不给。偶缘营校阅，言于巡抚鹿传霖，往观焉；以银锞荷囊之属，遍赍诸士，值逾五千金，欢声雷动。传霖亦倾心交之，联为昆弟；因得为诸牧令关说而收其贿。
    据《梦蕉亭杂记》载，荣禄与鹿传霖别有一重渊源，荣禄的岳父零桂为鹿传霖的老师，本有世谊，故而相亲。此为庸庵尚书闻荣禄亲口所言，所记可信，而荣禄之言不可信。本有世谊，诚然不假，但本不相识，亦是事实。鹿传霖同治元年翰林，散馆分发广西当知县，升知府，擢道员，以至抚豫、抚陕，与荣禄从无往还。倘为素识，又有世谊，何烦李鸿藻函介？
    荣禄之讳言结纳鹿传霖，恰好说明他在西安那两三年，积极布置，预备卷土重来的深刻用心。
    我还疑心，逐去荣禄，多少也是珍妃告的枕头状。总之，自荣禄外放，帝党声势渐张，翁同龢至此亦公然为南派的魁首，门户中的健者有汪鸣銮、文廷式、张謇、黄绍箕、志锐、长麟等，而一时名士李慈铭、盛伯羲亦多亲翁。文廷式曾为珍妃授读，通过妃家的关系，内外相维，帝党的形势颇为可观。
    文廷式之受知于翁同龢，纯由才华，而最早识拔文廷式的是汪鸣銮。光绪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翁同龢日记：
    考试中书，汪柳门所取为第一名，余曰：“或者江西名士文廷式乎？”榜发果然。
    翌年庚寅恩科，文廷式会试中式，此科会元即夏元瑜兄尊人曾佑先生。翁同龢此年考差特多，贡士复试至殿试，皆与其役。是年四月间日记：
    十七日，丑初闻雷，丑正雨有声，一刻即止，仅湿地皮耳。起见月光，寅初二刻登车，未至东华门，知派阅贡士复试卷，至六部公所少坐，天明入。诸公陆续来，与徐公分卷，最后至者嵩犊山，至时已阅及半矣。余所分无好卷，见犊山处一本则挺拔有伟气。辰正三毕。徐公归，余与伯寅、柳门力赞，以犊山所取本为压卷，遂定。粘签毕，巳正递上。遂饭。饭罢午初三刻发下并诗片，请小军机拆弥封，写名单，余等对诗片。未初多递名单，未正一刻始传散。
    二十三日，卯初入殿，次第转四桌毕，诸公其各转桌毕，时午初矣。倦卧半刻，未饭。午正集殿上议前十本，各持一二本交徐相国品定，余卷居第一。余等复加评次，颇有所易，顷刻间升沉增异，岂非命耶？徐相竟无前十本之卷，可谓公道，一破例矣。随定二甲三甲。
    二十四日，寅正一刻齐赴西苑门。先闻有起，随发十本下，余等人至诗本处。卯正召见读卷官于勤政东室，福公捧十本入跪案旁，余等鳞次跪，最后一人折而东。上曰所取皆好。拆封至第二，奏文廷式名，上云此人有名，作得好。拆封毕，臣具对吴鲁本好，第四一卷写不佳而策翔实。
    是年读卷官八员，以福锟居首，徐相其次，以下排名次序为麟书、翁同龢、嵩申、徐郙、廖寿恒、汪鸣銮。进呈前十本时，亦如会试四总裁分“正大光明”，元卷应出首席。殿试如某卷独得八圈，当然是众议佥同的状元。倘然圈、点、尖，叉，成绩计算，大致相同，则排名次时，元卷应出福锟之手。翁同龢既已争得第一，徐相又无前十本之卷，则第二似应出福锟之手，此卷即属于文廷式。我猜想定文廷式第二，为翁同龢全力所主张，我更相信，文廷式如果不在卷中有一错字，则必大魁天下。《十朝诗乘》记：
    文芸阁学士以第二人及第，廷对卷“闾阎”误作“闾面”，当加黄签，而翁文恭力拔之；经御史刘纶襄论劾，读卷大臣俱罚俸。
    文廷式有一外号叫“闾面”，即由此而来。但何以“闾阎”会误作“闾面”，则少有人言。其实，文廷式卷上是闾“”，非闾“面”。《湘绮楼日记》：
    大考单第一即闾也，实为可笑。
    此人必革，第一例不善终也。
    金梁辑《近世人物志》，引上录日记，然原文书为闾“”，可作确证。原来文廷式当时误书“闾阎”为“闾闾”，及至交卷时，方始发觉，已不及挖补，因而作英雄欺人之计，将下一“闾”字中的吕，加笔改为面，于是成了杜撰的“”字。有人要加签剔出，刊入三甲，为翁同龢力争，强为辩解，说曾见过“闾 ”，与檐牙相对。《字汇补》中“门”字内加他字的怪字甚多，而八读卷官中，徐桐就是个不通的人，福锟、嵩申更不必论，麟书略知词章，于小学并无功夫。至于徐郙、廖寿恒，皆亲翁同龢，汪鸣銮更不会跟他争执。翁同龢就是这样明欺旗人不学，为文廷式争得一个榜眼。是科状元吴鲁，字肃堂，福建晋江人，虽“好”不能过于文廷式，若非有一不典的“”字，则在翁同龢一手主持之下，抡元绝无可疑。但即令如此，清议仍颇不满。翁同龢于五月八日记：
    外间以文廷式得鼎甲，颇有物论。
    不久，乃有刘纶襄论劾罚俸之事。若在乾隆朝，八读卷官必获严谴，而在乾隆朝，亦绝无发生此种笑话的可能。
    四月二十五日传胪后，二十六日赴礼部“恩荣宴”，文廷式忽有惊人的举动。翁同龢是日日记：
    本拟赴国子监点名出题，因筵宴不能赴，托吴司业代，仍以题目付之。晨入署，巳初诣礼部恩荣筵，朝衣敬竣，直至午初二刻福相使来，可入宴矣，而鼎甲不愿行叩拜礼，文廷式力言古者拜非稽首，引《说文》字义与礼部司员辩，两协揆皆怒，往复久之。迨余等出，鼎甲三揖，余答一揖，观者愕然，退易衣归。徐相欲传三人至翰林院申斥之，其实何足道。
    文廷式此举，不过欲矫颓俗，但矫枉过正，而且他本身亦非耿介之士。这种举动，除了激起保守派的反感，越益顽固以外，于世道人心，毫无益处。
    现在要谈文廷式大考第一这重公案。关于乡会试及殿试，我曾谈过好几次，每想谈一谈翰詹大考，苦无机会，现在正好借文廷式的际遇，来说明大考对翰林的重要性。
    大考之制起于雍正十一年，是年四月上谕：“嗣后庶吉士等虽经授职，或数年以后，或十年，朕再加考试，若依然精熟，必从优录用，以示鼓励，其或遗忘错误，亦必加以处分。”
    自此不定期举行，或三五年，或七八年，特旨召集翰林院侍读学士以下，詹事府少詹以下，庶吉士出身的官员与试，名为“翰詹大考”。题目是赋一、试帖诗一、疏或论一。在所有的考试中，大考的题目最难，光是一篇赋，就非真才实学之士，不能完篇。所以有名无实，或者学殖荒落的翰林，无不视大考为一大难关，有首打油诗形容入妙：
    晶顶朝珠挂紫貂，群仙终日任逍遥；
    忽传大考魂皆落，告退神仙也不饶。
    此诗俗传作“金顶”，非是。八品戴金顶，编修、检讨皆七品，应戴水晶顶。七品官本无挂珠、穿貂之理，但官小而须在御前行走者，如鸿胪寺鸣赞等，俱许挂珠。但唯独编检，挂珠之外，复许穿貂，此亦朝廷特宠读书人之意。而大考之所以为入翰林之一大关者，因为考在三四等，名实俱伤。定制：一等超擢；二等或是升一阶，或于应升时具名题奏，即所谓“内记名”；三等依名次前后，分别留任、罚薪、降调；四等则罚俸、降调。叶昌炽《缘督庐日记》：
    三月二十八日，闻大考前列，喧传一等五人：道希、佩鹤、伯揆、戴鸿慈、陈兆文。咏春在二等前列，蔚若、颖芝皆二等。即往蒿隐处观全单，余与屺怀、韶臣、建霞、小山、礼卿、子封、蔚庭皆三等。静皆、研芙在三等末。子献四等。此次己丑一科，全军皆没，惟恽薇生二等前列，尚可望转坊阶耳。未斋诸君在闱中，闻此信当以不预考为幸矣。
    四月初一日，佩鹤来，同至凤石处见大考全单。南皮、东海、常熟复阅后，廉生由三等擢至一等末，静皆亦改厕三等，中间可保无咎。筱珊以题中错一字与陈雨杉同移榜尾。己丑入后二十名者，又增孙问清、孙百斛。有意乎？无意乎？文勤师在，何至于此？
    四月初八日，大考宣旨；道希、佩鹤、伯揆俱得学士，其余转坊阶有差。三等后三十名皆罚俸；四等第一罚俸四年，第二改官内阁。
    上引三月二十八日、四月一日两天记事，为显示科举时代，师弟同门休戚相关，最好的一个事例。己丑为光绪十五年，会试正科，十六年庚寅，以亲政特举恩科。凡正科恩科接踵举行的年份，前一科的翰林最占便宜，因次年即可散馆授职，不必如平常之三年，同时，两年两科，除非主司有眼无珠，人才必以前一科为盛，以为必然之理。
    以光绪己丑、庚寅来比较，便是丑胜于寅。己丑入翰林者，为李盛铎、费念慈、曾广钧、江标、徐仁铸、叶昌炽、王同愈、张孝谦、恽毓鼎、刘若曾、杨钟羲（榜名钟广，本为正黄旗汉军，为盛昱的表弟）等，或文采过人，或学有专长。此外的知名之士还有陆钟琦、高树、高楠兄弟、毛庆蕃、余诚格、王铁珊、戚扬、丘逢甲、张华奎、杨增新等，五光十色，异彩纷呈，而背榜的杨深秀，为张之洞的入室弟子，戊戌成仁，更为此榜增一特色。至于庚寅的人才，不过文廷式、朱益藩、王乃徵、夏曾佑、廖平、俞明震等寥寥数人而已。
    但此科在甲午大考，竟致“全军皆没”，叶昌炽、江标（建霞）不能列入二等，费念慈当殿试时，本有鼎甲之望，以讹一字而列为二甲第六名，亦犹在进呈的前十本之内，此时亦在三等，探花刘世安（静皆）与徐仁铸（字研甫，即叶记中的研芙，二甲第十八名）则竟在三等末。所以然者，叶昌炽已说得很明白：“文勤师在，何至于此？”
    “文勤”者潘祖荫。己丑会试，适当翁同龢六十赐寿之前，翁的生日在四月二十七，在此以前的考差均未派，以便他能料理私事。会试四总裁为李鸿藻、昆冈、潘祖荫、廖寿恒。殿试读卷八大臣为恩承、徐桐、李鸿藻、许庚身、潘祖荫、祁世长，孙诒经、薛允升。而不论会试、殿试，主其事者为李鸿藻、潘祖荫。潘久在南书房行走，而此科始初典会试，殿试无翁同龢，则在潘祖荫看来，衡文之责独重，所以争持甚力。清人笔记：
    光绪己丑，阅卷大臣为李鸿藻、翁同龢。翁得费念慈卷，欲以状元畀之，商诸李；李得张孝谦卷，坚持不可易。翁争不已，乃两置之，改为张建勋、李盛铎是也。
    此误潘祖荫为翁同龢。潘于殿试后告翁同龢，费念慈大卷子讹一字改置第九，深致惋惜。见翁同龢日记。
    甲午大考阅卷官共十员，除昆冈外，于己丑一科皆无关系，而昆冈又何能在试卷的文字上有何主张？说句老实话，这次的试题“‘水火金木土谷’赋，以‘九功之德皆可歌也’为韵”，他就未见得能够解说。所以这一次的大考，必由孙毓汶一手主持，这只看阅卷官的名单就可知道：
    昆冈、孙毓汶、孙家鼐、陈学棻、志锐、王文锦、李端霖、龙湛霖、徐会澧、梁仲衡。
    除了孙家鼐是工部尚书，比孙毓汶只晚一科以外，其余数人的资望才学，都还不够当大考阅卷官的资格，陈、志、王、李、龙、徐六人皆为侍郎，梁仲衡则还在九卿之列。显然，这张名单之产生，必有内幕。而就表面的迹象看，是孙毓汶想操纵这一次的大考，以升迁黜落的权柄在握作威胁，钳制士林；其时日韩交恶，局势杌陧不定，而这年为慈禧六十万寿，孙毓汶生怕清议昂扬，处境为难，所以蓄用压制的手段来粉饰升平。小人的用心，大致如此，而压制的结果，必出纰漏，甲午主战派的过激言论，未始不由大考受屈而起，小人的祸国，亦大致如此！
    因为大考阅卷官的资望不足以服士林，所以光绪特旨派张之万、徐桐、翁同龢复阅。这是很少有的事，尤其是徐桐，兼任翰林院掌院，向例不阅大考卷，竟亦派充，一破成例。结果，徐桐又假公济私，在文廷式的公案之外，又闹出缪荃孙的风波。兹先引翁同龢是年四月底日记如下：
    二十八日晨，大雾，旋晴热。寅正至朝房，始知奉派复看大考卷，张之万、徐桐及臣龢也。
    苏拉语不确，因先至书房，已而奏事处来请，遂至南斋，则两公先在，发下卷二百零八本。
    有顷，礼邸孙毓汶传旨：“细看。除第一及另束五本毋动外，余皆可动。”有顷，奏事太监文德兴传旨如前，并云在上书房当差者，可酌提前。
    自卯初迄申正，阅过半遂出。不敢宿于外，遂至成均朝房，荫翁亦往吏部公所，惟青老年尊，不便在外，劝之归舍。禁门下钥，闲步阙前，光景甚好。
    二十九日晴。黎明起，卯初一刻至朝房，两公已入，乃亟入。有顷卷交下，军机再来传旨如前，而文监亦来传，云有疵之卷，可置不列等。余对云，故事惟不完者不列等，此次皆完，无可置也。交下四卷二等，上手书黄签，订正字二。阅至巳正粗毕，请荫老写奏片清单讫，遵旨改定三卷，拟改后者二卷，拟改前者一卷，三等末二十名重排定。未初递上，二刻许发下，于清单拟改前者，上朱笔批着即列入一等末，正折传旨依议。遂与青老定三等后数十名。
    传旨“第一毋动”之第一，即文廷式，未试就已预定。“改前”一卷，朱批列于一等末，此人为王懿荣，字莲生，山东福山人，光绪六年庚辰翰林，与盛昱交好，是当时名士之一。改后两卷，据叶昌炽日记，一为陈雨杉（光宇），一即缪荃孙。缪的名次在三等倒数第四，而此犹为翁同龢之力。缪荃孙有上张之洞一函，详叙其事，是一则很珍贵的翰苑故事：
    夫子大人函丈。前肃芜缄，谅登签室，辰维崇勋式焕，懋社增绥，沛嘉澍于荆南，序臻夏长，迓纶云于阙北，泽被春恒，铃阁翘瞻，鼙轩曷既，受业时乖运蹇，计无复之，只有归耕一途，犹可苟全性命。第自遭寇难，生计毫无，奔走卅年，一尘未卜，不能不圆馆谷以为饘粥之需。仰恳夫子大人悯其穷途，赐以末席，效趋承于左右，借报答于涓埃，而衰病之余，性灵日退，枯肠难索，采笔已远，不敢希席上之珍，但免作沟中之瘠而已。
    受业之开罪徐掌院也，因《儒林》等五传，奏派受业与谭叔裕总办，徐太无学术，又坚愎自是，硬交纪大奎、方东树入《儒林》，受业等两人，恐为清议所鄙，力持不肯，属有谗人交构其间，遂固结而不可解。
    此次入都，撰文旧缺不派，庆典不派，会典馆潘文勤索之于前，翁尚书索之于后，允而不派；京察不能不列一等，考语平常，以致不能记名。掌院例不阅大考卷，忽持旨命之复阅，业已拆封，恩怨易辨，受业卷初列二等，因一讹字，改置三等之首，亦可以已矣；徐一见大喜，谓非置四等不可，翁尚书再四挽救，置三等倒第四名，夺俸两年，徐尚以为未快也，深仇宿怨，为之下者，不亦难乎？
    现拟收拾图书，提携细弱，午节前后，航海而面南，趋敬崇阶，面聆训诲，杂事数则附呈，手笺只肃敬请钩安，伏维垂鉴，受业缪荃孙谨启。
    纪大奎入《清史稿·循吏传》，其不能列入《儒林》之故。叶昌炽曾有日记：
    丙申（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夏闰枝来述，筱珊因与掌院争纪慎斋入《儒林》，大考为所中伤，日前接见同署诸君，昌言不讳。
    丁酉（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三十日，补撰《儒林·纪大奎传》一首，东海相国之意也。大奎从邵子先天入手，阐明良知，亦不攻朱学，又旁涉二氏术数，疑龙撼龙诸说，其学颇不纯，东海师初以属筱珊，不允，致龃龉，余不能却，即此愧吾友矣。
    徐桐的乖谬褊狭，于此可见。我以为慈禧最大的罪恶，即是为了私人利益，用一班老朽来替她做挡箭牌。如徐桐也者，可说是戾气所钟，结果搞得朝政混乱不可收拾。翁同龢此时得君正专，不能想个办法，将徐桐从翰林掌院这个对培养人才有极大关系的职位上调走，媕婀取容，事同乡愿，也是件不可原谅的事。
    至于文廷式，在甲午大考时，确实走了内线，犯下“交通宫禁”这一款很严重的罪名，是无可疑的。如叶昌炽所记，大考第二天喧传前五名的名次，后来果然相符。另有一个确实的证据，可以证明大考名次全单，文廷式在未揭晓前就知道了的。张佩纶《涧于集》中，有致王懿荣一函云：
    闻大考之信，弟意阁下当列高等，及芸阁寄晦若一单，竟屏置三等十八人，意极沮闷。幸月朔得电复，知圣人藻鉴，拔置前茅。缪小山何以由三等之前抑置榜后，岂风闻竟入天听耶？记是兄弟之房师，不至改官否，均祈密示。
    芸阁即文廷式，晦若则于式枚。文、于及王懿荣是光绪六年庚辰同年。于式枚其时在李鸿章幕中司章奏，张佩纶则以“东床”为李鸿章参密勿，所以文廷式寄于式枚的名单，张佩纶得以寓目。
    按：大考的最后结果，须待三月二十九翁同龢等最后排比，奉旨“依议”，始克定夺。此时王懿荣业经朱笔改列于一等之末。至于缪被列为三等第十八名的名单，即为三月二十八翁同龢等奉派复看大考卷时，所交下的名单。照道理说，只有张之万、徐桐、翁同龢三个人看得到。当天徐、翁宿于宫内，等于入闱。张之万年纪太大，翁劝他回家，但依情理，张之万当不敢泄露。而且文廷式一向看不起张之万，并无交往，他所得到的名单，绝不会来自张之万。
    那么，文廷式的名单是何处得来的呢？无疑，是“传旨”的太监闻德兴。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七，文廷式为杨崇伊所参，革职驱逐，即提到闻德兴，当时外间误闻为“文”，说他与文廷式以同姓结为兄弟，为“交通宫禁”之证。翁同龢当日日记：
    杨崇伊参文廷式折呈慈览，发下，永革驱逐，杨弹文与内监文姓结为兄弟，又闻前发黑龙江之太监王有、闻德兴，均就地正法；闻即杨折所谓文姓者也。上年有奏事中官文德兴者，揽权纳贿久矣，打四十，发打牲乌拉。闻有私看封奏干预政事语，盖慈圣所定也。又闻昨有太监寇万才者戮于市，或曰上封事，或曰盗库，未得其详也。
    寇万才实为寇连才，翁同龢误记其名。据《花随人圣庵摭忆》，其事亦与文廷式有关。清人笔记载：
    寇连才，直隶昌平州人也，年十五，以阉入宫，事西后，为梳头房太监，甚见亲爱，举凡西后室内会计，皆使掌之。少长，见西后所行者多淫纵事，屡次几谏，西后以其少而贱，不以为意，惟呵斥之而已，亦不加罪。
    已而为奏事处太监一年余，复为西后会计房太监。乙未十月，西后杖瑾、珍二妃，蓄志废立，日逼德宗为樗蒲戏，又给鸦片烟具，劝德宗吸之，而别令太监李莲英，及内务府人员，在外廷肆其谣言，称德宗之失德，以为废立留地步。
    又将大兴土木，修圆明园，以纵娱乐，连才大忧之，日夕皱眉，如醉如痴，诸内侍以为病狂。丙午二月初十日，晨起，西后方垂帐卧，连才则流涕长跪榻前，西后揭帐，叱问何故，连才哭曰：“国危至此，老佛爷即不为祖宗天下计，独不自为计乎？何忍更纵游乐生内变也。”西后以为狂，叱之去。连才乃请假五日，归诀其父母兄弟，出其所记宫中事一册，授之弟，还宫，则分所蓄与小珰。
    至十五日，乃上一折，凡十条：一请太后勿揽政权，归政皇上，二请勿修圆明园，以幽皇上，其余数条，言者不甚了了，大率皆人之不敢开口言者，最奇者，末一条，言皇上今尚无子嗣，请择天下之贤者，立为皇太子，效尧舜之事，其言虽不经，然皆自其心忠诚所发，盖不顾死生利害而言之者也。
    书既上，西后震怒，召而责之曰：汝之折，汝所自为乎，抑受人指使乎？连才曰：奴才所自为也。西后命背诵其词一遍，无甚舛，西后曰：本朝成例，内监有言事者斩，汝知之乎？连才曰：知之，奴才若惧死，则不上折也。于是命囚之于内务府慎刑司，十七日移交刑部，命处斩，越日遂有驱逐文廷式出都之事。
    寇连才不甚识字，慈禧疑必有人教唆，此为逐文廷式的主要原因。至于参劾文廷式的杨崇伊，为李鸿章父子的“打手”，后来又为荣禄所利用，最后为端方所逐。而杨崇伊的女婿又为岳父报仇，劾去端方，其人其事可作一传奇。明末董其昌居乡，不理于人口，当时有《黑白传》杂剧讥刺。杨崇伊的作风，与明末的劣绅毫无两样。至于文廷式之获罪，与一人颇有关系，此人即是李鸿章。
    据说李鸿章由于于式枚的关系，有意罗致文廷式入幕府。在文廷式榜眼及第，请假南归，道出天津时，特为邀宴，并致送了一封极丰厚的程仪。哪知文廷式并不见情，回京后曾参过李鸿章。而翁同龢主战，则深受文廷式的影响。甲午之役，黄海之战大败，李鸿章获重咎，拔去三眼花翎，褫黄马褂，交部严议。此时战无可战，实已非和不可，但翁同龢联络李鸿藻，造成唯一的一次南北两派大合作，坚持主战，并提出联英德拒日，以及起用恭王的新政策。
    慈禧此时不但已看出不能再打，而且也希望早日停战，数年筹备的六旬万寿庆典，仍可小规模地举行。但结果迫于清议，竟仍不能不战，并且起用她极厌恶的恭王。在这八月下旬至九月中旬，不到一个月的工夫中，最活跃的是文廷式。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光绪二十年记事：
    八月二十六日 太后懿旨，以倭人肇衅，庆辰典礼仍在宫中举行，停止颐和园受贺。
    八月二十八日 1翁同龢、李鸿藻请起用恭亲王奕訢，帝不允（翰林院五十余人亦合疏请恭亲王秉政）。2太后召见翁同龢、李鸿藻商和议，命翁往天津询李鸿章能否向俄使喀希尼设法，或责李贻误，此后作何收束。
    九月一日 起恭亲王奕訢，命在内廷行走，管理各国事务衙门，并添派总理海军事务，会同办理军务。
    九月二日 翁同龢自京抵津，传旨责问李鸿章（适接廷寄，命询李晤俄使详情。李云俄盼中国派专使与商，并保俄不占东三省），当日离津返京。
    九月六日 1翁同龢回京，详述晤李鸿章情形，方言俄使喀希尼事（指光绪十二年中俄共保朝鲜）恐不足恃（是日翁创议问赫德）。2以军事日棘，统帅乏人，再促刘铭传来京。
    九月八日 1恭亲王奕訢晤赫德。2英外部以中国之请，征询各国对于调处中日战争之意见（美德反对）。
    九月九日 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编修丁立钩、黄绍箕、冯煦、徐世昌、李盛铎、柯劭忞、周树模、恽毓鼎、叶昌炽、曾广钧、蔡元培、梁士诒、张謇等奏请密连英德，以御日人（并谓日已暗约俄法）。
    九月十二日 英使欧格讷晤李鸿章，商调处（李拒赔兵费）。
    九月十四日 1李鸿章晤俄使喀希尼，请调处中日战事。2命李鸿章筹议添购军舰（后以智利有乱耗，罢议）。
    九月十五日 欧格讷向总署建议，各国共保朝鲜，中国对日赔偿兵费，限即日定议。（军机大臣议英使建议，孙毓汶、徐用仪力主应允，李鸿藻、翁同龢持不可，俟俄使喀希尼到京再商。）
    九月十六日 翁同龢、李鸿藻入见太后，反对英使欧格讷建议，主催援兵速进，悬重赏以励前敌，修复兵船，严扼渤海（太后已决心言和）。
    九月二十一日 编修戴兆春等十四人上书恭亲王主和，国子监司业瑞洵奏请严旨申诫，以杜莠言乱政。
    九月二十二日 英拟会同欧西各国调处中日战事。
    九月二十五日 日拒英调处。
    据《缘督庐日记》，九月初九翰林联衔会奏，即系文廷式主稿。当时慈禧决心言和，李鸿章急于言和，如非文廷式、张謇策动坚持主战，则和局一成，日本不致进兵东北，丁汝昌不必自杀，北洋舰队犹可保留一部分。李鸿章一生的勋名功业，又何至于付之流水？是故李鸿章及其嫡系，对文廷式恨不能寝皮食肉之情，是可以想象得知的。
    文廷式被逐回籍一事，在当时士林中所产生的影响，及今视之，其严重远超过任何人的估计。清末自设总理衙门开始，高级知识分子之间，便形成新旧两大壁垒，但此两大壁垒，在新派并不森严，所谓新派，亦是比较而言，故基本上对旧派采取容忍，甚至某种程度尊敬的态度。但旧之于新，则视如洪水猛兽，绝无容忍的余地。
    自倭仁、吴棠皆下世，朝中已无真道学，降至徐桐、崇绮，无论主观的个人修养，客观的思潮激荡，旧派的堡垒皆有守不住之势，而妄人徐桐，为了坚守他的残垒，言行乖张，而宦官、小人从而抅煽，于是而有无耻的杨崇伊，甘为虎伥。自文廷式被逐，乃知顽固旧派，非打倒不可。我可以这样说，在文廷式被逐以前，新派及同情新派者，还希望与旧派妥协。自文廷式被逐，新派对旧派亦如旧派之对新派，渐成势不两立。如杨崇伊后为端方所“修理”，一时名士，无不拊掌称快，足以看出杨崇伊劾文廷式此举，如何为士林所不满。
    至于李鸿章授意杨崇伊参文廷式，除了修私怨以外，及今视之，更可了解，当是李鸿章已决定联俄制日，而且准备着由俄国回来，将在洋务方面有一番作为，作为复起的张本。而此时唯一的政敌是翁同龢，参倒文廷式，不独在言路上去一障碍，且亦是剪除翁同龢的羽翼。只看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四日，李鸿章自上海放洋，二月十七即有杨崇伊的弹章，此时间上的密切相接，岂是巧合？
    当然，文廷式个人亦有取败之道。当时旧派及老辈对他不满者极多，第一是他傲慢，每好盛气凌人。如王壬秋光绪十三年五月七日记：
    文廷式道希来约会谈，至则已出游矣！与长者期，约而不信，未必自知其非也。
    又光绪十四年三月二十日记：
    重伯会文道溪、梁星海、陈伯严、罗顺孙饮谈，重伯言文道溪无礼，众皆不然之，未知何如也。陈子溶来言，文以余言彼与醇王倡和，疑其讥已，故盛气相凌，则余戏谑之过，谈中其隐故耳。
    第二，也是最为名教中人所深恶痛绝的是，他与梁鼎芬之妻的特殊关系，刘体智《异辞录》载：
    于晦若侍郎，文芸阁学士，梁星海京卿，少时至京，居同寓，卧同一土炕。人心与其面皆不相同，虽圆颅方趾，而大小各别；三人冠履可以互易，而无不合。人情无不妒，三人中惟学士如常，侍郎、京卿皆有暗疾，俗称“天阉”不能御女。然三人狎游，尽以恣学士一人之淫乐而无悔。
    及得交志伯愚将军，益称莫逆；将军非惟嗜好与三人同，其暗疾亦同，可谓奇事。闻学士曾得一房中药方，治暗疾有奇验，以与将军，一试而获同等之效；再试则不验矣；侍郎夫人早死；京卿夫人终身居学士家。盖三人者皆学士侍从之臣，礼教非为吾辈设也。
    此文所记，大致皆实情。其时天阉除于式枚、梁鼎芬、志锐外，翁同龢、潘租荫亦皆天阉。翁有姨太太而“常淘闲气”，屡见于日记，即以瑟鸣而琴不和之故。潘则不置妾媵。他有一新门生，不知老师有此暗疾，一次贸然以置妾为请，潘祖荫指着左右听差问道：“你劝我纳妾，莫非要便宜此辈？”门生惊愕不知所答，唯有下跪请罪，一时传为笑柄。
    梁鼎芬点翰林而娶妻，金榜题名，洞房花烛，本人生极得意之事。李慈铭光绪六年日记：
    八月二十一日，同年广东梁庶常鼎芬娶妇，送贺分四千。庶常年少有文，而少孤，丙子举顺天乡试，出湖南中书镇湘之房。龚有兄女，亦少孤，育于其舅王益吾祭酒，遂以字梁。今年会试，梁出祭酒房，而龚升宗人府主事，亦与分校，复以梁拨入龚房。今日成嘉礼，闻新人美而能诗，亦一时佳话也。
    八月二十五日，诣梁星海、于晦若两庶常，看星海新夫人。
    九月三十日，为梁星海书楹联赠之，句云：“珠襦甲帐妆楼记，钿轴牙签翰苑书。”以星海濒行，索之甚力，故书此为赠，且举新婚馆选二事，以助伸眉。
    梁鼎芬的洞房在京师东城贡院附近，为吴可读的旧居，梁题额曰“栖凤苑”。隋初何妥字栖凤，少机警，有才名，著有《周易讲疏》十三卷，亦深于《孝经》《庄子》，梁鼎芬借以自况，而知者不多，所以他感慨有诗：“何妥解经知己少。”而文廷式当然是他的知己。
    其时于式枚、文廷式都与梁住在一起。未几“绿杨分作两家春”，所以这年冬初，梁鼎芬回籍葬亲，新夫人未偕行，托之于文廷式。这段孽缘既非其夫人有意出墙，亦非文廷式见“色”起意，纯然是梁鼎芬为了解除精神上内疚的压力，强行撮合而成。所以梁、文的交谊始终不替，而龚夫人虽终身住文宅，但仍不时向梁鼎芬要求接济。
    文廷式死后，梁鼎芬当武昌知府，龚夫人曾至武昌求助，那副题郡斋的楹联——“零落雨中花，旧梦惊回栖凤宅。绸缪天下计，壮怀消尽食鱼斋”，殆即作于此时。
    梁鼎芬真可说是“伤心人别有怀抱”，诗中每有寄托。如《落花诗》五、六两首：
    珍重金铃护别枝，寻芳莫待绿草迟。
    岂知隔院春浓处，未到人间肠断时。
    风拂绿埃琴调尽，露零红粉画图悲。
    采芝王母方修隐，鸡犬升天事可疑。
    池馆清凉不再过，仙人月下记鸣珂。
    将离未去盘旋久，欲坠还飞眷恋多。
    孤树当风原易散，余香在水自相和。
    明知邱壑随飘息，苦念初时泪暗沱。
    “将离未去盘旋久，欲坠还飞眷恋多”，写落花之态之情，亦正是写他与龚夫人一段“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情分。“露零红粉画图悲”指龚夫人能画，曾题其所画花卉绢本，一种婉转凄恻之意，情见乎词：
    缥缈秋江绝世姿，玲珑湘管断肠时。
    红蘅碧杜长相忆，玉露金风要自持。
    栏槛有人伤畹晚，衣裳在水写参差。
    缘波骄尽芙蓉色，朝揽蛾眉讽楚辞。
    酒醒见画忽长叹，半在斜阳半在阑。
    一水芳华秋后褪，倾城颜色梦中看。
    潇潇碧雨遗荷佩，黯黯红灯服桂丸。
    千叠愁心消不尽，画帘垂地更香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