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宏嘉·陈紫芝·高层云·钱沣
    附记 管世铭 洪亮吉 和珅 王亶望 吴卿怜 毕沅 国泰 于易简 王杰 董诰 福长安
    康熙中叶，御史中风裁最峻整者，是任宏嘉。《清史稿》本传：
    任宏嘉，字葵尊，江南宜兴人。初以举人官行人。康熙十五年成进士，十八年，考选江南道御史，巡南城，疏言：“各州县宜有讲堂书院，庶人知向学。”又言：“学道不惟受制藩司，抑且受制知府。盖府道阶级不甚悬，无以资表率，部郎声望不甚重，又无由达封章。求其公明，实不可得，乞重其选。”
    改巡北城，疏陈五城应行事。谓：“盗风未靖，由保甲不行，稽察未清，由旗、民杂处，司坊未洁，由劝惩不当。”
    又言：“州县昏夜比较，乡民托宿无地，饥寒受杖，往往殒命。又或因分厘火耗之轻，受佥役横索之累。”又言：“朝廷清丈，所以为民，而藩府驳册，上下动费累百；津梁有关，所以御暴，今水港皆设巡拦，旱路亦行堵截，检索至负担，税课遍鸡豚。”所言皆痛切。
    宏嘉一日巡城，有锦衣骏马突其前，呵叱之，隶卒白曰：“此王府优也。”宏嘉趋王府，孛优出，仗之四十。上闻，直定嘉。由是贵戚敛迹，毋敢玩法。
    ……宏嘉素慎，疏上言过直，辄战栗。或曰：“子葸若此，何如不言？”曰：“宏嘉之战栗，气不足也。然知其当言，不敢欺吾心，尤不敢负吾君耳。”
    此与色厉内荏者，适得其反。大致士气发舒，言路宏开，而确为讲求真是非的时代，始有此等人可见。
    清人笔记中又记其风节云：
    《池北偶谈》记同时御史敢言，惟荆元实、任葵尊二人。葵尊名宏嘉，钓台宗丞族兄也。钓台《清芬楼稿》称：康熙中叶，御史噤不言，人诮为“廌解角”，自公入台垣而言路始振，章数十上，咸有益国计民生。
    巡视北城，亲王诸府、公侯第宅，多在辖下，骄悍尤难治。公偶出，有锦衣骏马突其前，公叱呵之，众不敢，曰此某王所嬖千金旦也。公大怒，身逐之，隶走卒奔，抵王府，坐其门，必得旦乃已。王曰：“是申申者何也，即出敢若何？”旦出，公叱缚之，予杖四十。王大恚入奏。天子曰：“非凌汝，行者吾法，汝庇优，亏吾法。”王觳觫稽颡出。
    马三爷者，戚畹某弟，登城私，公执而鞭之，告其兄，兄面谢过。已而谋齮齕公，公廷发其奸，某狡辩，天子命掌其颊三十，又声九门提督罪，诏立斥罢。公尝慨然流涕曰：“宏嘉之得保首领，天子赐也。”盖信而后谏，其遇不可及云。
    按：“钓台”为任启运，雍正十一年癸丑翰林，官至宗人府府丞，深于经学。“廌”即“豸”，兽名，似牛而一角，专触不直者。汉有豸冠，御史专用。豸而无角，何能触不直也？故御史噤而不言，讥之为“廌解角”。
    稍后于任宏嘉者，有陈紫芝，传闻以劾张汧为明珠所害。清人笔记载：
    康熙间前辈有声台垣者二人，一则理少，一则兆园先生紫芝也。先生初官词曹，即不受外僚书帖之敬，入台尤持风纪。尝疏请裁屯卫、颁礼书、除南城大猾邓二，皆允行。时疆臣多由阁部保举，湖广巡抚张汧，大学士明珠所私也。恃势贪暴，廷臣不敢纠，先生具疏劾汧，且请罪其保举之人。奏入，上语之曰：“满朝为所贿属，尔小御史乃尔敢言。”翌日面谕九卿，即与内升四品卿，先生益感激思报称。
    一日于朝房值明珠延坐，进茗饮之，归寓暴卒。在明相黩货揽权、势居骑虎，固不避妨贤害正之丑声，惜济济盈廷，无一人为之举发者，而先生之方刚见惮，峭直寡援益见矣。
    按：此记开头“有声台垣者二人，一则理少，一则兆园先生”云云。“理少”为“常少”之误，实指高层云。前曾叙及，言官称“台”者指御史，称“垣”者指给事中，台垣合称则兼指御史、给事中。高层云字二鲍，江苏松江人，康熙十五年进士，授大理寺评事，二十五年授吏科给事中，官至太常寺少卿。高层云在谏垣之时不久，但所论一事，关系甚巨。《清史稿》本传：
    二十六年，太皇太后崩，诏王大臣集永康左门外议丧礼。大学士王熙等向诸王白所议，跪移时，李之芳年老，起而踣，层云曰：“是非国体也。”即日疏言，谓：“天潢贵胄，大臣礼当致敬，独集议国政，无弗列坐，所以重君命，尊朝廷也。况永康左门，乃禁门重地，太皇太后在殡，至尊居庐，天威咫尺，非大臣临敬诸王之地。大学士为辅弼之臣，固当自重。诸王亦宜加以礼节，不可骄恣倨慢，坐受其跪。”疏入，上曰：“朕召大臣议事，如时久，每赐垫坐语；今大臣为诸王跪，于礼不合，下宗人府吏礼二部议，嗣后大臣与诸王会议，不得引身长跪，着为令。”
    此事遽看，不过争礼节而已，其实是争地位、争权力，而又不止是为汉大臣争，实是为皇帝而争。此话怎讲，容某细言之。
    我常说，一部二十四史，欲观其兴衰绝续之迹，只看当时的中心势力为何，即可预测其结果。每一时代，皆有支配政治的中心势力，而此中心势力，不外乎四类：外戚、宦官、藩镇及知识分子。大致宦官干政最糟糕，而宦官又每与外戚相勾结，皇室常受其荼毒。如藩镇为中心势力，则必形成割据之局，杀伐相寻，亘数十年至数百年不止。唯有知识分子为中心势力，出现文治的局面，则必为盛世。汉朝文景，唐朝贞观、开元，北宋中期，南宋初期，明朝宣德、弘治乃至嘉靖，清朝康熙中叶至同光之初，皆是如此。
    清惩明失，最为彻底。清初对明朝宦官之祸，洞见其症结，宫闱使令不能无宦官，则口衔天宪、揽权舞弊之事即不可免，唯在力加裁抑。顺治之初，以内务府代替明朝宫内四司八局，于是“上三旗包衣”纷据利薮，尤以正白旗为最。因此旗属于多尔衮，一片石之役，李自成大败而遁，正白旗首先从龙入关，机会最好，犹之乎抗战胜利，接收东南，“五子登科”者，咸以近水楼台之利。
    多尔衮一死，正白旗收归天子自将，与“两黄”正式成为上三旗。但正白旗包衣，名义上为太后的家奴，此所以为皇子选奶口，以及织造差使，均出于正白旗包衣，犹之乎民间主妇，主持中馈之意。《红楼梦》中写贾母的权威特重，不知原有政治上的意义，背景中有一孝庄太后在。此意不为研“红学”所知，以不了解八旗渊源之故。
    顺治末年，世祖惑于佛事，于是吴良辅得以乘时“复辟”，恢复“十三衙门”。此为前明宦官与新兴的宫闱势力非常尖锐的冲突。顺治以出痘而崩，孝庄太后得汤若望之助，定策以已经出痘的玄烨继统，并领导上三旗包衣，革除“复辟”的宦官势力，裁撤十三衙门，而以遗诏罪己的方式出之。
    当此时间，主少国疑，雄藩环伺。孝庄决大疑、定大计，作为非凡，惜细节不传于世，但观张宸《青蜩集》，所记顺治崩后的情形，犹可想象。而康熙敬爱祖母的至情，更非纯粹出于孝思，而别有使康熙不得不衷心感佩者在。
    裁撤十三衙门，恢复内务府职权，宦官已不足为患。至于康熙朝的外戚，最盛者两家：一为孝庄太后母家，蒙古博尔济吉特氏，本为科尔沁外藩，每年定期朝觐，恩礼甚至，但防范亦严，不足为患；一即康熙生母娘家佟氏，本为从龙勋臣，子弟以军功起家者甚多，当时有“佟半朝”之称，但佟氏虽贵，并无兵权，故亦无足忧虑。
    可忧者是八旗亲藩，尤其是所谓“旗王”。爵秩既尊，复有部伍，天然具备了造反的条件，自须加以有效的裁抑。自顺治以来，常用的手段是使亲藩之间相互监视；其次是用隔离的办法，大臣与亲藩不通吊问。故《礼志·宾礼》，只有“内外王公相见礼”及“京官相见礼”，无品官见王公礼，即所以防范亲藩笼络大臣，以及大臣煽动亲藩，谋为不轨。
    但除朝会以外，国有大政，每交王公大臣集议。既云集议，则发言的权力相等，只问意见好坏，不问爵秩高低，如引身长跪，则非会议，而是受命。不独长亲藩骄恣之心，而且削弱了大臣据理力争的地位。因此康熙，对言官肯以此为言，自然加以支持。
    事实上，诱发及鼓励在下者建言，据以裁抑在上者，为康熙惯用的政治手腕。此本不足为奇，所高明者，收发由心，能够控制住怨怨相报，不至于出现明末东林与阉党相争之祸；同时，最要紧的是伸张士气，逐渐由亲藩议政转移为文人主政的局面，方为可大可久之道。
    前记陈紫芝在朝房为明珠延坐，进茗饮，归寓暴卒，言为明珠所鸩，与此事相类者，后有管世铭。《清史稿》本传：
    管世铭，字缄若，与亮吉同里。乾隆四十三年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郎中，充军机章京。深通律令，凡谳牍多世铭主奏。屡从大臣赴浙江、湖北、吉林、山东按事。大学士阿桂尤善之，倚如左右手。
    时和珅用事，世铭忧愤，与同官论前代辅臣贤否，语讥切无所避。会迁御史，则大喜，夜起彷徨草疏，将劾之，诏仍留军机处。故事，御史留直者，仪注仍视郎官，不得专达封事。世铭自言愧负此官，阿桂慰之曰：“报称有日，何必急以言自见。”盖留直阿桂所请，隐全之，使有待。嘉庆三年，卒。
    按：亮吉为洪亮吉，常州人，乾隆五十五年榜眼，与孙渊如齐名。高宗崩后，奉旨与修实录。第一次稿本成，备悉乾隆在位六十四年间事，抚今思昔，感憾至深，上书军机王大臣，谓“励精图治，尚未尽法”，而“风俗日趋卑下”“赏罚仍不严明”“言路似通未通”“吏治欲肃未肃”，以为和珅虽已伏诛，但和珅当权之日的风气犹在。《清史稿》本传，备载原文，洋洋四千言之多，语特激烈。所以成亲王将原件奏上后，获严谴。《清史稿》本传：
    上怒其语戆，落职，下廷臣会鞫，面谕勿加刑，亮吉感泣引罪。拟大辟，免死，遣戍伊犁。
    明年，京师旱，上祷雨未应，命清狱囚，释久戍。未及期，诏曰：“罪亮吉后，言事者日少，即有，亦论官吏常事，于君德民隐，休戚相关之实，绝无言者，岂非因亮吉获罪，钳口不复敢言？朕不闻过，下情复壅，为害甚巨。亮吉所论，实足启沃朕心，故铭诸座右，时常观览，勤政远佞，警省朕躬。今特宣示亮吉原书，使内外诸臣，知朕非拒谏饰非之主，实为可与言之君。诸臣遇可与言之君而不与言，负朕求治苦心。”
    即传谕伊犁将军，释亮吉回籍。诏下而雨，御制诗纪事，注谓：“本日亲书谕旨，夜子时甘霖大沛，天鉴捷于呼吸，益可感畏。”亮吉至戍，甫百日而赦还，自号更生居士。后十年，卒于家，所著书多行世。
    《清史稿》管世铭传附于洪传后，以同为对和珅遗毒深恶痛绝之故。管世铭初为户部主事，乾隆五十一年随阿桂赴浙江勘仓库亏蚀案，大蒙赏识，引入军机章京，成为裁抑和珅的得力助手。洪亮吉《更生斋文集》记阿桂与管世铭事云：
    乾隆末年，阿文成公与和珅不相能，凡朝夕同直军机，必离立十数步外，和珅亦知公意，故就公面，公亦泛答之，然未尝移立一步。
    公尝卧庐，军机章京管世铭入省之，公素所厚也，忽呼语曰：“我年八十，可死；位将相，恩遇无比，可死；子孙皆已佐部务，无所不起，可死；所忍死以待者，实欲俟犬马之意，得一上达，死乃不恨。”然竟不果。
    所谓“实欲俟犬马之意，得一上达，死乃不恨。然竟不果”，此言阿桂欲逐去和珅，而终“不果”者，因乾隆年高，恐伤其心。和珅以正红旗满洲官学生在銮仪卫当差，偶尔受知于乾隆，擢为总管，不数年入阁拜相，监揽大权。清人笔记谓之为“入相奇缘”，而实为孽缘。乾隆之于和珅，犹之乎隋文帝之于邓通，哀帝之于董贤，有断袖之好。因为有此一段孽缘，所以阿桂终不忍言。
    清朝《御史题名录》记，管世铭于乾隆五十九年，“由户部郎中考选浙江道御史”。按：军机章京为差使，管世铭底缺原为户部山东司主事，积资升为郎中，考选为御史后，应归本班，方能行使言职。
    管世铭原意到台第一疏，即严劾和珅。阿桂不愿他因建言得祸，所以“奏留”为军机章京。但此时阿桂亦将八十，一旦物化，管世铭自必遂其初志。和珅为除隐患，先发制人，下了毒手，亦是很可能的事。按：赵翼受知于傅恒，管世铭受知于阿桂，都是有名的军机故事。管世铭文名不及赵翼，但为八股名家。清朝以制艺出名者不多，路闰生以外，大概就数管世铭了。
    与管世铭境遇相仿佛者，还有钱沣，即是刘石庵以后，翁同龢以前，颜字大名家钱南园。姚永朴《旧闻随笔》记：
    昆明钱南园副沣，以劾大学士和珅，直声震天下，其内行尤笃。有弟三，季早世，恤其妇，惟恐不得。所得俸与诸弟共之，终身无一钱之私。
    公督学湖南，每按临各郡县试毕，必进诸生告以经义及诗文佳劣，有字体谬误及音韵失谐者，辄面斥或亲责其掌，然奖励亦至。尝一见武陵赵文恪公，叹为人英，见安化陶文毅公亦然。故兴起者众，士皆畏而爱之。公在湖南，吴江陆朗夫中丞耀以祷雨得热疾卒，代者至，值生日将举觞，阍者请馈，公曰：“前巡抚方以死勤事，今遽称庆邪？”今馈烛二梃、藕数厅，代者惧而止。公诗文苍古，书法肖颜鲁公，善画马，风鬃雾鬣，筋骨显露，望而知为严凝之气所特钟云。
    钱南园生平多懿行，但为劾和珅的直声所掩，世多不知。而后世又只知钱南园的颜字，不知其自入柏台，即以“打老虎”自期，亘十余年不少屈，最后竟为和珅所鸩（见《清史稿》本传）。此犹之乎伊秉绶，只知其书法有名，甚至只知其家所制鹅蛋面名为“伊府面”，不知伊为循吏，同是可悲之事。
    按：钱南园系乾隆四十六年，由检讨考选为江南道御史，到台之时，恰逢甘肃冒赈事发。甘肃藩司王亶望，其时已升任浙江巡抚，按治得实，王亶望抄家处死。王亶望山西临汾人，其父王师曾任江苏巡抚，有治行。亶望以举人捐知县，走了和珅的路子，仕途一帆风顺，以贪黩出名，亦以豪奢出名。《清代述异》载：
    王亶望喜食驴肉丝，厨中有专饲驴者，蓄数驴，肥而健。中丞食时，若传言炒驴肉丝，则视驴之腴处，刲取一脔烹以献。驴刲处血淋漓，则以烧铁烙之，血即止。鸭必食填鸭，有饲鸭者，与郡中填鸭略同，但不能使鸭动耳。蓄之之法，以绍酒坛凿去其底，令鸭入其中，以泥封之，使鸭头颈伸于口外，用脂和饭饲之，坛后仍留一窟，俾能遗粪，六七日即肥大可食，肉之嫩如豆腐。若中丞偶欲食豆腐，则杀两鸭煎汤，以汤煮豆腐献之。豪侈如此，宜其不能令终也。
    又有一妾，名吴卿怜，苏州人。王亶望事败，归于和珅，而和珅又败，吴卿怜作绝诗八章自伤，诗云：
    晓妆惊落玉搔头（正月初八日晓起理鬟，惊闻籍没），宛在湖边十二楼（王中丞抚浙时，起楼阁，饰以宝玉，传谓“迷楼”，和相池馆，皆仿王苑）。魂定暗伤楼外景，湖边无水不东流。（其一）
    香稻入唇惊吐日（和处查封有方餐者，因惊吐哺），海珍列鼎厌尝时（王处查封，庖人方进燕窝汤，列屋皆然，食厌多陈几上，兵役见之，纷纷大嚼，谓之洋粉云）。蛾眉屈指年多少，到处沧桑知不知。（其二）
    缓歌慢舞画难圆，月下楼台冷绣襦。终夜相公看不足，朝天懒去倩人扶。（其三）
    莲开并蒂岂前因，虚掷莺梭廿九春。回首可怜歌舞地，两番俱是个中人。（其四）
    最不分明月夜魂，何曾芳草怨王孙。梁间燕子来还去，害杀儿家是戟门。（其五）
    白云深处老亲存，十五年前笑语温。梦里轻舟无远近，一声欸乃到吴门。（其六）
    村姬欢笑不知贫，长袖轻裾带翠颦。三十六年秦女恨，卿怜犹是浅尝人。（其七）
    冷夜痴儿掩泪题，他年应变杜鹃啼。啼时休向漳河畔，铜雀春深燕子栖。（其八）
    所谓“害杀儿家是戟门”者，据说吴卿怜之归和珅，为蒋戟门所献。戟门名赐棨，江苏常熟人，文渊阁大学士蒋廷锡之孙。蒋廷锡、蒋溥父子，雍正、乾隆两朝，先后任户部尚书，蒋赐棨于乾隆五十二年授户部右侍郎，至嘉庆四年始降调，三世官户部，蒋赐棨复以和珅的奥援，在部十二年之久，家资巨万，起居豪奢，实为和珅的心腹，但和珅党羽中，蒋赐棨之名不显，信乎有术。
    此绝句八章，哀婉动人，而吴卿怜实无其人，不过好事者假托而已。据诗，知和珅之败，卿怜二十九，而王亶望伏诛于乾隆四十六年，下距嘉庆四年已十八载，计卿怜之年，不过十一，安得王亶望的宠妾？
    以王亶望为主的甘肃冒赈案，为乾隆朝大狱之一，陕甘总督勒尔谨及诸府县官吏死者数十人。独陕西巡抚曾两署总督的毕秋帆（沅）无事。钱南园为此不平，上疏举劾，结果降为三品顶戴，仍属陕西巡抚。此是乾隆从宽处置，因为毕秋帆当军机章京应殿试时，书法较劣，本无鼎甲之望，以对策论西北屯田特详，为乾隆亲自拔置一甲一名，是道道地地的“天子门生”，不免卫护。
    毕秋帆爱才下士，但操守不佳，且屡误戎机，而由陕抚调河南，旋擢鄂督，至嘉庆二年殁于仕上，始终无严谴。直至仁宗亲政，始于嘉庆四年追论川楚教匪案失察贻误，滥用军需，夺其二等轻车都尉世职并抄家。
    乾隆四十七年，钱南园严劾山东巡抚国泰、藩司于易简，吏治废弛，贪婪无厌，各州县库款皆有短少。朝命大学士和珅、左都御史刘墉，带钱南园到山东查办。乾隆晚年，念及身后之名，恐后人不承认其为英主，故于整饰吏治特严，此案为其一。
    国泰，姓富察氏，以纨绔而早贵，行事荒谬绝伦。《清朝野史大观》记其笑史云：
    乾隆末，国泰为山东巡抚，年才逾弱冠，风姿姣好，酷嗜演剧。在东日与藩司于某在署中演《长生殿》，国扮玉环，于扮明皇，每演至定情、窥浴诸出，于以为上官也，不敢过为媟亵，关目科诨，草草而已。
    演既毕，国正色责于曰：“君何迂阔乃尔？此处非山东巡抚官厅，奈何执堂属仪节，以误正事？做此官行此礼之谓何？君何明于彼而暗于此耶？”于唯唯，自此遂极妍尽态，唐突西施矣。国乃大快曰：“论理原当如是。”
    此“藩司于某”即于易简，江苏金坛人。其兄于敏中，为乾隆早年的宠臣。《清史稿》以于敏中与和珅卒为一卷，表示乾隆吏治之坏，即坏于此二人之手，殊为有识。于易简在红氍毹上与国泰演对手戏，私底下则长跪白事。监司见督抚，即令是“庭参”亦“扶而免”，三揖就座，于易简竟至长跪，无耻之极！
    当和珅一行到达济南时，据说抚署正在演戏。国泰闻报，匆匆卸妆，赶到接官亭见钦差时，粉墨之痕，犹存于面。他自恃有和珅的奥援，了无所惧。和珅亦很想袒护国泰，无奈既有钱南园，又有刘石庵（墉），结果尽得真相。
    原来国泰早得和珅密函，事先嘱咐各县向商家借银充数。所以钦差一到，先盘查首县历城县库，抽查了几封银子，又点了总数，和珅认为没有毛病，起身要回行馆。钱南园却看出了毛病，要求封库，第二天再盘。由于有刘石庵的支持，和珅虽怏怏不快，却不能不勉强同意。
    历城县库的毛病，在库银的形式不符。入库之银，都是五十两一个的大元宝，通称“官宝”。杂色银两，皆须经藩司衙门指定的炉房回铸成“官宝”，方能入库。
    钱南园看历城县库的存银，轻重不一，式样各异，便知是市面上借来的。他的处置办法很绝：第二天到了历城县，立即出一张告示，凡商家借银与历城县者，即持借据来领回，逾期不领，视作放弃，没入官库。这一下，领主无不持借据来呈验。钱南园按数发放，等借据全部收回，历城县库也就几乎空无所有了。
    于是国泰下狱，赐自裁。刘石庵调工尚。钱南园升通参，转常少，擢通副，出督湖南学政。以荆州大水，钱在邻省竟不上闻，为乾隆所责。湖南巡抚浦霖复摭拾他事，上疏攻钱，竟因而降调为六部主事，未及补缺，丁忧回籍。五十八年服阕，授户部主事，旋升员外郎，复授为湖广道监察御史，距其初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已十二年了。
    乾隆五十九年，钱南园奉派为军机章京。阿桂以下皆称“南园先生”而不名，为军机章京前所未有的尊遇。钱南园在未到差以前，以御史身份上疏云：
    臣伏见近日惟大学士阿桂一人入直军机，大学士和珅则入止内右门内旧直庐，或入止隆宗门外近造办处，大学士王杰、尚书董诰，入止南书房，尚书福长安入止造办处。每召见时，联行而入，退即各还所处，属僚白事，趋走多歧，以皇上乾行之健，离照之明，大小臣工，感德怀刑，决不至启朋党之渐。然行之万世而无弊，实莫如率由旧章。
    而世宗以来，及皇上极御之久，军机大臣萃止无涣，由前律后，不应轻于变更。况内右门切近禁内，大臣入止，司员随之，为日既久，不能不与内监狎熟，万一有无知如前之高云从者，虽立正国典，而所缝已多，杜渐宜早。若隆宗门外及造办处，则应差人众窥探于外，大臣于中办事亦属过亵，请申饬诸臣，仍照旧例。
    疏入，有旨饬责，由是有稽查军机处之命。
    时和相擅权，朝中自立私寓，不与诸公共坐，公劾之，谓国家所以设立衙署，盖欲诸臣共集一堂，互相商榷。佞者即明目共视，难以挟私，贤者亦集思广益，以济其事。今和珅妄立私寓，不与诸大臣同堂办事，而命诸司员传语其间，即有私弊，诸臣不能共知，虽欲参议，无由而得，恐为揽权之渐。
    钱南园所列举的军机大臣共五人，依序应为阿桂、和珅、王杰、福长安、董诰。除阿桂外，王杰、董诰，皆非和党，王杰尤恶和珅。《清史稿》本传：
    杰在枢廷十余年，事有可否，未尝不委曲陈奏。和珅势力赫赫，事多擅决，同列隐忍不言，杰遇有不可，辄力争，上知之深，和珅虽厌之而不能去。杰每议政毕，默然独坐。一日，和珅执其手戏曰：“何柔荑乃尔？”杰正色曰：“王杰手虽好，但不能要钱耳。”和珅赧然。
    王杰对和珅的态度，虽出于本性，而实以耿直报乾隆之知。原来王杰的状元，本来应该是赵翼的，适以平定西域，为示偃武修文之意，将殿试前十本第三的王杰，拔置第一。乾隆对和珅，徒以有一段断袖余桃的孽缘，乃恶恶而不能去。但对阿桂、王杰、董诰，皆善善而能用，且与和珅同列，以收裁抑之功。英主之所以为英主，看乾隆的作为，思过半矣。
    董诰浙江富阳人，其父邦达，以丹青受知乾隆。董诰亦一直是文学侍从之臣，虽在军机，直南书房时较多，生平以调护乾隆、嘉庆父子感情一事最可称。《清史稿》本传：
    嘉庆元年，授受礼成，诏朱珪来京，将畀以阁务。仁宗贺以诗，属稿未竟，和珅取自高宗曰：“嗣皇帝欲市恩于师傅。”高宗色动，顾诰曰：“汝在军机刑部久，是于律意云何？”诰叩头曰：“圣主无过言。”高宗默然良久曰：“汝大臣也，善为朕辅导之。”乃以他事罢珪之召。时大学士悬缺久，难其人，高宗谓刘墉、纪昀、彭元瑞三人皆资深，墉遇事模棱，元瑞以不检获悉，昀读书多而不明理，惟诰在直勤勉，超拜东阁学士。明诏宣示，俾三人加愧励焉。
    乾隆之择皇十五子颙琰继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第一个因素是，乾隆晚年自知游幸、土木、用武，古来帝皇花钱的三个毛病都犯了，民力凋敝，亟须休养生息。而皇十五子本性仁厚，可望达成他的期待。第二个因素是年龄，国赖长君，固然不错，但一人中年，难望有所作为，更恐年寿不永，如明朝泰昌的故事，足以动摇国本。皇十五子生于乾隆二十五年，六十年内禅时，年三十六，应该还有二三十年的天下，年力正强，亦很有一番事业可做。乾隆的打算是不错的，尤其是他实现了他的祖父的想法，不负康熙对他的钟爱，确是很值得恭维的一件事。
    但是，大权所在，即令父子，亦不免猜疑。乾隆熟读《纲鉴》，深知大权脱手的太上皇如唐太祖、唐玄宗、宋高宗等，味道缺缺。所以虽已内禅，权力并不放松。如果嘉庆笼络大臣，在乾隆看，即有布置羽翼、谋夺大权的嫌疑。但乾隆毕竟是英主，故能体会董诰的本意，欣然嘉纳。
    福长安为孝贤纯皇后内侄，傅恒幼子。傅恒四子，福灵安、福隆安、福康安、福长安。福康安为乾隆的私生子，其蛛丝马迹，较之孝庄太后与多尔衮的一段情，以及慈禧太后因小产血崩，转成痨病，更为明确。此在乾隆的诗文集中，有情不自禁的流露，更耐人寻味的是，福灵安、福隆安皆为额驸，而福康安“身被十三异数”，死封贝子，独独生前未成为乾隆的乘龙快婿，其故安在，岂不可思！大概在乾隆末年，福康安实为皇子，口耳相传，是个公开的秘密。所谓“嘉庆君游台湾”，殆由福康安平林爽文的附会而来。此是闲话，表过不提。
    福长安以其父其兄的关系，本可不必依附和珅，而竟亦成为和党，大概因此而为嘉庆所卑视，所以嘉庆四年以后的境遇坎坷。《清史稿·傅恒传》附《福长安传》：
    （嘉庆）四年，高宗崩，大学士和珅得罪。仁宗以福长安阿附，逮下狱，夺爵，籍其家。诸大臣议用朋党律，坐立斩，上命改监候，而赐和珅死，使监福长安诣和珅死所跪视，旋遣往裕陵，充供茶拜唐阿，就迁员外郎。
    六年，以请还京夺职，发盛京披甲，旋自骁骑校屡迁，再为围场总管，一为马兰镇总兵，再署古北口提督，屡坐事谴谪。二十一年，授正黄旗满洲副都统，二十二年卒。
    钱南园之入直军机，身份特殊：一方面是军机章京；一方面又以上述一奏为乾隆嘉纳，即命司稽查之职，犹是御史的本分。和珅对他自然恨之刺骨，而无奈其何，于是故意加重他的工作负荷。钱南园当然咬着牙忍受，年老力衰，兼以平时清廉自持，生活刻苦，因而劳瘁成疾，竟致下世。奸佞摧残正人，无所不至。姚惜抱挽诗有云：“孤危仍不恤，溘死又谁论？”致慨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