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 孩子的五彩梦
    一连几十个电话都是为那家伙说情的。可见眼下的人事保密规则形同虚设，我向考察组说的话，记在保密本上，却差不多是大街上广播过了。
    来电话的人当中，有老同学，有前同事，有首长的秘书，有司机，有处长，有报社的记者，有北京的朋友，甚至有一位老邻居，又自称是蔡海伦最新的闺蜜……不过，其中一些人倒也没怎么强说，有点虚应人情的味道，只是点到为止。一旦听我解释，便嗯嗯哦哦没有下文。看得出，对于他们来说，打这个电话很重要，打电话的结果并非特别重要。他们只需给托付人一个交代。
    马楠说，这几天家里总是接到奇怪电话，话筒里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是透出一种粗重的呼吸声，让人毛骨悚然。不管你说什么，对方总是不回话，明显透出一种恶意。她说要去报警。我说别费事了，查出几个公用电话亭又有什么用？既然对方只是来呼吸呼吸，你拿什么去告？
    小区保安慌慌地来寻找车主，说我的汽车惨遭损毁。我到现场一看，发现挡风玻璃碎成一片粉末，一块大砖头砸进车里，落在驾驶座上。玻璃碴、落叶、雨水、泥土等，灌得车内一片狼藉，水淋淋的。没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是高楼坠物？是小孩捣蛋？还是歹徒报复？或是更大报复前的警告？……这是一片尚未安装监控探头的住宅区。保安没找到任何目击者，跑到现场旁的公寓楼里挨门挨户访了几家，还是无功而返。
    在权力要害部门供职的老范，算是我一个老熟人，与我共事过多年，也神神秘秘打来电话：“老弟，你还好吧？最近有一些事呵，我不能给你说。你也不用猜……对呵，我不能违反纪律。不过，你是个聪明人，我是很关心你的，明白吧？……这些事你以后自然会知道。我是看在我们的老交情上，才与你先通个气。明白吧？……你看我，这样说已经不合适了，已经过了。但谁叫我们是朋友呢？……你不必知道是什么事，也千万别去打听。我可是什么也没说呵……一切都很正常，很正常，非常正常，组织上决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对不对？”
    他用最机密的方式说了一通最空洞的废话，让我支起双耳一无所获，忍不住打断，“喂，不就是有人告我的状吗？”
    “哎，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第一，告我嫖娼，对不对？第二，告我在大学期间闹过学潮，对不对？第三，告我在机关里排挤党员，提拔了两名非党人士当处长，是不是？……”
    “你不要有什么情绪么。你要相信组织……”
    “没关系。我早说过了，谁查出问题，我给谁发奖金。你们一定要派人来，最好是大队伍开进，全面发动群众，举报材料公示，查它一个天翻地覆，否则我跟你们没完。你们要是乐意，就把举报人送到北京去，上至中南海，下至省里五大家，让他一家一家给我全部告到，少一家也不行！”
    我没好气地摔了电话。
    马楠的二姐也来找我了，把我约到一个咖啡馆，要了咖啡和奶油草莓，说起笑月的求职一事——去电视台当记者。据说有关表格已拿到手，也填过了。“你松松口，放他一马，他就办了这件事。”
    我知道她是说谁。“你怎么也认识他？他是牛皮王，可以指挥中央军委的。他的话你也信？”
    “你放心，我也不是省油的灯，还能被他耍了？”
    “他真是想得出。”
    “小布，这是一个机会。”
    “二姐，你不了解情况。”我把事情略加讲解，“不是我不愿意松手，但这里是一个大粪坑，是一个大陷阱，你得明白。”
    她惊讶得摘下墨镜，把我盯了好一阵，指头敲敲桌子，“你太过分了吧？你没病吧？你是笑月的姑爹。你不管谁管？你要是不管，你和楠楠以后同马涛还见不见面？你们这些当官的，要名声，要保官，要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我都可以理解。但你万万不能……”
    幸好，她的手机响了。幸好，她接完一个电话，手机再次响起。于是一场谈话下来，她穿插了五六个电话，让我多了些喘息的机会。她又是说楼盘，又是说税务，又是约发廊，又是交代儿子的晚饭，还不耽误隔三岔五地同我争辩。这个女能人给我的感觉，是眼下再给她一个随身听，一个跑步机，一个头发烘罩，一两台电脑，也不够她忙的。她一心多用三头六臂，能把任何情况下的千头万绪都一并拿下。
    我被她批斗得心情很坏。与她分手后，我不知何时发现一名警察挡在车前，面色严峻地对我举起手。下车一看，才发现自己鬼使神差驶入了逆向的单行道。警察扣下驾照，开出了罚单。
    我担心自己下一步还会闯红灯，甚至直接撞上校车什么的，便停下来，在路旁公园里抽了一支烟。公园里有一些孩子，还有一些三口之家的高低身影，搭上气球或童车，跃动出周末的轻盈感和幸福感，还有烤玉米的气味。我其实不太爱看这种场景——原因当然不用说。我家只有一个笑月，差不多就是我们的孩子。事已至此，她就是我们家的孩子，就是我们家的一脉骨肉。那么我将如何向她解释我刚才的拒绝？记者，主持人，电视台……是她经常挂在嘴边的话题，是她的五彩梦。我该如何向她说明白，向她的爸爸马涛说明白，砸碎这个梦，不是我的自私，恰恰是为了她真正的安全和健康？一个孩子如何才能理解，人家塞来的这个大甜饼，连周围很多成年人也在惊喜的这个大甜饼，其实暗藏了可疑的毒药？
    或者，我是不是看事物太夸张了？是不是像二姐说的，变态了，out了，有点没事找事，在一件寻常小事上赌得毫无意义？
    我又抽了一支烟。
    回到家里，我不知如何向马楠开口，不知如何才能说明白，二姐接来的这桩烂事，美其名曰“破格”“特招”，其实明明是腐败，明明是荒唐，是把孩子往是非泥潭里推。我没料到马楠这一次倒是特别清醒，没等我说完，就开始抱怨二姐多事。“她什么时候能上点道呵？她家那个浩宇被她换了十几个单位，不是被她换废了吗？”她还主动请缨要去说服她二姐。另一条，下一学期由她去租房和陪读，让笑月进一所更好的学校，一位朋友在那里而当教务长的学校。全家来一个重金投入，全程紧盯，全方位服务，不信啃不下孩子高考这一块骨头——这个计划由她迅速敲定。
    我激动得马上给她解围裙和剥香蕉。
    意外的是，她联系学校的电话刚打出去，就跌跌撞撞冲进我的房间，“笑月——笑月她——”
    “怎么啦？”
    “她跳……”
    “跳什么？”
    “跳楼……”
    “你说什么？”我脑子里轰的一声。
    “她……”她两眼翻白，手扶墙壁倒下去了。
    我喳喳喳的毛发炸立，不知自己是如何救醒了她，不知自己是如何冲出房门，钻入出租车，一口气狂奔医院，直扑急诊室。一个茶杯盖一直攥在自己手中，竟不为我所知。
    二姐眼里泪花花的，冲上来指着我的鼻子，“就是你干的好事！”
    二姐夫也如热锅上的蚂蚁，搓着手走来走去。“这可怎么办？怎么办？我们如何向她爸交代？这孩子倒真是狠呵，真是狠呵……”然后他开始接电话，一个火爆的男声从手机里断断续续传来，大概是一个正在抓狂的父亲，在电话线那一头正在震惊和愤怒。
    大姐家两口子也赶来了。
    后来才知事情是这样：笑月听说电视台去不成了，把自己关在家里，坐在电脑前一言不发。二姐从外面回家，没看见她，以为她逛街去了，没准是去大姑或三姑家了——她反正从来都是说走就走，很少预告也很少留言的。二姐夫倒是多心了一下，说这孩子神色不大对，不会有什么事吧。想到前不久有学生卧轨的传闻，他决定出门看一看，竟发现楼下果然围了一圈人，是在楼后的一侧。一只粉色的深口山地鞋，落在路边的草丛里，被他一眼认出，当即一口气上不来，赶快抓摸自己的速效救心丸。
    目击者说，孩子是从三楼的楼道窗口往下跳的，幸好三楼以上的窗口都有铁栏栅，也幸好她下落时被树梢拦了一把，又被一个临时棚盖托了一下，最后砸中一个垃圾箱。医院检查的结果：虽无性命之虞，但有脑震荡，还有膝盖、脚踝、胸口的五处骨折。
    知道这一切时，我已来到病床前，发现笑月还未醒来。她只剩下半张脸，右脸似乎都转移到左脸去了，其实是瘀肿的左脸过于膨胀和暴发，淹没了一只眼，也挤掉了另半张脸。面对亲人们有关手术的复杂讨论，这位半脸和独眼的女孩保持惊愕的表情定格，一种事不关己的漠然态度。一条血污尚存的腿被护士们简易地固定和悬吊，像一脚踢出豪迈的步伐，整个人要向天空走去。
    “笑月……”我凑近这张过于陌生的脸，感到自己无比虚弱，靠扶住墙才得以止住自己的摇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