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 小人们
    马涛出狱是六年后，“文革”的大幕已经落下。那一天很冷，阴雨霏霏，我和马楠都参加迎接，去了远在湖区的那个第三监狱。咣当一声，他走出铁门时又黑又瘦，一个老酋长模样，留着长长的胡子，身上还套着囚衣——后来才知这是他坚持的出狱条件。狱方要他剃了胡子再走，他说剃了就不走。狱方要收缴他的囚衣，他说不穿囚衣就不走。最后僵持不下，狱方只好妥协。
    他从我六年前的记忆中走出，还是威严依旧，身正容端，对无罪改判一事竟无喜色，与各位重逢也若无其事，一直没怎么说话，只是逐一握手。他让大家等一等，去附近农田走了一圈，在铁丝网前坐了一会儿，去高架哨所那边四处张望，遥看河对岸的风景，突然哈哈大笑了一通。我猜想那都是他留下足迹和故事的地方，突然要离开，还有几分不舍，笑声中有太多复杂的意味。
    大甲给他抓拍了一些照片，一个长须黑汉的雨中孤独照——他当时执意不让别人为他打伞，更不愿妹妹给他换衣。
    总算上了车，一辆七座的小面包。他听大家七嘴八舌说了些新鲜事，突然插上一句：“我的笔记本呢？”
    这话似乎是冲着马楠说的。
    “什么笔记本？”
    “黑皮的。”
    “黑皮？你的东西都在这里，就几件衣，一双球鞋。我没看见什么……”马楠以为对方是指狱方发还的私人物品。
    “不是，我是说我的手稿，那两个黑皮笔记本，要你好好收藏的。”
    “哦，那个呀，对不起，当初我让小布给烧了……”
    “你说什么？”
    “我……”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我察觉到问题严重。果然，他随后一把抓住我，脸色铁青，目光直勾勾的，盯得我的脸皮差一点吱吱吱冒火泡。
    “呵——”他双拳重重击头，爆出撕天裂地的一声长嚎，拉开车门就要往下跳，疯子一样的大喊：“让我回监狱！让我回监狱！”
    “马涛！”邻座的几位惊慌不已地扑向他。
    “我宁愿坐牢——”声音已经滑向车窗门外。
    马楠被吓哭了。我也手足无措，脑子一片空白。这事可怎么办？当初为了对付警察搜查，防止案情扩大，除了一烧了之还能有其他办法？在保命要紧的那当口，谁会想到一个笔记本是他的心肝？竟把他的获释之喜变成了这样？
    司机紧急停车。我们怎么也攥不住这座爆发的火山，下车后左跟右随，七求八劝，足足陪他走出一两里，才让他止步在河边。两哥们死死攥住他的胳膊，才避免他的额头在树干上砸出鲜血。我们在冷冽的寒风中足足消磨了一个多钟头，几乎每个人都流鼻涕和打喷嚏。但再多同情的喷嚏又有何用？就像他后来说的，两本写得密密麻麻手稿即便可以重写，但很多灵感可能难以找回。六年前写的与六年后写的，价值区别也太大，就像唐代的瓷器与清朝的瓷器根本不是一回事。即便知情人都站出来说清楚，证明他的写作时间，但那些话在法律上并无意义，也不一定被史家们采信……一段辉煌壮阔的历史奇迹，一部据说足以比肩《资本论》的《权力论》，可能真是在一根火柴之下灰飞烟灭了。
    问题在于，我和马楠当时怎么会料到今天？如果警察拿到了那个笔记本，据此把他马涛送上了刑场，怎么得了？
    问题也在于，如果马涛压根就不在乎刑场，宁可一死也要确保自己的名节，捍卫自己神圣的学术生命和思想声誉，又有何不可？
    事实上，他正是这样说的。“我真的不在乎监狱，不在乎死。唤醒这个国家是我活下去的唯一意义。你们不知道，我病得一头栽在地上时也没灰过心，哪怕吃饭时嚼沙子吞蛆虫也没灰过心，哪怕被五花大绑拉到刑场上陪斩也决不灰心。我被他们的耳光抽得嘴里流血，被他们的皮鞋踩得骨头作响，但我一直在咬紧牙关提醒自己，要忍住，要忍住，要忍住。我就是盼望这一天，就是相信有这一天……”
    他哽咽了一下，蹲下去捧住头呜呜地哭了。
    我也眼眶潮湿。
    接下来的几天，大概就为这事，他过得很不开心。有个记者通过蔡海伦找到他，一心想了解他六年的狱中生活，写出一个传奇性铁窗英雄，配合宣传改革开放的全国新政。不料一开始，对方说错的一个成语就被他指斥，对方嚼口香糖也被他粗声制止。对方说到当年判决书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司令部”三大罪状不实，一句话使他沉下了脸。“你说什么呢？恰恰相反，我是货真价实的三反分子，他们的定性完全正确。难道你不明白？”他恼怒的口气让对方吃了一惊，大概思路对接不上，一个劲地挠头，冒出了一头汗，仍是支支吾吾。
    接下来，对方盛情夸他一句“自学成才”，更让他火冒三丈。“什么屁话？我自学了吗？我还成才？”
    “你自己刚才说，你只是一个高中生，但自学了哲学、政治经济学……”记者两眼大睁，不知自己说错了哪里。
    “你以为我那是读《三字经》？”
    “对不起，你的意思是……”
    “如果你不懂得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思维，不懂得‘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的区别，你就不配当一个记者！”
    他不顾母亲和大姐的劝阻，气呼呼地把记者轰出门去。直到这时，近视眼蔡海伦才发现他脸上没有谦虚，不是开玩笑，是真生气了。她结结巴巴，慌乱中打翻了热水瓶，碎片和沸水齐飞，场面就更乱。她刚才与老太太有说有笑包下的饺子已无法弥补万一。
    据说她跑出门去，回家后一病好几天闭门不出。
    她想不通的是，她做错了什么？那记者说错了什么？“自学成才”还算是一句好话吧？怎么说还是属于流行的褒奖辞令吧？但也许是太流行，常常用于那些无师自通的小厨师，巧手出众的小钳工，某个低学历的优秀教师，某个捣鼓出不少技术发明的大头兵……这就让马涛觉得是骂人了。他不会否认这些小人物难能可贵，但他是马涛，一个从铁窗里走出来的思想家，一个像阿·托尔斯泰所说，“在清水里泡过三次，在血水里浴过三次，在碱水里煮过三次”的受难者，与这些七七八八的混在一起，什么意思？把他放在报纸的“青春剪影”“五月花”“创业篇”一类栏目里宣传，挂一点花边，配一点励志格言，什么意思？
    好几天里，他窝在家不见客，不访友，不上街，不看报，不去医院检查身体，甚至每餐都吃得很少，只留下满屋呛人的烟雾。我给他说说水家坡和“酒鬼”的趣事，也没换来他的笑脸。
    幸好，有一位刚刚出狱等待复职的老部长，耳闻他的名声，派车派人来接他去谈谈。据说老部长激赏他的经历和见识，把他介绍给一位老朋友，大学校长，名流教授，让对方允许马涛跳过本科免考入校，直接就读研究生。他这才心情由阴转晴，满面春风地回到家里，又是给母亲穿针，又是给妹妹讲解社会形势，还与二姐夫碰杯喝酒，满满灌下了一瓶白酒。关于政治学和研究生的前景，成了这天晚上餐桌前大家唯一的话题。
    后来的故事是，研一还未读完，因一个观点上的分歧，他与名流教授翻了脸，差一点闹到退学的程度。
    我对此忧心忡忡，建议他千万要忍住，屋檐下一定要低头。
    “忍什么忍？这种书只能把人读蠢。”
    “有一张文凭，算是敲门砖吧。”
    “对自己不自信，就别在社会上混。”
    “你不是说……”我记得要文凭正是他以前强调的。但我突然想到，这话他可以说，我不可说，否则便有指导之嫌。他不习惯被别人支使得溜溜转。
    “也是，也是，杨鲁晋就从来没打算读研，连国外的邀请也不接受，反而要去走黄河，搞调查。”我立刻顺风转舵，提到另一位坐过牢的民主英雄。
    “他是什么人？官宦子弟，有人给他铺路，搭桥，抬轿子，还用得着什么文凭？他还需要敲门么？连围墙都有人给他统统推倒。”
    “当然，你是靠自己的实力，与他不是一回事。”
    “实力？眼下谁承认实力？”他似乎更冒火，“如果那些家伙重实力，就不会联手来打压我。如果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讲实力，就不会不同意我转学。这个社会，蝇营狗苟，我算是看透了。”
    “谢老好像很肯定你吧？我是说那个……给你回信的。”
    “谢老？好笑，我对现代权力结构的重新解释，他几乎没看懂。我对自然辩证法的创见，还有对宗教功能的再思考……他只字不提。他不可能懂这么多，我可以谅解。但他那些廉价的大帽子，依我看也就是耍耍滑头。”
    “也许你的思想太超前，曲高和寡。”
    “错！我的每一个字都是常识。”
    “你的铁窗经历非同一般，他们应该对你更关注才对。”
    “打住，你说什么？说什么呢？”他差一点气歪了嘴，“我最讨厌提坐牢！坐了又怎么样，不坐又怎么样？我还需要这件事来加分么？我还需要拿这个金字招牌来招摇撞骗——你是这个意思？”
    “怎么可能呢？当然不是。我是说……”
    “陶小布，你也算是跟了我很多年。可悲呵可悲，今天我总算看清了，你完全不了解我，你们没一个了解我。”
    太监当不下去了。君王太难侍候。我不知问题出在哪里，面红耳赤，手足无措，发现自己怎么说都是错，怎么曲意顺从都只能是给他火上浇油。我惊讶地发现，自从他在老部长的高墙大院那里三出两进，自从他的冤案故事和英雄事迹见诸媒体，他的脾气倒是越变越坏。对他的关心涉嫌居高临下，对他的亲热涉嫌轻佻不敬，对他的规劝涉嫌好为人师，对他的回避则是卑劣的冷漠无情……连拍个马屁都可能是冒犯，不是明褒暗贬，就是避实就虚，是可忍孰不可忍。条条大路通罗马。个个话题通愤怒。他已习惯于两眼微眯，用下巴指向来客，目光顺着严正鼻梁薄薄地下泄，对所有小心翼翼的来者布下一种冷冷的俯视，一种警觉和严审。
    在这种万能角度的俯视之下，小人们的驴肝肺一律暴露无遗。在这一把愤怒的铁锤看来，到处都有欠揍的钉子，都必须一一猛击。接下来的吃饭就是这样。郭又军一定要请他喝上两杯。但军哥先给我打电话，然后才给他打电话，已使他的脸色冷却。军哥把饭局定在玉楼东酒店，是他不大喜欢的粤菜馆，更让他脸色阴暗。军哥叫上了一大堆人，据说其中也有杨鲁晋，还有罗什么、高什么的几位，首席宾客的定位较为模糊，免不了又加剧他牙关的暗咬。最要命的，出门时我一不小心再次犯错，说军哥这家伙“最近拿了个行业象棋赛冠军”，可能触碰他的哪一根筋，一只已经迈过门槛的脚，突然又缩回来，不去了。没什么理由，就是不去了，坚决不去了。
    最后，他情愿待在家里炒冷饭。
    我和马楠打回来几样菜，还有一瓶好酒，说这是军哥特意留给他的。他不听还好，一听便摔脸子，随手把菜和酒统统扔进垃圾桶。
    “军哥对你确实是一番好意，今天还以为你真是累了，差一点要骑自行车来驮你……”我说。
    “好意？”他重重地冷笑一声，“他不来这一套还好。他越是这样，我倒是越怀疑他心虚。”
    我和马楠吃了一惊。他说什么呢？
    “他没想到我马涛还能回来吧？”
    又是一声冷笑。
    我后来才知道，他出狱后一直想弄明白当初是被谁告密，军哥也成了怀疑对象。他曾利用某个春节假期，撮合七八个前红卫兵领袖开过一形势座谈会，知情人极少，军哥是其中之一。但这一情况居然被警察了如指掌，那么军哥的可疑程度岂不迅速提升？整个事情是不是从这里开始出轨？说起来，那个姓郭的毕竟是执政党党员，占有人生发达的先机，不管是出于害怕还是出于野心，甚至是出于男人之间的羡慕嫉妒恨，在绷不住时踹出一脚，不是比阎小梅那一伙更有可能？
    “他给我装吧，继续装，没关系。”马涛从垃圾桶里取回那瓶酒，含义不明地反复打量，像打量一件战利品。
    我被吓出了一身冷汗，这一夜久久不眠，忍不住回想刚才酒宴上的一切。我琢磨军哥对马涛的仔细打听，琢磨他对马楠的格外热情，琢磨他一个个开瓶的动作、劝菜的动作、脱大衣的动作乃至醉酒时的一声轻叹……看其中有无破绽，有无告密者的蛛丝马迹。他执意给马涛捎一瓶价格不菲的五粮液，似乎也确有几分夸张。
    但马涛为什么到现在才说破这事？
    早不说，晚不说，他偏偏在这时说，是最近获知了新的线索，还是一碗冷饭终于压垮了他的容忍？
    生活真是一张严重磨损的黑胶碟片，其中很多信息已无法读取，不知是否还有还原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