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小军帽
    大家说，走了一只猴，来了一只羊。新任场长是个姓杨的年轻人，其实只是谐音“羊”。他在外当过兵，篮球打得不错，也有刷牙的习惯，当民兵营长那一阵喜欢与知青们混，讲半吊子的普通话，暗地里经常撇一撇嘴，把本地农民叫做“土皮虫”，似乎把自己的身份撇在城里人这边。
    他曾拍打这个或那个的肩膀，吹嘘民兵马上就要改编成预备役，拉到中苏边境去打仗。为此，上级将给每人发一条真枪，让大家半天劳动半天练兵，每个星期日就放假打球，食堂里保证供应回锅肉，晚上放电影的话还有面条加餐……这一前景让我们十分向往，浮想联翩了好长一段时间。
    没料到，接替场长一职后，他立刻变了一张脸，不仅回锅肉和电影没有下文，而且动不动就抽检知青的书信和日记，看里面有没有反动话；夜里还常到知青住房外偷听，看是否有人收听敌台。他最快乐的事就是找女知青谈话，东敲一句，西打一下，时不时翻动自己的笔记本，抖落一点有关当事人的告密材料，享受对方恐惧万分的等待。在这种时候，他有一种老猫戏鼠的饶有兴趣，慢条斯理，拖腔拉调，讲话留半句，笑声掐半截，后半截压在舌根处下的某个位置，挤揉出一丝奇怪的尖声。
    他把好几个女知青都吓哭过。
    这家伙不会扶犁掌耙，但头戴最小号的军帽，一颗小脑袋里能琢磨出很多批斗会的新花样，对付敌人的招式不断改进，比如，罪人罚站要站在高凳上，罚跪要跪在碎石上，挂的黑牌越挂越大，最后大成了整个一张门板，几乎把罪人的脖子当成起重机吊臂……他不知从哪里还引入一些奇怪的刑讯手段。把罪人绑在木梯，再将整个木梯翻转倒挂，这叫“翻身探海”。把罪人的两个拇指捆在木桩，然后从桩顶的缝隙钉下木楔，随着打手挥锤钉楔，随着木楔一分分往下挤，绷紧的绳子几乎勒断罪人的拇指。这叫“猴子献桃”。总之，自他官升一级，批斗会多出了很多鬼哭狼嚎。
    有一次，是三工区一个新来的农民往家里偷运了三根木头，被他派人一绳子捆上了台，跪在一层碎石上。
    “你老实交代，家里到底是什么成分？”杨场长这样大声喝问。
    “成分？”那个盗木贼满头大汗，“哪有什么陈粪（成分）？队上每个月上门收几轮，粪池都被他们刮塌了。”
    “胡说！‘成分’你不懂？成分就是阶级！”
    “阶级？我家就两间茅房子，连门槛都没有，哪有什么阶级？”
    “你小子装疯卖傻？‘阶级’就是……”
    “我懂呵。”
    “你懂个屁。这样说吧，你和刘老四走得那样近，就是他们一伙的。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有什么纲领？”
    “纲领？”
    “对，你们的政治纲领。”
    “纲领？缸（纲）倒是有一个吧？”
    “谁搞的？是你，还是刘老四？”
    “当然是刘老四。我劝他不要搞，他硬要搞，说这家伙比木桶好，还借了我五角钱。结果有什么用呢？他家的娃仔太调皮，上房揭瓦的货，一个石头就把它打烂了。”
    “打烂了也要交出来。你们想隐瞒罪证？”
    “就在他家后院里，已经不能装酒了。你们去看一下么。”
    “你说什么？你是说瓦缸吧？我们问的是纲领，你同我们哩咯啷，东扯葫芦西扯叶。告诉你，你是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货，今天不挤出你的屎，你不晓得东南西北是吧？”
    “你们刚才不是说缸么？我是交代缸呵。”
    “纲领不是水缸，不是酒缸，你猪耳朵打蚊子去了？”
    这里简直是鸡同鸭讲，折腾得双方都满头大汗。很多人忍不住笑，大甲一笑就大嘴哈哈欢天喜地，又拍手，又跺脚，一不留神往后翻，只能到板凳后面去找人了。这让杨场长脸色很不好看。
    不久后的一天，大甲就为他的这一笑付出代价，更是为他多次缺席逃会付出代价，为他在篮球场上一再把杨场长撞翻并且装傻卖呆付出代价。杨场长发现他拿一张旧报纸擦画笔，刚好污损了报纸上伟大领袖的照片，立刻激动不已，两手搓个不停，摘下小军帽，往桌上狠狠一掼，当晚就把他五花大绑，押上批斗台。“好小子，好小子，总算暴露了吧？你胆敢在毛主席他老人家脸上打叉叉？毛主席领导我们推倒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你一家人都暗地里恨得咬牙切齿是吧？”
    事涉毛主席，问题比较严重了。一些本地农民不知详情，一听也大吃一惊，怒气冲冲地在台下大喊：
    “绹起来！”
    “绹起来！”
    “绹起来——”
    意思是吊上梁去，吓得大甲张皇失措，一对大眼睛眨来眨去的，大概以为这一次自己死定了。
    “你不是喜欢笑吗？你笑呵，怎么不笑了？”杨场长更得意，“告诉你，我不是吴天保，不怕你抢饭，不怕你放刁。你是一只老虎，我今天也要敲掉你满口牙。你是一条毒蛇，我今天也要让你脱层皮。像你这样的资产阶级狗崽子，我一口气毙上七八个也只是踩死一只蚂蚁！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都被我们打垮了，你三根筋挑一个脑壳也想翻天？”
    没料到大甲就是命大，瞎眼鸡仔天照应，哪怕走错路也能遇贵人。不知什么时候，眼看着几个人七手八脚往梁上挂绳子，台下突然冒出一个女人的声音：“杨场长，你讲得太好了，但你那个脸盆的事是不是也要说一说？”
    大家回过头来，发现说话的是小安子，正在梳理自己一头湿发，说话没头没脑。“没听懂呵？你那个脸盆把我吓出汗来了，心脏病都吓出来了，明天就要住医院了。”她拍拍胸口，其实没出汗也没闭眼晕倒，倒是大摇大摆地起身了，移步了，挤出人群了，走到门口，径直飘向了门外。有人以为她有什么事，发现她好一阵没回转，才明白她真走了——这家伙今天活出了几个胆？
    她刚才不是冒出了几句梦话吧？
    场上的静如死水变成一片哗然。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脸盆不脸盆的怎么啦？……人们面面相觑，议论纷纷，抓耳挠腮，争相在记忆中打捞有关脸盆的细节。若有所悟之际，一双双目光开始投向台上。对呵，杨场长不是有一个脸盆么？就是，那个从部队里带回的搪瓷脸盆，里面不是有一圈“毛泽东思想万岁”的红漆字？不想不是事，一想还真是事。天啦，大甲反对毛主席诚然可恶，你堂堂的场长也不含糊，一直用神圣无比的毛泽东思想洗脸，洗脚，洗短裤，洗臭袜子，算什么？更加难以启齿的是，你家娃仔上次吃坏了肚子，哇的一声，一口秽物不就恰恰喷在脸盆里？你婆娘来场里过夜，不是还用那东西洗过屁股？洗过女人的那种带子……
    小军帽显然感受到四周目光的压迫，脸上红一块白一块，情急之下振臂高呼：“革命群众一定要擦亮眼睛——”
    台下的跟进呼号却寥寥无几。
    批斗会再一次虎头蛇尾。接下来的几天，没见场长人影，直到他后来再次出现在大会上，传达什么文件，大家发现他瘦了不少，连连抽烟和咳嗽，目光躲闪，很少抬头。不知讲到哪一段，他突然卡住了，咳一声，再咳一声，然后再无言语。台下很多人发现不对劲，抬头一看，才发现他半张嘴，茫然的目光投向前方，似乎同一根房梁较上了劲。一分钟过去了，他没说话。两分钟过去了，他还没说话。三分钟、四分钟也过去了，他还是凝固成直愣愣眺望远方的形象……身边的会计又是给他的杯子加水，又是扯他的衣袖，还是未能把他从不屈不挠的远望中拉回来。
    最后，他被别人请下台，脸上毫无表情，只是全身汗湿，像从水里捞出来的，连头发梢都在真真切切地滴水。
    他去了医院，在食堂里熬出浓重的中药味，慢慢恢复了正常，包括恢复了领导工作，只是落下两个小毛病：一、一见小安子就嘴角开始抽搐；二、半夜里不由自主地尖叫。这后一条当然不是什么大事，在医生们眼里，虽说闻所未闻，却也无足轻重。他在白天可以吃饭如常，洗漱如常，查工如常，打电话如常……只是一到深夜便几无例外地遭遇噩梦，或者说也不一定有噩梦，只是喉头无端地搞搞怪，闹点小动静。
    据说有一次，他住进县招待所，一个同房的后生被夜空中一道尖声惊醒，面色惨白地求饶：“这位叔，你不让我睡不要紧，留我一条命吧。”然后夹上枕头和被子去走廊里睡了。又一次，他住在邻县一家旅店，店主带上警察半夜里敲门，一进门就床下、门后、被子里到处搜查，似乎不相信这里没有血迹——否则怎么会有那样的惨叫？怎么把全旅店的人都吓了个半死？
    他尝试过很多办法，比如睡前用毛巾塞嘴，但到时候自己扯出毛巾还是叫，完全是下意识的非叫不可。无奈之下，他只好采取提前道歉的办法，特别是出差在外，总是及早向同房旅客献上笑脸，递上一支支烟，“对不起，很对不起。今天晚上可能有点那个……到时候你们莫慌，莫怕，不会有事的。”他连连鞠躬。
    “对不起，我有个小毛病，今天晚上可能会……你们把窗子都关紧点就好。”他对住地附近的陌生人也一一关照。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茶场里听多了这种深夜呐喊，倒也习以为常。如同靠近海关的人听惯了钟楼报时，靠近铁路的人听惯了火车鸣笛，如果一夜下来寂静如凝，反觉得少了点什么。有一段，我被派去守夜，一个人在山谷看守庄稼防范野物，发现自己开始两天总是半夜里醒来很难入睡。我思来想去，确信自己不是怕鬼，不是怕野物，倒是山谷里的深更半夜太安静，成了一种难耐的惊扰。
    这时候，真希望能听到往日那一声声凄厉的催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