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十一岁的时候，我得过一场病。
    说起来并不严重，就是不爱说话，不爱吃饭，不爱和任何人对视。对于这样的病，小镇的医生是不屑的。不屑，也可能来自不懂。在当时，每个人身上财富还没有足够的数量，对人的耐心因此也没有足够的重量，这样“多余”的症状，只会被当作一个人的胡思乱想。
    “把他晾一段时间，自己就会好了。”医生是这么说的。
    那个医生治疗过我养的一只猫和阿太养过的一头牛。用的是同一种针剂，只不过猫打了一剂，牛多加了一剂。我的猫当晚就死了，阿太养的牛挣扎了一个月。在即将死的时候，阿太赶紧叫屠夫来宰了。“死掉的牛，肉是不能吃的。”这是阿太的理由。缠过脚的阿太在宰完牛，忙着挎着篮子到处给亲人分牛肉时，还特意去了趟那医生的家。阿太还没开口，医生就先说了：“你得感谢我，要不是我，你那牛连一个月都扛不住。”
    所以母亲听完医生对我的诊断，第一件事就是着急跑去找父亲：“看来不是小问题，土医生找不到办法，我们得找。”
    父亲是个因为不太愿意动太多脑筋而显得很阳刚的男人。整天混朋友的他，开出的药方是：“不就缺玩伴吗？找啊。”
    第二天，文展被母亲领到家里找我玩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文展这个人选说不上是母亲多精心的安排。
    当时每个成年人似乎都练就了吃饭的一个好本事，手托着一个大碗装着米饭，手腕的剩余部分夹着一个小碟子，里面装满这一顿可以下饭的两块榨菜、一块肉诸如此类，然后女人就全世界话家常去，男人就到处找墙角蹲着海吹胡侃。
    那个周六，母亲只是托着自己的午饭走了趟周边的邻居家，然后领回了文展。文展家住在后面，他大我一岁，而且“读书不错”——母亲介绍的时候强调了一下。
    我不记得当时他什么表情，我只记得自己“哦”了一声，用手背盖住眼睛，继续睡觉。当时的我吃完饭就睡觉，睡醒后就发呆，然后再吃饭，再睡觉。
    我的冷漠没能让文展放弃。我记得他当时似乎很用心地观察了一下我，审视了我房间里摆放的东西，然后很淡定地坐在了我的床尾。他当时的行为举止有种崇高的仪式感，我估计他当时就已经觉得自己是个有天命的人，而我或许是他想启迪或者拯救的第一个人。
    他推了推我：“起来，聊聊天。”
    “不聊。”我回。
    “还是得聊聊，你是想一辈子这么过去。”
    不知道别人的经历如何，据我观察，人到十二三岁就会特别喜欢使用“人生”、“梦想”这类词。这样的词句在当时的我念起来，会不自觉悸动。所以我内心波动了一下：“没什么可聊的，你别来吵我，我只是觉得一切很无聊而已。”
    “正因为你觉得无聊我才要和你聊天，我要告诉你，我们是有机会过想象的生活的，我们可以挣脱这里的一切。”
    这句话倒是让我坐起来了。我承认他猜出我当时内心在困惑的东西是什么，可能因为他也曾那么困惑过。那年我十二岁，小镇还铺不起水泥路，到处是土路或者石板路，小镇的每条小巷都串过，每个屋子都闹过，刚开始思考自己要过的生活。但当我想象自己的未来，可能像小镇里的任何一个成年人，我就觉得无趣得让自己恐惧。
    在当时的我看来，小镇有种赤条条的无聊感，而自己将要面对的生活也是。但让我坐起来的，倒是文展矫情却又真诚的那种表情。他张开双臂，可能想象自己是只老鹰，但他太瘦了，留在我印象中的是一把撑开着衣服、晾在风中的衣架。
    “所以我们要创造我们的生活。”这句话，我每一个字都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当时我想，怎么能有一个人，把这么矫情的话这么认真地说出来。
    但我得承认，他说话的时候，有那么一两秒，我脑海里晃过诸如草原、大海、星空……此类很浩瀚的什么东西。
    我记得自己坐了起来，看着他，有点眩晕，想了想，说：“我得先睡一觉，明天再找你聊。”
    在他要告别前，我才努力睁开眼认真看了看他，却发觉，他竟然是个兔唇。
    第二天我就去找他玩了。
    由于我开始恢复对人间的注意，那一天我总算看清楚他的样子：下半身穿着一件不合身的、可能哪个长辈淘汰的西装裤，上半身是另一件不合身的、可能哪个长辈淘汰的白衬衫。
    文展瘦瘦的胸脯像块洗衣板，但他却坚持解开了衬衫上面的三粒扣子。我想，在他的衬衫晃荡晃荡地兜着空气的时候，他能体会到类似飘逸的感觉吧。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他的兔唇，他的嘴倔强地扛着一个角度，因而格外惹人注目。
    在我的记忆里，少年时期的孩子最容易不自觉做的恶事，就是发现并嘲笑他人的生理缺陷。每个小孩一旦意识到自己某部分的缺失，总是要战战兢兢地小心隐藏着，生怕被发掘、放大，甚至一辈子就被这个缺陷拖入一个死胡同里。我亲眼见过，几个有生理缺陷的小孩被嘲笑、边缘化，而内心里放弃对自己的想象，觉得自己只匹配更糟糕一点的生活，从此活成有缺陷的人生。
    我因此觉得莫名其妙的崇拜——文展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降伏了缺陷的孩子。
    我去他家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周围将近一半的孩子每个星期天下午都聚集在这。每个人零零散散地坐在他家的客厅里，似乎在等着文展规划接下来这一个下午的安排。
    而文展总是有意无意地每天和不同的小孩聊聊天，边聊天边等着更多人的聚齐，等到人聚得差不多了，他才站起来宣布他的提议：等下我们一起去海边挖文蛤。某某和某某负责去家里“偷借锄头”，某某和某某你们“最好能找来一杆秤，我们挖了文蛤好卖钱”，某某和某某你们要去找两副挑担……待一切整顿完毕，一群孩子就从文展家里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在那一路上，他还会适时地讲述海边树林的白蛇传说以及某个村子真实的历史渊源。
    公允地说，那些活动也和一般小孩子的玩耍没有什么两样，唯一不同的是，一切都要听文展的指挥。
    听人指挥，对还渴望自由好动的孩子看来，是件不太能接受的事情，而且我想，应该不只是我对他经常性组织的这类活动不感兴趣吧。我看得出将近有一半三心二意的人。
    每次我看到他用那高调的兔唇和奇怪的语音，布置了一个下午的事情时，总好奇地想，为什么那么多人像上课一般，每天固定时间来他家报到。他又是如何，似乎让自己高出这群孩子不止一个层次，以致让所有人忘记可以有嘲笑或者反抗他的权利。
    因为，他有比这些孩子更高的理想。这是我后来才找到的答案。这答案听上去很虚假，却真实构成了文展身上那种硬铮铮的精气神。
    我加入“文展兵团”——后来改名为赤脚兵团没几天，就听说文展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
    文展兵团的活动时间很固定，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放学四点半到晚饭前的六点，然后就是周六、周日的整个下午。
    周六、周日总是结队出外玩耍实践，内容多半是烤地瓜、学游泳、挖文蛤之类，周一到周五，在集体做完功课后，总是一些棋牌类的游戏，跳棋、军旗、象棋、围棋、大富翁，等等。文展的家里，不知道从哪配置好完整的一套棋牌类游戏，只要凑齐了足够的人，就可以向他领取。
    玩棋牌的时候，更主要的娱乐活动其实还是彼此间的斗嘴和聊天。这些小孩，习惯用夸张的口吻讨论着文展在做的那件很伟大的事情。
    “是不是他做完，就会变成和张校长一样伟大的人？”
    “有可能，或许还会变成和毛主席一样厉害的人。”
    我好奇地追问，文展在做什么伟大的事情。
    那些小孩不屑地看着我：“他在做你理解不了的事情，他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
    好奇心终于没让我忍住。等到孩子都散去之后，我把文展拉住，支支吾吾地问：“他们都在说，你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啊？”
    文展的兔唇，一笑就会翻出唇白，感觉有些诡异：“你想看吗？”
    我点点头。
    “一般我不让他们看，但我决定给你看。”说完，他便领着我，往自己的房间走。
    他必须和哥哥共享一个房间，但一看就知道哥俩的感情不是很好，因为房间分出了明晰的两块区域。
    他从床底下掏出一只棕黄色的皮箱，我想，估计是他母亲当年的嫁妆之一。皮箱打开，是厚厚的一叠纸，纸下面，是另外厚厚的一叠书。
    他小心翼翼地把那叠纸拿出来，一张，一张，轻轻地铺展在地板上。声音都压低了：“你看，这是年份，年份下是我整理出来的、每一年这个国家发生过的我认为重要的历史事件，我还写上，我认为的这些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从九岁开始，每天晚饭后我就一个人做这样的整理，我觉得，要是我能在十八岁前做完这一千多年的整理，我或许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他的脸通红通红，几乎可以看到皮肤下的血液在沸腾。
    我也突然感觉到一股莫名其妙的热气冲了上来，头顶似乎汩汩地在冒汗，全身的毛孔全部打开。我睁大眼睛看着他，那一刻，我甚至觉得，他已经是个伟大的人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每天都迫不及待地往文展家里跑，在事务性地和同伴们履行完游戏的职责后，就迫不及待地问：“你要开始整理吗？”
    文展总是笑而不答，迎接我的眼神，总有种很神圣的光芒。似乎我们确实在见证着某些伟大事情一点点成真。
    我本来就是个成绩不错的人，而文展正在进行的这项伟大事业，让我更加有点迫切的紧张感。很容易地，我又重新拿了年级的第一名，但这样的成绩，依然没能安慰到我，我会突然感觉紧张，甚至着急到透不过气。我总在想，必须做点什么，才能跟得上文展。
    这样的焦虑，让我不得不经常找机会和文展好好聊聊。
    最开始，他的回答总是，不着急，等你考了年级第一名了我再和你说。当我拿着成绩单再找到他的时候，我看得出他有些意外，我也为自己能让文展意外而内心小小地得意了一下。于是我再追问一次：“我得做点什么呢？”
    “你得想好自己要拥有什么样的人生，然后细化到一步步做具体规划。”这次他回答我了。他显然认为，我是这附近孩子中唯一有资格和他进行这种精神对话的人。
    或许这类宏图伟志孤独地藏在他心里太久了，那天下午，他几乎对我全盘托出：“比如我，未来一定要到大城市生活，所以我计划读大学或者读省城的重点中专。考重点高中再上重点大学，这不难，但花费实在太大了，我家里很穷，估计上重点中专比较合适。上重点中专，多一分不行，少一分也不行，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分数，刚好在那个区间，得有能力掌握住分数。然而，到大城市只是第一步，我得能在大城市留下去，并且取得发展机会，我必须训练自己的领导能力，让自己未来在学校里能有机会当上学生会主席，学生会主席就会有很多和各个单位接触的机会，然后我得把握住机会，让他们看到我、选择我。”
    “所以你每天组织我们这帮人一起玩，是在训练领导能力吗？”我才恍然大悟。
    他得意地点头：“而我整理中国历史大纲，是因为我在中考的作文里可以大量运用历史知识，这应该能保证让我拿到不错的分数，然后，据说公务员考试，如果能用历史故事说道理，也很能加分。”
    我几乎屏住了呼吸，发觉自己的人生在此前活得太天真太傻。“我怎么样才能也拥有这样的人生啊？”惊讶和莫名的恐惧，让我讲出了文绉绉的话。
    “你要找到自己的路，”文展非常笃定，“我会在大城市里等你的，我相信你。”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想，这应该是从一系列抗日战争连续剧里的将军们身上学的。
    或许连文展自己都没意识到，他的话，完全摧毁了我。接下去的这个暑假，我完全被抛入一种对自我全盘否定的虚空里。
    和朋友玩耍，这有意义吗？只是又考一次第一名，这有意义吗？母亲坚持要我执行的，每周到外公外婆等长辈家里问好，这有意义吗？甚至我毫无目标地这么思考，有意义吗？
    当时的我，相信，全世界能回答我这些问题的，还是只有文展。
    但那个暑假，文展似乎在调整自己的人生策略。虽然暑假每天都不用上课，但他坚持把赤脚军团的活动，压缩到只有星期天的下午。而这个下午，可以看出他在试探性地组织各种事情。其他的时候，他总是一个人关在家里。
    内心的苦闷，驱使我一次次去缠住他，而他总用一句话试图摆脱我：“自己的路得自己想，我不可能为你的生活作答案的。”
    我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然后疯狂地半懂不懂地看叔本华、尼采、康德等人的哲学书，有一段时间，根据我母亲的回忆，我常常眼神呆滞地自言自语。
    再不关心我的人都可以看出来，我这次生的病比上次更严重了。而母亲似乎也明白过来，还是只有文展能帮到我。
    半推半就下，文展终于在暑假快结束时再次接见我了。
    他走进我的房间，似乎有点急躁：“你知道吗？被你打扰的缘故，我这个暑假预计要完成的目标，只完成了八成，我明年就初三了，这是我的一个战役，你答应我，不要再拖累我。”
    我点点头。
    “我要告诉你的是，困惑、一时找不到未来的大目标这很正常，没有几个人能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可以过什么样的生活，你做好眼前的一件件事情就可以了。”
    “那你为什么那么早就知道自己要过什么生活？”
    这个问题，或许真是问到他心坎里了。他突然两眼放大，像下了一个决心一般，转过头和我郑重地宣告：“因为我想，我是天才。”
    在宣告结束后，他似乎才突然记起此次来我家的任务：“不过，你也是人才，人才不着急，按照生活一点点做好，生活会给你答案的。”
    “真的？”
    “真的。”
    我没想到的是，我竟然会在他面前哭了。
    过了那个暑假，文展初三了。用他的话说，他要迎来第一场战役了。当时有个奇怪的政策，重点中专，只招某一个分数段的高材生。按照计划，文展必须准确把自己的命运，投进那个分数段里。我知道，这个尝试的难度。
    或许有种被他遗弃的哀怨感，更或许是因为相信他的话——他是天才，和我不是同一档次的人，我决定不再去文展家里了。但是文展每次上学，都要经过我家，我们总还是不可避免要碰到。
    我莫名其妙地害怕那种相遇，每次见到他，仿佛自己的粗陋一下子全部裸露了，自己的困惑不自觉地又汹涌起来。
    但他每次都分外热情，坚持要拉我同行。同行的一路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讲述自己已经实现的某个目标：“我上次单元考，准确地考到九十分，这次，则比我预计的多了一分，我相信自己能准确掌控分数了。”
    我只能微笑。
    “你呢？”
    “我不知道，就先做好小事，大事以后再想。”
    “别着急，到自己能想明白的时候，就会突然明白的。”他鼓励我。
    事实上，感觉被文展抛弃的，倒不仅仅是我。或许是时间确实不够了，也或许文展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领导力阶段性的训练目标，文展越来越压缩“兵团”在他家的活动时间，到最后，只留下星期六两点到三点，这短暂的一个小时，允许其他玩伴前来探望。
    许多人不解，跑来向我询问原因。
    “或许他骨子里头是个自私的人，用完我们就不要了吧。”当我说出这样的话，连我自己都觉得惊讶。这让我察觉，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被他“奴役”的人。而这种意识，让我分外痛恨起文展。
    我甚至偷偷想象：如果他失败了，会是什么样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