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后记
    《清末四公子》于1978年2月1日开始在台北《大华晚报》连载，历时七个多月，至同年9月8日结束。1980年10月，台北“南京出版公司”出版了第一个单行本。三年后，版权转移至平鑫涛的皇冠出版社，于1983年11月推出新版，列为“皇冠丛书”第九四二种。
    此书的写作，显然是在四年前发表《明末四公子》时就已经规划好的。“四公子”之称，始于战国末期孟尝、平原、信陵、春申四君，此后屡见于历代载籍，几乎已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在高阳眼里，“公子”一词从字面意义上看，固然是泛指达官贵人之子，而实际上有真假之分——“纨绔子弟是假公子。必振振然有所表现，不辱家风，能使人敬爱赞羡者，始得为真公子。”而任性负气，独往独来，则为“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作风的一大表征，近数百年来唯“明末四公子”足以当之。至于晚清，政窳俗败，贪贿公行，贵胄子弟虽多，大都酒食征逐、声色犬马之徒，间有一二达官之子，能真赏风雅，文采有声，自然显得卓尔不群，出类拔萃，此“清末四公子”所以成名。然而“与‘明末四公子’相较，文采相若，风流未逮，声光自不可同日而语”矣。
    清末四公子，一般说法，指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陈三立，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吴保初，以及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康。四人虽然齐名并称，但在高阳心中，自有高下轩轾的不同。在谭嗣同传的结尾，他曾给出这样的评价：
    清末四公子，谭嗣同的行谊仿佛战国四公子一流，而陈散原则为明末四公子陈定生、侯方域、冒辟疆的综合，丁惠康已浪得虚名，吴保初更不足道了。
    对于谭嗣同，高阳不吝赞誉之辞，称其“来得光明，去得磊落，即此一端，已足不朽”，至以“大英雄”目之。而四人中，高阳着墨最多、用力最深的，却是陈三立一篇。
    这是因为，不仅陈三立本人，身为晚清旧体诗第一人（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将之比于“天魁星呼保义宋江”），手执诗坛牛耳数十年，交游满天下；而且他的父亲陈宝箴，在湖南巡抚任上大力提倡新学新政，是戊戌变法的关键人物之一；他的两个儿子，陈衡恪（师曾）、陈寅恪，更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各自占有不可磨灭的地位。一家祖孙三代，与中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诸多重要的历史、政治乃至文化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便拈起一个话头，都能牵出缠不清扯不断的掌故秘辛、野史佚闻，正适合高阳发挥其“跑野马”的特长的缘故。
    高阳晚年，曾自刻一枚闲章曰“野翰林”，识者认为，这是高阳文史一生的恰当写照。“野”者，路数不正之谓也。一方面，高阳学富五车，空负翰林学士之才，却长期不被主流学术界所认可，直以通俗历史小说家目之，是其终生的落寞与不甘；另一方面，从向为主流所不屑的“旁门野路”入手，达到正统学院派或难企及的深度，甚至在某个节点上，更真切、更准确地触及历史的本来面目，又正是高阳引以为傲的自信与自负。这，也可说是高阳文史杂著独有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