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六鸿·许三礼·郭琇
    附记 洪昇 赵执信 查慎行 王士祯 余国柱 高士奇 朱彝尊 何焯 陆陇其 徐氏兄弟 明珠父子
    康熙年间的“柏台故事”，最足以资为谈助者，为黄六鸿奏劾国恤期间演剧一案，所谓“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此案牵涉名流，受累多人，只《长生殿》作者，吾杭洪昇遭遇独惨。而其起因，不过文人相轻一小隙，罪魁祸首，实为赵执信。
    先谈黄六鸿。此人籍隶江西新昌，字正卿，号思斋，顺治八年举人，初任山东郯城知县，转任直隶东光，政绩斐然，著有一部《福惠全书》，为州县官的教科书，自谒选、赴任至交代、卸任，共分十四部，纲举目张，井井有条。传入日本，颇受推崇，于嘉永三年（咸丰元年）有小畑行简的翻译本出版。
    此记情事，大致已具，但亦有误处：黄六鸿由知县“行取”到京授职“行人”。京官以类区分，有“大九卿”“小九卿”“翰詹科道”“中行评博”等名目。“中行评博”者，中书科中书、行人司行人、大理寺评事、国子监博士，地位与六部司官相仿，而远不逮“翰詹科道”。行人者持节宣论的使者，亦可说是外交官。
    黄六鸿复以御试一等擢礼科（非部）给事中，一充会试同考官，调升工科掌印给事中：
    黄六鸿者，康熙中由知县行取给事中。入京以土物及诗稿递送诸名士。至赵秋谷赞善，答以柬云：“土物拜登，大集璧谢。”黄遂衔之刻骨。乃未几而有国丧演剧一事，黄遂据实弹劾。朝廷取《长生殿》院本阅之，以为有心讽刺，大怒，遂罢赵职，而洪昇编管山西。
    京师有诗咏其事，今人但传“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二句，不知此诗原有三首也。
    其一云：
    国服虽除未满丧，如何便入戏文场？
    自家原有些儿错，莫把弹章怨老黄。
    其二云：
    秋谷才华迥绝俦，少年科第尽风流。
    可怜一出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
    其三云：
    周王庙祝本轻浮，也向长生殿里游。
    抖擞香金求脱网，聚和班里制行头。
    “周王庙祝”者徐胜力编修（嘉炎），是日亦在座，对簿时，赂聚和班伶人，诡称未遇，得免。徐丰颐修髯，有周道士之称也。是狱成而《长生殿》之曲流传禁中，布满天下。故朱竹垞检讨《赠洪稗畦（即洪昉思）诗》有“海内诗篇洪玉父，禁中乐府柳屯田；梧桐夜雨声凄绝，薏苡明珠谤偶然”句（《梧桐夜雨》，元人杂剧，亦明皇幸蜀事），樊榭老人叹为字字典雅者也。
    梁鸿志《爰居阁脞谈》，有《长生殿》一篇，记此一重公案，自诏“洪稗畦、赵秋谷有知，其许我矣”，而所记实有未谛。最可笑者，竟误黄六鸿为黄仪。黄仪常熟人，字子鸿，精舆地之学，曾助徐乾学修《一统志》，布衣，与黄六鸿的籍贯、经历完全不符。所引王东溆《柳南随笔》，自亦不足为据。
    记此事较详者为梁应来《两般秋雨庵随笔》，中云六鸿康熙三十二年乞休，翌年成《福惠全书》。康熙四十四年南巡，犹召试于江宁，则十二年前精力犹未衰颓，其辞官当以“长生殿”一案，不容于清议，被迫去位，亦可想而知。
    至谓朝廷取《长生殿》院本阅之，以为有心讽刺，遂罢赵职，此亦不然。此案所以会造成轩然大波，主要的是康熙在感情上的原因。康熙至性过人，对他的祖母孝庄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尤其孝顺。《清史稿·礼志》叙皇后丧礼，于孝庄之丧，记述特详：
    二十六年，世祖母博尔济吉特氏崩。先是太皇太后违豫，帝躬侍，步祷南郊，愿减算益慈寿。亲制祝文，词义恳笃，太常宣读，涕泗交颐。既遭大丧，悲号无间，居庐席地，毁瘠过甚，至昏晕呕血。自是日始，内外咸集，日三哭临。四日后，日二哭临。官民斋宿凡二十七日。寺观各声钟三万杵。文移蓝印，题本朱印，诏旨蓝批答。值除夕元旦，群臣请帝暂还宫，不许，惟令元旦辍哭一日。
    礼臣议上尊谥曰孝庄文皇后，帝以升遐未久，遽易徽号为尊谥，心实不忍，论俟奉安寝园，称谥以祭。及梓宫启攒夕，攀慕不胜，左右固请升辇，坚不就驾，断去车靷，恸哭步送。遇舁校番上，辄长跽伏泣，直至殡宫，颜悴足疲，凄感衢陌。
    又传旨，还宫日，仍居乾清门外幕次，并定制服三年丧，不忍以日易月。群臣交章数请除服，国子生五百余人，咸以节哀顺礼为请，帝骨立长号，勉释缞绖，而有触辄痛，阅三年不改。
    孝庄殁于康熙二十六年年底，三年之丧实仅二十七个月，须至二十九年三月，方始服满。帝皇本无三年之服，康熙所持者是所谓“心丧”，虽然表面服丧的迹象不显，但“有触辄痛”；国丧演剧，正触及痛处，乃有严谴。
    至于《长生殿》院本，早传宫禁，朱竹垞曾入直南书房，熟知宫中情形，所谓“禁中乐府柳屯田”，自有确据。事实上，国丧演剧，正因“大内览之称善”而来。王东溆《柳南随笔》前半段所叙，稍得其实：
    康熙丁卯、戊辰间，京师梨园子弟，以内聚班为第一，时钱塘洪太学昉思昇，著《长生殿传奇》初成，授内聚班演之。大内览之称善，赏诸优人白金二十两，且向诸亲藩称之。
    于是诸王府及各部大臣，凡有宴集，必演此剧。而缠头之赏，其数悉如内赐，先后所获殆不赀。内聚班优人因语洪曰：“赖君新制，吾获赏赐多矣。请张宴为君寿，而即演是剧以侑觞。凡君所交游，当邀之俱来。”乃择日治具，大会于生公园，凡名流之在都下者，悉为罗致。
    丁卯为二十六年，内聚班演《长生殿》自在大丧以前，八音遏密，两年之久，内聚班当是看二十七个月之丧将满，可以正式演出，故先以寿洪昇为名，先作一次广告性上演。总以为孝庄太后崩逝已久，丧服已降，不至有何麻烦，谁知麻烦极大。
    又上演地点非在“生（孙）公园”，在“查楼”，亦即后来大栅栏的广和楼，此为赵执信亲口所述，必无误。
    此祸起于要“整”赵执信，事无可疑，但黄六鸿不过发难，推波助澜者另有其人。兹先谈赵执信。此人籍隶山东益都，字仲符，号秋谷。年十九，登康熙十八年进士，入翰林。其时方开博学鸿词，四方名士，皆集辇下，赵与朱竹垞、陈其年、毛西河订为忘年交，过谈欢宴，一坐尽倾，但为人峭峻褊狭，与王渔洋由姻亲交好而反目，颇为人所议论。《清史稿》本传云：
    娶王士祯甥女，初颇相引重，后求士祯序其诗，士祯不时作，遂相诟厉。尝问诗声调于士祯，士祯靳之，乃归取唐人集，排比钩稽，竟得其法，为《声调谱》一卷。又以士祯论诗，比之神龙不见首尾，云中所露，一鳞一爪而已，遂著《谈龙录》云：“诗以言志，诗之中须有人在，诗之外尚有事在。”意盖诋士祯也。
    又《清朝野史大观》记赵、王交谊不终云：
    赵秋谷宫赞……自遇新城先生，不觉低首贴服，至有“愿作扫除隶”之语。由是阁笔不复作诗，历四五年，未尝成一句、吟一字也。新城知之颇不安，乃张筵招饮，固请开禁。秋谷始稍事吟哦，然有所作，必就正新城，惟言是听。
    交之久，偶以新城赞美某翰林，议论不合，赵大拂意，谗人又从中相构……新城亦谓定远所批《才调集》，卑无高论，“而世乃皈依顶礼，不啻铸金呼佛者，是犹嚼粪不知其味耳！”此盖隐骂秋谷。
    据邓石如就洪昇《稗畦集》、赵执信《饴山诗集》钩稽所得，则谓“此狱明明一党争也”。因《饴山诗集》“上元观演《长生殿》剧十绝句”自注：“余以此剧被放，事迹颇类苏子美。”苏子美即苏舜钦。《宋史》卷四百四十二本传，及《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九《庆历党议》记苏舜钦被黜事，确有相类之处。《庆历党议》载：
    庆历五年春，正月，乙酉，杜衍、范仲淹、富弼罢。以贾昌朝同平章事兼枢密使，宋庠参知政事，王贻永为枢密使，吴育、庞籍为副使。仲淹、弼既出宣抚，攻者益众，二人在朝所为，亦稍沮止，衍独左右之。
    衍好荐引贤士，而抑侥幸，群小成怨。衍婿苏舜钦，易简子也，能文章，论议稍侵权贵。时监进奏院循例祀神，以伎乐娱宾。集贤校理王益柔，曙之子也，于席上戏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闻之，以二人皆仲淹所荐，而舜钦又衍婿，欲因是倾衍及仲淹。乃讽御史鱼周询、刘元瑜举劾其事，拱辰及张方平列状请诛益柔，盖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
    贾昌朝阴主拱辰等议，韩琦言于帝曰：“益柔狂语，何足深计？方平等皆陛下近臣，同国休戚，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为陛下论列，而同状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见矣。”帝感悟，乃止，黜益柔监复州酒税，而除舜钦名。同席被黜者十余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网打尽矣。”
    如真为党争，则其事确甚相类。阅王泽弘《鹤岭山人诗集》寄洪昇诗：“贝锦谁为织，箝罗忽见侵；考功原有法，给谏本无心。”以及送洪昇回杭州诗：“性直与时忤，才高招众忌；何期朋党怒，乃在伶人戏。”邓石如所言，不为无因。
    据邓石如的看法，其时三徐与明珠、余国柱相争，波及赵执信，而赵执信之被祸，“度必与掌院徐元文忤，因亦为乾学所恶”。此为邓石如的猜测，而作此猜测的根据，则以《饴山诗集》中有《感事二首》：
    碧山胜赏已全非，谁向西州泪满衣？
    解识贵官能续命，可怜疏傅枉知机！（其一）
    戟矜底事各纷纷，万事秋风卷乱云。
    谁信武安作黄土，人间无恙灌将军。（其二）
    邓石如又作按语云：“二诗感于徐元文之死而作，几于毒詈，知执信被劾罢官，殆为徐氏兄弟所陷也。”
    徐氏三兄弟，乾学、秉义、元文，只秉义稍谨饬，乾学、元文皆卷入党争。顺治间的党争，为冯铨、刘正宗斗二陈（名夏、之遴），康熙间的党争，本由索额图、明珠争权而来，邓石如叙其崖略，大致得实：
    自顺治中禁社盟，士流遂无敢言文社者。然士流必有所主，而弘奖风流者尚焉。乾学尤能交通声气，士趋之如水之赴壑，同时宋德宜、叶方蔼不能及也。余国柱独与之争，遂成怨府，李光地但欲抑之使不得速化而已，本附明珠、高士奇以进。
    二十四年，召试翰詹，乾学首列，入直南书房。翌年由内阁学士擢礼部侍郎，以至左都御史，力倡风闻其事。盖圣祖知其得士，欲倚之为搏击之用。
    清初政归八旗巨室，顺治一朝，政情杌陧，所由来也。康熙初元，四辅臣专政，赖索额图以覆之。索额图专横，乃以明珠分其权。明珠富可敌国，与余国柱表里为奸，故授意乾学、士奇，嗾郭琇劾罢之。
    二十七年，乾学主会试，晋刑部尚书，复令琇劾士奇及王鸿绪，未几乾学亦牵涉张汧案解任，留京修书。旋遭许三礼严劾，乃遣回籍，犹赐“光芒万丈”匾以宠其行。
    明珠既斥，天子始得尽揽八旗兵权，恶乾学反覆，必欲痛抑之。先已令傅拉塔总督两江为督过地，傅拉塔遂劾乾学及其弟大学士元文诸不法事，元文解任，乾学夺职。自后数年间，日有告讦徐氏者，明珠则已复职矣。
    康熙朝的党争，初由圣祖操纵，受指使者一为高江村，一为徐乾学。两人贪赂，皆得圣祖默许，所以一时有“四方玉帛归东海，万国金珠拜澹人”之谣。圣祖操纵徐乾学，尤为高明者，是用徐攻李光地，以破其假道学面目，李光地乃死心塌地为圣祖所用。
    徐乾学与明珠的关系，起先极深。明珠长子纳兰容若且为徐乾学门生，为徐印行《通志堂经解》。其后明珠逐渐失帝眷，徐乾学承帝意动手打击明珠，仍由郭琇发难。《清史稿·明珠传》：
    二十七年，御史郭琇疏劾：明珠、国柱背公营私，阁中票拟，皆出明珠指麾，轻重任意。国柱承其风旨，即有舛错，同官莫敢驳正，圣明时有诘责，漫无省改。
    凡奉谕旨，或称善，明珠则曰：“由我力荐。”或称不善，明珠则曰：“上意不喜，我从容挽救。”且任意附益，市恩立威，因而要结群心，挟取货贿。日奏事毕，出中左门，满汉部院诸臣拱立以待，密语移时，上意罔不宣露。部院事稍有关系者，必请命而行。
    明珠广结党羽。满洲，则佛伦、格斯特，及其族侄傅拉塔、锡珠等，凡会议会推，力为把持。汉人，则国柱为之囊橐。督抚藩臬员缺，国柱等辗转征贿，必满欲而后止。
    康熙二十三年，学道报满，应升者，率往论价，缺皆预定。靳辅与明珠交结，初议开下河，以为当任辅，欣然欲行，及上欲则任，则以于成龙方沐上眷，举以应命。而成龙官止按察使，题奏权仍属辅，此时未有阻挠意也。及辅张大其事，与成龙议不合，乃始一力阻挠。
    明珠自知罪戾，对人柔颜甘语，百计款曲，而阴行鸷害，意毒谋险，最忌者言官，惟恐发其奸状，考选科道，辄与订约，章奏必使先闻。当佛伦为左都御史，见御史李兴谦屡疏称旨，吴震方颇有弹劾，即令借事排陷。明珠智术足以弥缝罪恶，又有国柱奸谋附和，负恩乱政，伏冀立加严谴。
    疏入，上谕吏部曰：“国家建官分职，必矢志精白，大法小廉。今在廷诸臣，自大学士以下，惟知互相结引，徇私倾陷，凡遇会议，一二倡率于前，众附和于后，一意诡随，廷议如此，国是何凭？至于紧要员缺，特令会同推举，原期得人，亦欲合被举者警心涤虑，恐致累及举者，而贪黩匪类，往往败露，此皆植党纳贿所致。朕不忍加罪大臣，且用兵时，有曾著劳绩者，免其发觉。罢明珠大学士，交领侍卫内大臣酌用。”
    此为“国丧演剧”案前一年的事，徐乾学兄弟方力排明珠、余国柱；不意明珠势未全圮，因借国丧演剧一案，对明珠、余国柱一系势力，再作打击。洪昇与余国柱交谊亲厚，洪昇集中有《寄大冶余相国》诗，“八口羁栖屡授餐”及“身微真愧报恩难”之句。至查慎行则与明珠亦有渊源。《清诗纪事》查慎行小传云：
    查慎行，字悔余，本名嗣琏，字夏重，晚号初白老人，海宁人。少学文于黄宗羲，受诗法于钱秉澄，与朱彝尊为中表兄弟，得其奖挹，声名渐起。屡试不第，康熙四十一年荐试入直南书房修书。
    翌年成进士，寻授编修，乞假归。性不谐俗，有文愎公之目，假满宦者进谗，有毋庸入直之命，遂告归。
    雍正五年，弟嗣庭以诽谤成狱，慎行及弟嗣瑮，毕室赴请室。嗣庭瘐死戮尸，嗣瑮戍陕西，慎行得放归。初慎行尝继吴兆骞授明珠之子揆叙读，揆叙附廉亲王胤祺，谋夺嫡甚力。世宗命于其葬所镌石不忠不孝柔奸阴险之墓，乃独宽慎行，或故示不测欤？南归后未一月即病卒，年七十八。
    按：吴兆骞居塞上二十三年，白首同归在康熙二十年。南归省母，住吴江约半年，复又北上，感于纳兰的风义，就馆其家，为明珠次子、纳兰之弟揆叙业师，康熙二十三年卒。查慎行即于此时入明珠门下，授揆叙读，因而卷入党争。
    党争的双方，一为徐氏兄弟，一为明珠及余国柱、佛伦等，而出面相争者，则为两言官，助徐者为郭琇，攻徐者为许三礼。此两人亦皆贤者。独立行事，但无形中不免受人利用。
    郭琇字华野，山东即墨人，与汤斌为同年，由吴江知县行取为江南道御史，三年之中擢为左都御史，复劾高士奇、王鸿绪等，朝贵侧目，终于被诬落职，至康熙三十八始复起为湖广总督。
    许三礼为理学家，《清史稿》本传：
    许三礼，字典三，河南安阳人，顺治十八年进士，授浙江海宁知县。海宁地濒海，多盗。三礼练乡勇，严保甲，擒盗首朱缵之等。益修城壕，筑土城尖山、凤凰山间，戍以士兵，筑塘浚河，救灾储粟，教民以务本。立书院，延黄宗羲主讲。在县八年，声誉甚美。康熙八年，行取，授福建道御史……二十八年，迁右副都御史，再迁兵部督捕侍郎，以病告归，未及行，卒。
    三礼初师事孙奇逢，及在海宁，从黄宗羲游。官京师，有所疑，必贻书质宗羲。学宋赵抃故事，旦昼所为，夜焚香告天。家居，及在海宁，皆建告天楼。圣祖重道学，尝以之称三礼云。
    许三礼是康熙所看重的道学家，但很奇怪，其学近于程朱，却又极尊敬阳明嫡派的黄宗羲，官京师时，凡有所疑，必驰书黄宗羲请敬。家中建一座“告天楼”，日间所作所为，夜必焚香告天。这样一个讲究不欺的人，奏劾徐乾学，当是出于良知，但恰好迎合了康熙的意思。
    徐乾学之罢官，起先是牵涉在湖广巡抚张汧的贪污案中。张汧是明珠的私人，贪污行贿属实，但问到行贿何人，张汧说是徐乾学。这也许是事实，但也可能是徐乾学扳倒了明珠，张汧失去靠山，以致被逮，心恨徐乾学，故意咬他一口。不过，康熙心里很明白，徐乾学之劾明珠，出于他的指使，如果徐为明珠私人张汧指为受贿，由此获罪，变成两败俱伤，则岂复还有人供他利用？因而降旨，戒勿株连，暂时保全了徐乾学。
    徐乾学内心当然不安，上了一道奏疏说：“前任湖北巡抚张汧横肆污蔑，缘臣为宪长（按：“宪长”指左都御史），拒其币问，是以贿憾诬攀，非圣明在上，是非几至混淆。臣备位卿僚，乃为贪吏诬构，皇上覆载之仁，不加谴责，臣复何颜出入禁廷？有玷清班。伏冀圣慈，放归田里。”
    所谓“拒其币问”，则张汧向徐乾学行贿，确有其事，只是徐乾学自道拒贿而已。这自是片面之词，要求得个水落石出，便须提张汧到案对质。唯既有“戒勿株连”之诏，不能出尔反尔，所以康熙许以“原官解任，仍领修书总裁事”。修书者修《明史》。
    徐乾学于康熙二十七年罢左都御史。五月，其弟元文补此缺，十二月调刑尚。二十八年五月调户部，除拜授文华殿大学士。不久，即有许三礼严劾徐乾学之事，而暗中实为指责徐元文。《清史稿·徐乾学传》：
    副都御史许三礼劾乾学：“律身不严，为张汧所引，皇上宽仁，不加谴责，即宜引咎自退，乞命归里。又复优柔系恋，潜住长安，乘修史为名，出入禁廷，与高士奇相为表里，物议沸腾，招摇纳贿。其子树榖，不遵成例，朦胧考选御史，明有所恃。独其弟秉义，文行兼优……乞立即召用，以佐盛治。乾学当逐出史馆，树榖应调部属，以遵成例。”
    所谓“明有所恃”，以及独独称道乾学之弟，元文之兄秉义，弦外之音，即在抨击徐元文。
    许三礼的弹章中，所提到与徐乾学有勾结的高士奇，亦是康熙朝党争的要角之一。高士奇是杭州人，字澹人，号江村。不学而有术，为康熙的“文学侍从之臣”，招权纳贿，家私巨万，与明珠家皆至道光年间，方始完全败落。“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明珠与高士奇皆以贪出名，而子孙坐食至百年之久，邓石如谓之为“贪运久长”。
    高士奇的发迹，传说甚多。一说他年轻时流落北京，在护国寺测字为生，他的字写得很好，为人荐引至索额图门下，充任书写小吏。高士奇善伺人意，颇得索额图的信任，渐成心腹，并荐引至南书房行走。但索额图赋性横暴无礼，高士奇每每长跪白事，偶有不当，索额图破口大骂，甚或动手殴辱，不为高士奇留丝毫余地，高士奇情不能堪，乃转投明珠以倾索额图。
    一说是康熙自己所识拔。有一次驾出正阳门，发现关帝庙悬一块匾额，写神童诗一句“天子重英豪”，认为措辞得体，因而命侍卫访寻写此匾额的高士奇，奏对称旨，遂见亲信。
    高士奇有许多著作，大部分是随扈的见闻，如《金鳌退食笔记》等，意在标榜为天子近臣。康熙的绝学在天文、算学，词章之道，颇为浅薄。所以用高士奇为他料理笔墨，恰如其分，故而君臣相得。但高士奇得帝欢心，亦颇费心血。据说他每天入直，口袋中装满了“金豆”，问小太监，皇帝夜来灯右观书，看的是哪几部？小太监为他指出，是哪部书，在哪几页，高士奇即以金豆犒赏。然后先将康熙昨夜所看的书，细心研究。这样有备无患，每次垂询，都能应付裕如。所以康熙一直觉得高士奇十分渊博。
    在他人眼中，高士奇谈不到做学问，也谈不到词章文采。他亦自知为名士所轻，颇思结纳。但洁身自好者，多冷淡疏远，因而成仇。为他排挤者，不一而足，如朱彝尊就是。
    清朝的科举中，有一盛典，即康熙十八年所举行的“博学鸿词”。此为制科，在唐朝就有此名目，原称“博学弘词”，以后为避乾隆御名弘历之讳，改弘为鸿。其时三藩之乱将平，康熙为示偃武修文之意，乃特开此科，搜罗岩壑之士，用意在笼络遗民，《清史稿·遗逸传》的人物，几乎无不被征。遗民志士不愿应征，地方官往往迫之就道。到京则多装病不赴，即赴试亦不愿受官。可是受了官的，却又大多不得安于位。
    朱竹垞受排挤的缘由，见于其所撰《严绳孙墓志》：
    诏下，五十人齐入翰苑。布衣与选者四人，除检讨，富平李君因笃，吴江潘君耒，其二，予及君也。君文未盈卷，特为天子所简，尤异数云。未几，李君疏请归田养母，得旨去。三布衣者，骑驴入史居，卯入申出，监修总裁交引相助。
    越二年，上命添设日讲官知起居注八员，则三布衣悉与焉。是秋，予奉命典江南乡试，君亦主考山西。比还，岁更始，正月既望，天子以逆藩悉定，置酒乾清宫，饮宴近臣，赐坐殿上，乐作，群臣依次奉觞上寿。依汉元封柏梁台故事，上亲赋升平嘉宴诗，首倡“丽日和风被万方”之句，君与潘君同九十人继和，御制序文勒诸石。
    二月，潘君分校礼闱卷。三布衣先后均有得士之目。而馆阁应奉文字，院长不轻假人，恒属三布衣起草。
    二十二年春，予又入直南书房，赐居黄瓦门左。用是以资格自高者，合外内交构，逾年，予遂诖名学士牛钮弹事，而潘君旋坐浮躁降调矣。
    君遇人乐易，宽和不争，以是忌者若少。寻迁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编修，敕授承德郎，时二十三年秋七月也。冬典顺天武闱乡试。事竣，君乃请假，天子许焉。
    所谓“诏下”即鸿博发榜。应试者共五十人，尽皆录取，计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人，俱入翰林。妒嫉者呼之为“野翰林”。而更有人不与鸿博试，亦得同鸿博而入翰林，即励杜讷与高士奇，皆以善书法直南书房，高士奇以内阁中书超授翰林院侍讲。朱竹垞有诗两首相讥。孟心史《己未词科录外录》云：
    鸿博试后，明年，高、励俱以同博学鸿儒试，士奇由中书超授翰林侍讲，杜讷由州同超授编修。杜讷不以著作名，专于御批《纲鉴》日侍夜阅有劳，得此殊遇，盖非竹垞所指及。竹垞诗自谓以文字享盛名者耳。
    其诗言：“汉皇将将出群雄，心许淮阴国士风。不分后来输绛灌，名高一十八元功。”此谓鸿博之外，复有同鸿博，学问不足道而知遇特隆也。又云：“片石韩陵有定称，南来庾信北徐陵。谁知著作修文殿，物论翻归祖孝征。”此尤可知其为士奇发矣。
    据周弃子先生说，此诗“汉皇将将出群雄”，应作“汉皇将将屈群雄”；“片石韩陵”四字应作“海内文章”。
    孟心史又言：
    士奇以治《左传》自鸣，其《春秋地名考略》，乃清秀水徐胜代作，尚有可观。又作《左传姓名考》，《提要》谓与《地名考》相辅而行，然体例庞杂，如出二手。列举其庞杂各文，又断之云：“其他颠倒杂乱，自相矛盾者，几于展卷皆然，不能备数。其委诸门客之手，士奇未一寓目乎？”云云。
    盖士奇本不学，又自以文学侍从，为时君所特眷，不能不多以造述自表见。因而分其苞苴所得，养门客以为捉刀人，得失则又各听其所自为，己并不能加以识别。以此上结主知，特赐博学鸿儒为出身，岂非己未同征之玷？竹垞辈书生结习，未能因势利而澹忘，宜其以口语得过矣。祖孝征之喻，士奇才调尚有愧此言……
    本传又言“性疏率，不能廉慎守道，大有受纳，丰于财产”各语，则颇肖士奇为人。至以《修文殿御览》与方士奇之著作，尤为奇切。《通考·经籍考》御览下云：“珽之行事，小人之尤，言之污口。其所编集独至今传世。珽尝盗《遍略》论众，今书毋乃盗以为己功耶？”《遍略》，梁徐僧权所为也。
    朱竹垞获处分，由于私带书手王纶入史馆，抄录四方进呈书籍，为掌院牛钮所劾，得旨降一级，事在康熙二十三年。“三布衣”的潘稼堂，亦以浮躁轻率，为牛钮所劾，夺职而归。这年鸿博中获罪者，尚有秦松龄。《东华录》：
    康熙二十三年九月己卯，礼部题：磨勘顺天乡试卷，文体不正三卷，文理悖谬二卷。正考官左春坊左谕德秦松龄，副考官编修王沛恩，同考官内阁中书王锌、工部主事张雄，俱应照例革职。候选主事张曾祚，应照例革职，交刑部提问。从之。
    按：秦松龄字留仙，顺治十二年翰林，因“奏削案”被革职，闲居十余年复以鸿博得翰林。康熙二十三年主顺天乡试，闱中并无关节舞弊事情。而事后忽以磨勘（由御史调取考试墨卷，细加复核，谓之磨勘）革职，且下狱，由徐乾学力救得免，家居三十年，年七十八卒。此狱亦为高士奇一手所布置。
    高士奇之不慊于秦松龄，亦以秦轻视其人之故。秦松龄后人小岘著有《词科录》。因为高士奇是“同鸿博”出身，故亦有传。中云：
    相传文恪尝属健庵徐公，以扈从东巡，录丐序于先宫谕。未应，徐公乃自为之。文恪衔先宫谕甚。甲子顺天科场之狱，皆文恪密为主之，第其事秘不著耳。
    文恪即高士奇。秦松龄官至詹事府左谕德，此为东宫官属，故称宫谕。秦家与徐家姻亲，而徐乾学与高士奇又为亲家。辗转姻亲，但卷入党争，只有利害，不讲亲情，此亦为清初党争中的特色之一。
    许三礼劾徐乾学时，帝眷未衰，以致劾人者反而获罪。许三礼不甘于降二级调用的处分，再上弹章，共列七款，言之凿凿，中如：
    乾学于丁卯乡试，戊辰会试，在外招摇，门生亲戚，有名文士，各与关节，务期中式。有苏州府贡生何焯，往来乾学门下，深悉其弊，特作会试墨卷序文，刊刻发卖，寓言讥刺。乾学闻之，即向书铺将序抽毁，刻版焚化，嘱托江苏巡抚，访拿何焯，至今未结。
    何焯即何义门，苏州人，赋性峭刻，好诋訾前辈。初受知于徐乾学，为人所谗而失欢，改投翁叔元门下。叔元常熟人，康熙十五年探花，官至工部尚书。此人爱才而性情褊隘，因劾汤斌之故，何焯索还门生帖子，翁叔元大恨，千方百计打击何焯，以致科场失意。至康熙四十一年，始以李光地之荐得直南书房，赐举人，会试下第，而特赐进士，点翰林，侍皇八子读，卒于康熙六十一年，倘或不死，必成陈梦雷第二。何焯受李光地知遇，列入门墙，但李光地卖友、夺情，皆不为何焯所谅，致书全谢山时，对李颇有微词。
    乾学认光棍徐紫贤、徐紫书二人为侄，通同扯纤，得赃累万。徐紫贤、徐紫书现造烂面胡同花园房屋，书办之子，一朝富贵胡为乎来？乾学之赃，半出其手。
    乾学因弟拜相后，与亲家高士奇更加招摇，以致有“去了余秦桧，来了徐严嵩。乾学似庞涓，是他大长兄”之谣，又有“五方宝物归东海，万国金珠贡澹人”之对，京城三尺童子皆知。若乾学果能严绝苞苴，如此丑语，何不加之他人，而独加之乾学耶？
    因徐元文拜相，而徐乾学更加招摇。观夫“乾学似庞涓”之语，可知其为其弟元文的谋主。康熙至此始真正了解徐氏兄弟的真面目。因此，许三礼虽受严斥，而处分反减轻了，免于降调。
    康熙操纵党争，使令互攻，借以获知双方的隐私弱点，握有把柄在手，不即发作，只责令其尽心公事。臣下怀德畏威，无不格外巴结。如李光地道学面目早为彭鹏揭破，而康熙任使如故，李光地何得不尽心尽力。至于彭鹏虽一时斥责，亦终究重用，驭下之妙，无与伦比。康熙六十一年盛世，洵非虚致。
    许三礼之留任，对徐乾学自是一个警告，因于这年冬天，上疏乞归，自言：
    臣年六十，精神衰耗，只以受恩深重，依恋徘徊。宪臣许三礼，前因议先贤、先儒坐位，其言不合经典，臣与九卿从对之时，斥言其非，本以公事相争，不谓触其私怒，捏造事款，逞忿劾臣。幸圣主洞烛幽隐，臣欣荷再生，但臣方寸靡宁，不能复事铅椠，且恐因循居此，更有无端弹射，乞恩终始矜全，俾得保其衰病之身，归省先臣丘陇。庶身心闲暇，愿比古人书局自随之义，屏迹编摩，少报万一。
    愿以“书局自随”，犹冀复起入朝。康熙此时还未决定对徐氏兄弟应持何态度，因而一贯优遇，降旨褒奖。这是二十八年十一月的话，到了二十九年二月动身南归，陛辞时康熙特赐“光焰万丈”匾额。此用韩愈诗“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嘉美异于常情。但亦可能是警告，改“光”为“气”则“气焰万丈”，便足致祸。
    果然，徐乾学回到昆山不久，两江总督傅拉塔便有一奏严劾。傅拉塔，《清史稿》作傅腊塔。伊尔根觉罗氏，隶镶黄旗，笔帖式出身，居官颇有政绩，谥清端，雍正中入祀贤良祠。凡此恤典，绝非幸致，是则劾徐乾学可信其非尽为明珠修私怨。其疏兼劾徐氏兄弟子侄，江苏巡抚洪之杰等，原疏胪列多款，引录如下，以见彼时的吏治绅权：
    凡为人臣，宜感戴上恩，不负养育。乃有不遵法度，彼此施威，朋比背恩，以官职为生理，公然受贿，扰害地方。如巡抚洪之杰，原任刑部尚书徐乾学，大学士徐元文，并伊等子侄秽迹，谨胪列陈之：
    康熙二十八年，徐元文升任大学士，洪之杰谄媚，制金字大匾一方，旗杆二根，旗上金镌“瑞协金瓯，泰开玉烛”八字，委督粮同知姚应凤，赍至徐元文前树立。复送贺仪一万两，徐元文之子，举人徐树本亲收。
    康熙二十八年，原任松江府知府赵宁，投拜徐元文门下，馈银一千两，徐元文之侄徐树屏、徐树敏亲收。
    康熙二十八年，苏松常三府，采买青蓝布解部，以少价买多，支销银一万四千余两，洪之杰、赵宁、徐树本等分肥。
    徐元文之子徐树声，自京到巡抚衙门，称有要紧密信，因开门稍迟，喝打门吏，洪之杰听闻，忙即大开中门，鸣锣击鼓，作乐迎道，衙役路人，皆为耻笑。洪之杰于康熙二十八年，因重犯减等案内，部议革职，蒙皇上宽宥降级留任，而元文、乾学冒恩，以为己力。洪之杰将银二万两，令原任松江知府赵宁，送徐树本收。
    康熙二十八年，阊门外居民钦涞、钦鼎丞，彼此争讼，徐树敏见钦鼎丞家裕，嘱托巡抚，令钦涞、钦宸枢控告，许钦鼎丞银一千两，交与伊家人徐孔昭、徐孔章兑收。
    徐树声兄弟，前往苏州府承天寺内，瞰琅山房恶僧等富厚，诈银一千两，嘱巡抚止留琅山房之僧，余房僧尽皆驱逐。后被逐之僧，及众百姓为留恶僧，反将好僧逐出，公愤怨憾。
    徐树本唆王缉植之母，告同县监生李端匏久不葬亲，诈得李端匏银四百两。
    原疏胪列尚多，凿凿有据，但以彼时官场而论，不算大过。因此，康熙从宽处置，只令徐元文休致。但情势外弛内张，而同时及后世对徐氏兄弟颇多怨词，此亦可怪之事，如《清诗纪事》：
    元文原品休致，舟至临清，榷关者发视箱箧瓶罍无遗，冀验其货贿，竟无所得。乾学非能清白自矢者，特狼藉不如人言之甚，身后藏书斥卖殆尽，诸子困穷，非虚饰也。报复者修怨未已，元文、乾学先后以忧死，党局始稍结。元文撰《含经堂集》三十卷、《别集》二卷、《附录》二卷，与乾学《澹园集》俱无人为之作序矣，盖忧危中虑为人执持，刻成不敢公然行世。
    按：今传《澹园集》有宋荦序，作于康熙三十六年。又《十朝诗乘》载：
    健庵以尚书里居被逮，门生故旧相率避匿，独韩慕庐宗伯，以小舟送至淮上。秦小岘过昆山诗有云：“平生师友一长洲，患难周旋共白头。”指此。
    姜西溟《苦寒行》谓立斋身后营葬，亲故无视窆者，其诗云：“君不见，徐相国，一朝抱恨返故乡，经岁得疾归蒿里；卖得遗庄营墓田，葬在虎丘山绿墅，虎丘山寺遍游人，会葬曾无一近亲？就中何物最情殷，朝闻鸱啼暮愁狷。劝君闻此休叹息，是年向尽无气力，哪得青蝇为吊客。”死生贵贱间，世态如此。
    韩慕庐即韩菼，苏州人，康熙十二年会元兼状元。陈寅恪谓江浙间以韩菼科名得意，所以取名为“菼”者极多。韩，徐乾学门生，敬礼师门，始终不改。曾有《上健庵师》诗八章，以“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为韵。
    但谓徐乾学“里居被逮”，殊有未谛，被逮者为徐乾学子树敏。《清史稿》本传：
    三十年，山东巡抚佛伦，劾潍县知县朱敦厚加收火耗论死，并及乾学尝致书前任巡抚钱珏庇敦厚，乾学与珏俱坐是夺职，自是齮齕者不已。
    嘉定知县闻在上，为县民讦告私派，逮狱。阅二年未定谳，按察使高承爵穷诘，在上自承尝馈乾学子树敏金，至事发后追还，因坐树敏罪论绞。会诏戒内外各官，私怨报复，树敏得赎罪。三十三年，谕大学士，举长于文章、学问超卓者，王熙、张玉书等荐乾学与王鸿绪、高士奇，命来京修书。乾学已前卒，遗疏以所纂《一统志》进，诏下所司，复故官。
    徐乾学之死，据邓石如说：“三十三年，有诏取乾学、鸿绪、士奇回京修书。乾学知有使者来，而不测祸福，遂卒，盖悸死也。”邓石如的话必有根据。徐乾学卒于康熙三十三年七月十七日，据石蕴玉所撰徐传：“甲戌卒于家，有旨召回，已不及矣！”又郑方坤撰徐传：“逾年诏以原官起用，而宣纶之日，即为撤瑟之辰。”皆为隐笔。
    邓石如以为徐乾学死后，“文士多作诗哀思之，鲜有刺讥者，不知其何以得此？”此在韩菼所撰徐乾学的行状中，或可求得解答：
    睢州汤公之抚吴，不名一钱，及为尚书，殁无以殓，公亟出橐中金助之。他朝士故友之丧，如检讨陈君维崧、倪君灿、吴君任臣、黄征君虞稷、吴孝廉兆骞，皆公一人为之经纪，不以告人。陆御史陇其有直声，殁而公哭之哀，将为之营葬，且志其墓，会公亡，御史至今葬无时也。
    公故负海内望，而勤于造进，笃于人物，一时庶几之流，奔走辐辏如不及……公迎致馆，餐而厚资之，俾至如归……后生之才俊者，延举荐引无虚日……或穷困而来投，愀然同其忧，辄竭所有饮助，不足更继之以质贷亦不倦。以故京师邸第，客至恒满不能容，僦别院以居之。
    登公之门者甚众……或出而仕于四方，坐公家逋欠至百千不能自拔，赖公营救得归者，亦比比而然。
    按：徐乾学于康熙十一年壬子为顺天乡试副主考，拔韩菼于落卷中，癸丑连捷为会元，复得大魁天下。韩菼感于知遇，行状中不免溢美，但大致皆为实情。顺康之际，若钱牧斋、龚芝麓等，爱才好客，一时名士受其惠者极多，徐乾学亦复如此。但此亦为康熙所鼓励，假手于徐乾学笼络名流、安抚士人，当时在江南的曹寅亦负有此种任务。明乎此，可知康熙对“四方玉帛归东海”之谣，淡焉置之，其故安在。更可知徐乾学殁后何以四方文士多作诗哀之，而罕讥刺。
    徐乾学“哭之哀”的陆陇其与汤斌齐名，为康熙朝理学名臣。他是唐朝陆宣公之后，亦为明朝嘉靖年间有名的“锦衣卫大堂”陆炳之后。《清史稿》本传：
    陆陇其，初名龙其，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进士。十四年，授江南嘉定知县。嘉定大县，赋多俗侈，陇其守约持俭，务以德化民……
    十七年，举博学鸿儒，未及试，丁父忧归。十八年，左都御史魏象枢，应诏举清廉官，疏荐陇其洁己爱民。去官日，惟图书数卷，及其妻织机一具。民爱之比于父母，命服阙以知县用。二十二年，授直隶灵寿知县……二十九年，诏九卿举学问优长、品行可用者，陇其复被荐，得旨，行取。陇其在灵寿七年，去官日，民遮道号泣，如去嘉定时。授四川道监察御史。
    陆陇其入台之时，正当康熙继平三藩以后，策划第二次大征伐，打算亲征噶尔丹。清初用兵，如俗语所说，“人马未动，粮草先行”，尤其是出塞远征，必先遣大员筹办屯积传输之事。户部以军需浩繁，请开捐例，中有一新名目，谓之“捐免保举”。照成例，捐州县保举，须有督抚班子，方得补缺。陆陇其以为保举可以捐免，则捐纳与正途无异，且保举者保举清廉，可由捐而免，则是清廉亦可捐纳而得，因上疏反对，且进一步建议：捐官而三年无保举者，休致。上谕交九卿会议具奏，结果认为三年休致之议太刻，果然如此，求保者奔杂更甚。陆陇其复又上言：
    捐纳一途，实系贤愚错杂，惟恃保举，以防其弊。虽不敢谓督抚之保举尽公，然犹愈于竟不保举也。今若并此去之，何以服天下之心？即贪污之辈，自有督抚纠劾，而其侥幸获免者，遂与正途一体升转。虽有次年三月停止之期，而此辈无不先期捐纳，即无不一体升转未可云无碍也。至于到任三年，无保举者令休致，谓恐近于刻，不知此辈由白丁捐纳得官，其心惟思偿其本钱，何知有皇上之百姓。踞于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又可久乎？况休致在家，仍得俨然列于缙绅，曲荣名矣。若谓将届三年，辄营求保举，此在督抚不贤，则诚有之，若督抚贤，何处营求？且即使督抚不贤，亦必不能尽捐纳之员而保举之，此休致之议亦从吏治民生起见。未有吏治不清，而民生可安者！未有仕途庞杂，而吏治能清者。
    其时捐免保举者极多，因陆陇其一疏，事在未定，以致多持观望。户部大为不满，策动九卿，做成一项决议，以陆陇其“不计缓急轻重，浮词粉饰”，捐生“犹豫观望，紧要军需，因此延误”，奏请将陆陇其革职，发往奉天安插。
    所谓“发往奉天安插”，即是编入汉军，成为旗人。这是当时对有民族意识的汉人最恶毒的精神侮辱。幸而圣祖之为圣，知道陆陇其极得民心，畿辅百姓，多以陆会充军担心，因而降旨宽免。不久，复命巡视北城。巡城御史犹如地方官，北城又为内务府及太监聚居之处，想来陆陇其必有一番裁抑豪强的举措，可惜史无可征。
    陆陇其和平笃厚，涵养功深。《三鱼堂日记》有一条云：
    辛未六月十四日在阙右门会议捐纳保举一事，忽起大风波，至二十二日始得宽免之旨。方颠沛时，最承相爱者，满人则钟申保，汉人则同衙门各道长。外如谭祖豫之计划盘费，张长史之殷勤执贽，崔平山之踌躇前路，皆有古风，而沈乐存之慷慨愿救，尤同衙门之杰出也。
    后人就此条日记，评论陆陇其的为人，颇为公允，其言如此：
    清献官声学派，冠冕昭代，世无异辞。观此二事，于参劾不公之上司绝无怨望，而于同朝故旧偶有一言之申救、一事之图维，耿耿不忘，一若真受再生之德者，非圣贤中人，哪得如此和平？如此笃厚？
    “三鱼堂”为陆陇其的祖父所筑，得名由来有一段故事。《清朝野史大观》记：
    陆稼书曾祖溥为丰城县丞，尝督运夜过采石。舟漏，跪祝曰：“舟中一钱非法，愿葬鱼腹。”漏忽止。且视之，则水荇裹三鱼塞其罅，人称为圣德之祐。溥子东迁居泖上，筑堂名三鱼堂，今稼书文集称《三鱼堂》。
    他书亦有此记载，所督运者为公款，倘或出事，责任不轻。三鱼塞漏，嘉其不欺。汤、陆之为真理学，即以表里一致，而言行亦自有曲体人情、循枉求直之处。清人笔记中记其轶事，可见其人：
    公将去京师，相国那拉公明珠欲接纳公，昆山徐尚书乾学为订期往谒，公诺之而先期就道。入或咎公失言，公曰：“告以不往见，则无以拒有力者，必不免于见矣。”又公居乡时，值高学士士奇亲丧讣闻，不欲显然往吊，乃乘小舟赍香楮，杂众宾入拜，拜已径出。学士知，亟款留之，而棹已返矣。
    又闻先生作宰时，尝作劝盗文，遣吏往狱中诵读。大略谓一念之差，不安生理，遂做出此等事来，受尽苦楚。然人心无定，只将这心改正，痛悔向日的不是。如今若得出头，重新做个好人，依旧可以成家立业等语。一时狱中痛哭失声。
    此皆深得孔子拜阳货之教者。汤、陆之可敬，即在不腐不迂、不托空言，讲求事功，内心极方正，但手段出以圆通。汤陆讲理学，皆深恶袖手谈心性，但陆遵程陆之微逊于汤者，以某观之在此。
    陆陇其殁于康熙三十一年，正徐乾学受佛伦所攻之时。康熙曾欲用陆为江南学政，闻其已卒，乃用与陆同时行取为御史的邵嗣尧。死后授官，不过陆陇其的哀荣之一，生平定价，犹在数十年以后。《清史列传》本传：
    雍正二年，临雍释奠，论九卿议增文庙从祀贤儒，因议曰：“陇其自幼以斯道为己任，精研程朱之学，两任邑令，务以德化民，平生孝友端方，言笑不苟。其所著述，实能发前人所未发，弗诡于正，允称纯儒，宜配享俎豆。”得旨俞允。今上乾隆元年，诏九卿核议，应予追谥诸臣，因议曰：“宋儒胡瑗、吕祖谦诸儒，皆未居显职而有谥。陇其虽官止五品，已从祀文庙，应予追谥。”上特赐谥曰“清献”。
    寻礼部以会典未载五品官予谥立碑给价之例，请上裁定。得旨：“陆陇其着加赠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照例给予碑价。”
    同时赐谥者有汤斌。汤卒于康熙二十六年，官工部尚书，但为降七级留任。殁后虽得旨照尚书例祭葬，却未予谥。乾隆元年，特谥“文正”。清朝得谥文正者共八人，除曾国藩以事功差可企及外，其他视汤斌皆不能不深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