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案 注释标题 原题《会心一笑》，最初发表于1994年《收获》杂志，后收入小说集《北门口预言》。
    一
    当时我特别忙，夜里很少做梦。脑子里少了些古怪的夜间精神演习，不免有些空洞和乏味。凡做过的梦，我也很难记住，只要在梦醒一刻不紧紧追忆，梦便如曝光的胶片，图影转瞬即逝并且一去不返。朦朦胧胧的恐怖或甜蜜，马上在清醒的思索中瓦解，再也不可能找回来逐一重温。老人们说过，记梦最不好，伤身子，折阳寿。我妻子就笃信这一点——自从人到中年，凡从外面听来的民间真理，她都在饭桌边大力宣传并且坚信不疑。
    这一次的梦有些特别。梦的前半截已经曝光，一片灰白也许掩盖了很重要的来历和前因，现在只能随我去猜想。我能记住的，是当时我喊不出声音，身子软软的不能动弹，眼睁睁地看着门开了，放进来一片逐渐宽大的月光。我似乎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回首之际一个黑影已经立在我的床头。我隐约看见他油光闪亮的臂膀，还有手里一件形状不明的东西——但我的眼光发直，鼓足劲也没法看清那东西是什么。
    他似乎还未完全弄清床上的情况，先是朝我的脚那一端摸索，被椅子撞了一下。然后，他似乎明白了目标在哪里，黑影朝我的头部笼罩而来。我觉得他的身影有点眼熟。我不敢呼吸也不敢往下想，直到他突然举臂的一刹那，才总算挣脱了浑身僵硬，在生死关头调动了神经。
    有床头灯与铁器相拨的声音。床头灯是我随手抓拉来的。又是一次掌心中的震颤，我感到手上空了，床头灯不知如何从手中飞了出去，也不知飞向何方。但我已滚下了床，碎碎瘪瘪的声音从喉眼里挤出来：
    “你要做什么？你是什么人？”
    黑影犹豫了一下。我抓住这个机会站稳了，朝门外亮灼灼的满地月光纵身跃去，大喊了一声：
    “救命——”
    我觉得自己好糟糕。我身强力壮，每顿饭都不好意思地盛上三四碗，而且当时门后就有铁铲和哑铃，完全可以用来捍卫男子汉的脸面，为何我竟然吓得如漏网之鱼过街之鼠？还可耻地大呼“救命”？至少，我应该叫出一些豪壮些的话，比方说“我裁了你”、“你等着杂种”什么的。
    我一喊，就幸福万分地醒过来了。
    我胸口咚咚跳，浑身大汗，痛快淋漓地享受着噩梦初醒时的庆幸感和安全感。我起床撒了泡尿，小心地查看了一遍。门已经闩得紧紧的，很好。窗子上的安全栅也未遭破坏，同样很好。门外依然月色空明。
    我说过了，这一次的梦有些特别。梦境清晰而牢固，一出现便如经过定影处理，绝不变化褪色。当我辨认这些图景时，虽然光色嫌暗，但图景中那桌子，那蚊帐，那窗口婆娑树影和明亮月光，仍然真切在目。我只是没法看清凶手的面孔。这很可惜，假若这梦是真的，我等一下要去向警察报案，不是缺乏最关键的侦破线索么？当时我如何慌乱得没有将他从容地打量一眼？
    他向我高高举起凶器之际，我未看清他的脸。
    这个人是谁？
    二
    我睡不着了。似乎需要仔细想一想，谁有亡我之心？这几年我得罪过什么人？
    我觉得这个梦绝非毫无来历，绝不是电影公司跑片人迷了路，把某个武打片错误地投送到我脑袋里。它必是上天赐给我的一个警号。
    只是这个警号残缺不全，需要我补充一些想象和推测，才可真正读解。
    这个填空作业固然有趣，但有些累人。我想起了两条漂亮柳眉，一张小白脸，是秦某人的。此人是我几年前认识的一位文学青年，某县文学社团的头，领导着更多准文学青年。听说我迁居海南，他邮寄了一包干笋给我。初来乍到，我不知邮局在哪里，也没工夫去领取邮包，便没有享受到他遥远的敬爱。紧接着，他就跑来海南谋职，靠一通表爱心献忠心的慷慨陈词，进了我们的公司。
    公司里两位知识女性，抽着香烟，极力抨击他的男士系列美容霜以及他对任何陌生人的文学辅导癖。他腰间一大串钥匙，响得耀武扬威，也被激进派女士们讥讽。事情发生在一个月后，他去为公家买保险柜，买价竟比一般市价高出一大截。第二次，他去为公家买收录机，刚买回来磁带轮就不转了——而这心肝宝贝算是公司第一件奢侈品。大家急着催他去退换，他支支吾吾磨磨蹭蹭，又喝茶又擦皮鞋又说要去医院治牙痛，才引起了大家的怀疑。
    我找他来问话。他看来还无惯犯的沉着，频频照过镜子的小白脸被我一盯，就有些发硬，五官各行其事互不配合，比方说嘴先一步笑了，眼睛还迟迟地不去响应。
    他供认不讳，称自己已在多次购物时吃回扣——包括回扣过脸盆、镜子、长统套靴、手表等等。这当然令人气愤。公司草创时期，正穷得像个人人勒紧裤带的知青户。有次要印份资料，为了争取便宜几十块钱，我们几乎找遍了全市所有的印刷厂，被毒辣的阳光晒得头昏眼花。女士身上晒起了泡，更是连呼惨惨惨。
    我们严明法纪不能留他。他听了我们的决定，倒也没什么，在双膝间搓手，说了些表示理解和感谢的话，诸如很高兴接受同志们的宝贵礼物之类。这些多年前的政治套语，弄得一场谈话如同再次发动“文革”。他还熟练地用了繁多的形容词、介词以及副词，使我不知如何应付。
    他走了，约摸两个多月后，不知从哪里寄来一封信，把我骂得狗血淋头，声称他将写长篇报告文学揭我的老底，声称他在中央军委有朋友有亲戚，还说他不光勒令我给他赔钱，还必须记住上有老下有小，你小子放明白一点云云。
    尽管我在同事面前对此装得满不在乎，但瞥一眼女儿上学去的小小背影，还是有过担心的一闪念。真来黑道怎么办？真下毒手怎么办？我后悔没及早警觉他“老师”前“老师”后的恭敬以及问我要不要平价外汇的殷勤——大凡过分的殷勤都值得怀疑，都不是无偿的供奉，若没有同样卑鄙的回报，终会成为一份份仇恨的零存整取。我活来活去，算是明白了这一简单规则。
    又过了很久，他终究没露面，只是不知从何处寄来一张他冠有五六个“理事”、“助理”之类头衔的名片，狠狠回击我的蔑视。
    听人说，他还真发了，办过小报，开过服装厂，贩卖过玉石，还打算去香港或泰国……但他始终未曾露面。我多次在大街上睁大眼睛找他，也没见过他的影子。海口这时正处在开放的热潮，全国各路英雄来此大显身手。整个城市如同百慕大，任何你身边的熟人都可能突然消失然后永无音信，而你根本记不起来的某位故旧，不知哪一天就突然冒出来，敲响你的房门，拍拍你的肩膀，让你大吃一惊。他们都可能甩出头衔堆砌的名片。那些头衔排列如同诗行。值此诗刊一家家倒闭之际，名片成了最权威最荣耀的抒情诗。
    我等着姓秦的来算账。我总算在街上撞见他了，揪住他的胸口，差一点就揍得他手舞足蹈。我很快发现自己揪错了——那个人并不太像秦，只是从浙江来的一位旅游者。我向他道歉。
    三
    我又想起了另一位我认识的c。他前几年发表了处女作，十分现代派，对未婚妻已婚妻免婚情妇都不用标点符号地失望乏味然后痛苦，轰动了文坛。于是他应邀参加一次级别很高的文学会议。他不屑参加但半推半就，会议期间始终戴着耳机沉醉于音乐圣境。这又激起了纷纷赞叹：果然现代，果然先锋，果然放荡不羁遗世独立，连开会也超凡脱俗呵！当时我并不认识他，也拥护他的处女作，只是对他的与会方式怯怯地稍有疑惑：倘若不高兴开会，最好不来，在公园或在家里酷爱音乐岂不更好？莫非在闹哄哄的会议室里听音乐才别有滋味？
    必定是这些话被什么人传到他耳朵里去了——眼下文坛不制造不回击不裁判这一类恶攻言论，实在没什么事好干。他给我寄来了一封信，宣布他不再认为我是好作家，并已将这一观点告知了一名德国记者。在信的最后，他很幽默地说，他很荣幸地把这一情况通知我。
    我有点摸不着头脑，不知他怒从何来。他当然可以否认我是作家，我弃文从商也就是自己知趣。他也当然可以把这一见解告知德国记者，甚至可以告知十名美国记者再加十名法国记者，既走向了世界也可以不怎么搭理中国记者。我想这样来给他回信，后来觉得自己也不幽默，就算了。
    他倒不是个记恨的人，后来到海南岛找我，说想来倒卖电视机或者倒卖旧军舰。随他来的还有两位汉子，一律长发，一律胁生汗臭。走进我家狭小平房的时候，他们不需主人言请，先把目光所及的芒果和香蕉逐一消灭，然后也不要筷子，将最先端上桌的辣炒肚丝一串串拈起来，从容吊入黑洞洞的嘴巴。吃得手上油糊糊了，c便去厨房洗手，一伸手把我妻拨开来，也不说一个字。我妻看着他很有学问的一头长发，吓得不敢吱声。想问问我，也怕开口。
    他们一直谈着他们所熟悉的什么人和什么电影，顽强地让我陪在一边插不上嘴，让我傻乎乎地完全没事干。我唯一听清楚了的，是c翻翻一本连环图后的要求：借给我们十万元钱吧，我们想出几本书玩玩。
    说完，他把我小孩的一把玩具手枪扣得叭叭响，不时瞄准一只小狗做射击状。这种叭叭叭蔑视钱财的游戏风度当然更震慑了我。
    我赶紧说：“这样吧，我明天就
    四
    写到上面时我半途而废，连打标点都没打一个。因为我刚写到这里，窗外响起了一阵自行车铃声，把我的回忆和写作打断了。
    眼下我接着往下写吧。我得写写这个骑车来的小周，让他尽快进入故事。他是公司办公室一秘书，这一天上班特别早，一来就尽职尽责地扫地，擦桌椅，浇浇花，顺便帮我涮了茶杯，重新泡上了一杯热茶。他问我昨天晚上看了电视里的足球赛没有，然后对六号球员的一个臭球怒不可遏。
    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推开波浪。
    ……
    他在大声唱着歌。
    我说昨晚没有睡好，做了个噩梦。
    他瞪大眼。
    我把梦中的情节说了一遍，还说那黑影的轮廓看起来有些眼熟。
    他说你这样有人缘，谁会来杀你？
    我引述老婆听来的另一些民间真理：人心隔肚皮，知人知面不知心，十商九奸或者大忠似奸等等。比方说那次c作家他们来，我没借钱给他们，不就招恨了吗？
    小周哈哈大笑，鼻子把眼镜架一拱一拱，脸上笑纹交叠，像一条毛巾被狠狠地揪了一把。“不可能，不可能，他们都出国了，都花洋钱了，谁还会记得那件小事？再说你当时也没亏待他们，管吃管喝十几天哩。”
    小周很佩服c的新派小说。其实我老婆虽然对辣炒肚丝耿耿于怀，事后读c的作品，还是给予佳评。我也许不该随便猜疑他们心目中的天才。
    我想起了另一个问题：“值班室的钥匙有多少片？”
    “钥匙？让我找找。柜钥匙，左抽屉钥匙，中抽屉钥匙……”他在衣袋里掏来掏去。
    “我是指门钥匙。”
    “门钥匙就一片，你不是拿着？”
    “这钥匙是不是掉过？或者被人拿去配过钥匙？昨晚上很奇怪，我睡觉前把门关得好好的，不知怎么回事，那个影子就进来了……”
    小周想了想，又把一张脸笑烂：“有意思，有意思，你还把梦当真呵？你还硬想找出杀人犯？那也容易，你再睡一觉就是。这一次你睁大眼睛看清楚。”
    我一愣，自觉梦话又出来了，不免有些滑稽。我决定去洗一把脸。
    小周帮我找肥皂。他长手长腿，干什么都可先人一步，只是有点粗心，眼睛又近视，结果把皮鞋油当肥皂拿来了。我笑他添乱，重新去找肥皂。在这一过程中，我发现值班室里的情形有些异样。一些报纸杂志乱堆在桌上。床头灯躺在墙角，电线已崩断了。捡起来细看，铁灯罩被砸瘪了一块，铁灯架也有漆皮剥落的一道刮痕。灯泡当然早就没有了，玻璃碎片撒满一地，踩起来吱吱嘎嘎响。昨晚睡觉前我没用过这盏灯，难道它一直是这个样子？
    我继续在房间里搜索，对一种陌生的混乱百思不解。比方椅子倒在地上，桌上的烟灰缸也翻了，烟头之一溅到半碟豆腐干中。这一切发生在昨晚上？然后，我找到了一颗似曾相识的扣子，在桌面和床沿还摸到两处刀痕，其中虽有一处是旧痕，似不足为证，但另一处明显是新痕，刀刃撬起的一条木刺发出清新木香。我察看地面，发现那里有几个泥灰脚印，是某种皮鞋的底纹，约摸四十三码大小……我吓出一身冷汗：难道我的噩梦并不是梦？而是实有其事？
    咕咕——我还听到了响亮叫声，抬头一看，是几只肥硕的红头蜥蜴倒贴在高墙，正冲着我眼珠一轮，似乎把什么事已经算计好。
    “小周——”我大喊。
    小周不在了，大概去了别的办公室。只留下一件夹克搭在椅背上。
    我想抽支烟，稳定一下情绪，但发现自己的烟盒空了，便去小周的衣袋里共产。更重要的事情在这时候发生了：我不经意地瞥见他夹克上拉开了一道口子，不知为什么心里一动，竟联想到昨夜里搏斗中的布裂声——不正是可能挂破了一件夹克？再想想，四十三码大小的皮鞋，公司里不正是只有小周才是这样大的脚？我太希望脚印大一点，或小一点，但它们偏偏就是如此分寸准确，把我的思绪锁定在一个熟人。
    这怎么可能？我急忙忙把昨夜的黑影来与小周比较。结果，我不得不惊异而痛苦地承认，不管怎么比，不论是比个头还是比体态，怪不得它让我眼熟——其实它最像小周。
    小周名叫周中十。
    周中十绝不可能对我有歹心。这不仅仅因为他刚才还为我泡茶和找肥皂，还因为他是公司员工们公认的大好人，在我的感觉中——甚至是个好孩子，很适合当中学生的副班长，很适合唱唱儿歌，背上书包和制作航模，去大街上宣传爱国卫生运动。长出喉结、胡须乃至生出长长的皱纹，对他来说都是超前的负担，是派给他一个不合适的角色。我想他揣着大学毕业文凭却长久失业，就是扮演成年人必然的失败。但他披挂着喉结和胡须就得继续演下去，即便加上香烟和酒瓶这些道具以及恋爱和赚钱这些台词，也仍然演得力不从心。他曾给一个大饭店打杂，混了十多天就被辞退。又卖过一段报纸，结果以大亏本结束。我是在公交站偶然遇上他的，见他捧读一本象棋棋谱，便搭上了腔。后来他找我下棋，顺便送了几首他写的诗给我看，应该说，字里行间透出一种灵秀和天真。当公司要聘用一位秘书的时候，我很自然想到了他的名字，极力推荐他的厚嘴唇和满口白牙，推荐他一笑就笑得差点要咳嗽的单纯。
    他来公司上班以后十分高兴，痛恨自己的字太娃娃气，经常埋头抄习钢笔字帖，抄得得意了，骂一声他奶奶的，伸一个大懒腰，用五音不全的直嗓门引吭高叫——实在不像是高歌——把一支歌用五六个调门串成一气，唱得顺顺溜溜如入无调之境。如此虎狼嚎一番以后，他极力号召同事们随他去卡拉ok。
    他第一次领到年终奖时，买饮料买烟款待众人，连厨房阿婆来送开水，也被他气势汹汹地塞一包洋烟过去。他把钱都交给母亲存起来，宣称自己从没见过这么多钱，说他父亲他爷爷也没一次拿过这么多钱，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真是太可爱啦。
    对于这位本质上的中学副班长来说，他不能说是很能干。丢钥匙、失文件、早上睡过头、买东西被小贩欺骗、用洗厕剂来洗茶杯之类的事屡有发生。有一次，他换一把门锁，居然不知道可以用螺丝刀把旧锁从门上拆卸，而用锤子凿子去撬，干得怒气冲冲且满头大汗，一口一句他奶奶的。幸亏被人发现，才保住了木门免遭毒手，没被撬出个大开花。要是让他继续干下去，他说不定一气之下会把整个大门砸掉。
    上面派到公司来的牟总经理曾对我说：还算个人吗？要不是看你的面子，老子早把这家伙炒一百次了。
    言下之意，他是在照顾我与小周之间的私情。
    我有什么私情呢？不就是同他下过几盘棋吗？我既不是他舅舅也不是他姨父，连邻居也算不上，不就是对他有一点同情吗？
    我暗暗为小周着急，也多次暗示他须明白自己的处境，今后办事务戒错漏，否则真过不了牟总那一关。小周听我这一说，连连点头，连连搓手，说陈主任你放心吧，我一定再不会让你们失望了。但接下来一切还是不大见起色。他负责去跑一个普通的批文，忙碌了个把星期，反复了三次，取回来的批文仍然牛头不对马嘴。我瞒着牟总催他拿去重新办，还把可能出错的细节再次一一解说和教练。他信心十足地点头：“好，好，我明天就去，明天就去。”说着就去翻时尚杂志。
    我觉得他简直不知死活，大喝一声：“现在就去！”
    屋子里发出嗡嗡嗡的回声。
    他脸变白了，不吭声了。他准备出门，去换鞋，喝开水，戴墨镜，两条腿晃晃荡荡地在地上划着步子，临出门还斜探出身子把桌上某张报纸瞥了一眼，鼓起嘴唇吹出一线长长的口哨。大概只有很少的人，才知道这其实是他极度紧张的神态——如果注意到他换鞋时微微颤抖的手指。
    他走了。我又难免有几分担心，怕刚才我脸色太难看，要是吓得他骑车走神撞上了汽车如何是好？平时就是没有吓着他，他每个月也得被交警罚几次的。
    还算好，他平安地回来了，是在下午四点钟左右，居然还没吃午饭。他一心不可二用，想着干活就没法想到吃饭。如果你因此埋怨他，他会很奇怪，并坚决不认为误餐算什么事。
    他开始泡方便面。我随意地与他说了几句，比方说说最近的一部电影，希望他明白我刚才对他毫无恶意。
    他似乎是完全明白的。说得高兴了，从抽屉里拿出一些美女画片，考一考我的审美观。他是个苛刻的女色鉴赏家，而且所倾慕的女子必定独具一格，有点阴麻子，有个塌鼻子，或者有点其他的困难，令同事们不可理解。他坠入情网时，办公桌边的墙上必定出现这些不对劲的女星画片。一旦他有了失恋嫌疑，画片立刻消失，取而代之的必是一些警句，是满墙的骇然悲怆，诸如“人对人是地狱”，“爱情是美丽的骗局”，“泣血哀嚎在山谷里回荡”，“我是一头负伤的狼，舔干自己的血迹”，等等。
    那一段，他必定黑脸，冷目，沉默，独来独往，使你怯怯地不敢去找他搭腔，怕触发他的什么狼威。
    五
    周中十整整一个下午没有回来。很多电话来找他，都扑空。隐藏在电话那一端的人都口音陌生，神神秘秘地不说出自己的名字，殊为可疑。
    后来我才知道，他一上班就被牟总的妹妹叫走，去帮她退换什么沙发。那女人对家具新潮总是了若指掌，时常对照先进找差距，深入研究着如何少花钱或不花钱使家里面貌日新，使自己活出点广告中的劲头，因此经常传小周去帮她做这做那。她离婚寡居，兄弟侄儿不少，朋友也不少，但似乎都不被她器重，还是唤小周唤得顺嘴，引起了公司里很多闲话。“周中十不是那娘们的家奴吧？”有人曾经这样问过我。
    有一次，小周刚刚给她拎回煤气罐，五楼出了问题，顺着楼梯漏下一些水来。她住在四楼没上去查看原因，却着一身大花的睡袍荡下楼来，荡过饭厅与停车坪，边抹唇膏边唤小周去五楼：“看什么家伙在那上面乱放水。”
    小周唯唯允诺，放下正在吃的油条，一个健步窜出门去。
    旁人都有点想法，互相交换着眼色。我事后也告诉小周，我们这里毕竟不是私人公司，有制度有纪律，尤其是上班的时候不可随便离岗。假如碰到什么私人要求，该说不的时候要说不，不必过于迁就。
    我当然指的是从四楼下来要一楼的人去五楼看水之类。
    不知是没听懂，还是不赞同，他伸伸舌头，露出一口晃眼的白牙：“五楼那个泰国佬真他奶奶的有钱，输了六万港币眼睛都不眨一下。人比人，气死人呵。”
    他猛拍桌子一掌，拍得我有点莫名其妙。
    我只好找烟来抽。
    今天，他入夜还未归窝，我已在他家里坐了个把时辰。他母亲是个工人，住在破旧的工厂宿舍，每见儿子的同事上门，必轰轰烈烈地打酒，有时还买上一堆油饼，毫不讲理地往你嘴里塞。她对儿子的同事一律称“领导同志”——包括司机也包括厨房伙夫。说得高兴了，她必定喜滋滋地向领导同志展示儿子以前获得各种奖证、成绩单、图画作品以及一张儿子上台扮演小白兔的剧照。她宣扬儿子的聪明，断定他的象棋水准全区第一。小周总是红着脸来呵斥她赶紧去做饭，坚决纠正浮夸，说他连电机厂的魏跛子都下不过，还谈什么第一？她便一口咬定魏跛子不行。小周则说你老懵癫的晓得个什么？
    他们总要为这个魏跛子的棋坛地位问题纠缠一阵。这天夜里，我照例与老人谈了谈魏跛子，直到周中十满头黑汗地回家。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他再次发现了油饼，立刻命令母亲赶紧把这些丢人现眼的东西拿走。
    “是有事。”
    “哦，你喝茶，抽烟。”
    “小周，你昨晚干了什么？”
    “昨晚？看电视呵，逛逛呵，睡觉呵。没做什么。这鬼蚊子。”
    “这样说吧，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意见？”
    “意见？”
    “我们近来都忙，交流得不多。我想，也许我有什么地方让你不满。你可以坦率地对我说出来。”
    “陈主任，您这是什么意思？”他瞪大眼。
    “是这么回事。我不是给你说过一个梦吗？对了，就是那个噩梦。我后来发现，那并不是一个梦……”
    他吓得腾地一下站了起来。“你是说，还真有人……”
    “这样说吧，我要说出一个结论，虽然我根本不相信这个结论，觉得它荒谬绝伦可笑至极，虽然你也完全可以对它嗤之以鼻，不把它当回事，但我还是不得不告诉你：我遇见的杀手——”我停了停，下决心说出结论：“有点像你呢。”
    “我？”他哈哈大笑，咯咯咯地五官挤成一堆，但笑着笑着突然收声，脸色渐渐变得惨白，两眼直愣愣地冲着我。
    “小周，你的夹克是怎么破的？”
    “夹克？我夹克破了么？”
    “值班室怎么留下你的脚印？还有——”我亮出掌心里的一颗扣子。
    “陈主任，您吓糊涂了吧？”他吃饭的筷头在哆嗦，急得有些结结巴巴：“你怎么把一个梦当真？再说，我是怎么进公司的？你是怎么关心我的？我们非亲非故，但你给我找了工作，还为我找对象出谋划策，说实话，我感谢你都来不及，怎么可能……”他眼球膨大而突出，经眼镜片一放大，竟有铜铃般大小，似乎很快就会双双滚落，需要当事人手忙脚乱满地寻找。
    “你吃饭，别急别急。我不是说过吗？你不要把它当回事。”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陈主任，你可不能拿一个梦来冤枉我。我要是对你有半点歹心，我情愿去汽车下轧死……”
    “你吃饭。我只是说说而已。”
    我有点后悔，也许不该前来说梦，更不该盘问他的夜间活动，让他吓得语无伦次而且眼球暴突得这么大。倘若吓出了高血压或神经官能症，吓得他一赌气跳了楼或抹了脖子，我该当何罪？不错，扣子是他的，但不可能是前几天他无意中掉在值班室的么？脚印像是他的，但穿四十三码球鞋的人岂止他一个？这样想来，似梦非梦的黑影在我的记忆中有些模糊了，也不太像小周了。
    他母亲此时从里屋走出来，问儿子：“菜刀呢？”
    周中十闷声闷气地说：“什么菜刀？”
    周母说：“你记性给狗咬去了？你昨晚上把菜刀塞在书包里拿走了。害得我今天没刀用，好不方便。”
    “我把菜刀拿走了？”
    “你看你，总有一天你会忘记你姓什么。”
    “对对，我好像是拿了刀出去……我是去砍钓鱼竿吧？”
    “你的钓鱼竿呢？”
    “是呵，我的钓鱼竿呢？”
    “死鬼，快鸡叫了你才回来，晓得你搞什么鬼？”
    听到这里，我已经毛发倒竖。周中十昨夜带刀出去干什么？真是去砍什么钓鱼竿？但他刚才不是说他昨晚去了什么南洋公司？而且他为什么眼下突然脸红和手颤？
    他看了我一眼，失手之间碗筷砸在地上。“我我我我没没有撒谎，陈主任，我我我昨晚确实去了南洋公司……”他猛扑上来抓住我的手，“我只是在路上碰到阿丽，就就就跟她鬼混了一阵子……”
    我已经不想听他啰嗦，“我没说你呵，你吃饭吧，吃吧。”
    六
    我暗暗查访，而且基本查访清楚了，在我险遭谋杀的那个夜里，熟人们大多行为举止正常。尤其男人们无非是逛宾馆看电视搓麻将喝小酒，再回家与老婆抬抬杠吵吵架，与他们的昨天前天前前天没有多少差别。他们的活动都有旁人证明。公司保安也说，那天晚上没有什么可疑情况，既没有陌生人出入，也没发现任何办公室有反常动静。
    只有周中十是一个疑点。据他自己说，他当晚本来是提刀去砍钓鱼竿，但途中遇到一位以前的女朋友阿丽，便双双进了酒吧。他被那小娘们又骗去几十块钱，气恼得菜刀都丢了，然后只得去南洋公司找另一个朋友借钱。可是，那位女子住在哪里，有没有电话号码，他却说不上来。他说他忘了，一会儿又改口，说他一直不敢问对方——这些说法都难以置信，听上去漏洞百出。
    我向警方报告了这件事。一位年轻警察来了，嘴唇上披着浅浅的茸毛，口里嚼着口香糖，一看就是那种刚走出校门的嫩萝卜。他接受我满怀期望的倾诉，不时认真地点头，使我的举报愈来愈详尽而且条理清楚推论有力。他把公司包租的楼房前后左右细看了一遍，尤其把门厅、走道以及值班室反复勘察，还拍下几张照片。但他检查破台灯的时候，听我说到梦，立刻大吃一惊：“什么？什么？梦？”
    我说确实是梦。
    他指着台灯架上的刮痕，“这也是你梦到的？”
    “这不是梦。我怎么说呢，这事可能是梦，也可能……”
    他把台灯架愤愤地一扔：“同志，你们怎么能开这样大的玩笑？做个梦也来报案，是不是看个电影也要来报案？以为我们闲着没事干？同志，我们都在为四个现代化作贡献，大家都很忙。你明不明白？现在海南岛是全国面积最大的经济特区，今年国民生产总产值应该达到……”
    我连忙据理声辩，说这哪里只是个梦？即便事情是从一个梦开始，但看看这一个现场，看看这么多物证，一次真正的谋杀并不是没有可能……但嫩萝卜根本不耐烦听下去，眼睛老看着天边一朵云，最后还是耐心地向我讲解了一番国民生产总值的意义，希望我再不要胡搅蛮缠。
    他气呼呼地走了。
    无论我再怎样打电话，公安局都不再理睬，有次对方还大骂了一声：“倒颠！”这在海南话中就是走神的意思，神经病的意思。同事们也觉得我脑子有了毛病，见到我时眼中总是透出犹豫和戒备，打量我脑袋的目光，像是在审视一个劣质冒牌货。一位公司副老总也找我谈话，要我休息一段，去外地度个假，还不无阴险地提到天麻、安眠药、心理医生一类混账东西。
    我觉得他们全在胡说八道。我现在根本不是无事生非。我要的是起码的安全感，而且有十足的证据证明危险就在身边。不是吗？我的抽屉显然被什么人翻过，我的钥匙奇怪地失踪然后又突然出现，我还在街上不止一次感觉到被人跟踪……这一切难道是偶然的？
    我对周围的人都心生疑虑，尤其无法容忍周中十这家伙在我身旁接电话，抄文件，填报表，整理报纸，甚至读棋谱或者抄写钢笔字帖。他的一声咳嗽，都可以让我大惊失色，吓出一身冷汗，好半天还心跳过速张皇四顾。当然，我总是看到他一张笑脸，看到这张脸上的几分尴尬甚至几分愧疚。有意思的是，自从他知道我的噩梦以后，他工作上变得卖力多了，办事的差错也大为减少，不仅不再丢三落四，而且去政府部门办什么事，总是又快又好，连财务部和出口部那几位女士也跑不下来的批文，也常常求他出马相助，由他三下五除二地搞定。对这样的员工，我还有什么话说？大家还有什么话说？
    他对我百般逢迎，一有闲就抢着帮我涮茶杯，擦单车，倒烟灰缸，有时还塞上两包香烟或几只水果以讨欢心。对我的任何讥讽或牢骚，他都圆睁大眼夸大其词地响应和拥戴。
    我说茶比可口可乐好喝。
    他立即拍马出阵声讨可口可乐：“什么玩意儿？一股中药味，弄不好还是他奶奶的一些阴沟水，掺了点洗厕剂，哪比得上中国的茶？有些人就是爱赶时髦，以为美国佬放个屁也是香的，你说这可恨不可恨？”
    我说史铁生的小说写得不错。
    他便及时惊叹一番：“史铁生还用说吗？那是什么工夫？那是什么境界？你看他坐在轮椅上的照片，完全是一座佛么。好些人吹日本的三岛尤纪夫，比起史铁生来，那个小日本算个卵呵？”
    说到女人，他也不再为阴麻子和塌鼻子辩护了。只要我说谁好看，他就认定那是天仙。只要我说谁难看，他就说那是妖怪。他常常在我身边游转，似乎秣马厉兵等待我提出新的话题或要求，他随时准备一跃而起，投入新的拍马屁大战。
    这一天，我在读一份资料，眼角余光隐隐感觉一团黑影压过来，回头一看，只见他两眼发直，操着一把剪刀，盯住我的天灵盖。我大叫了一声，差点从椅子上栽倒下来。“你、你、你要干什么？”
    他指着我的头：“陈主任，你有好几根白头发了，我给你剪一剪吧。”
    “你、你、你怎么不打个招呼？”
    “对不起，我怕打扰你。”
    “我不需要你剪，你站开！”
    “对不起……”
    “你吓死我了！”
    “我不是有意的……”
    他抱愧地笑了笑，怏怏地走回去。
    我余悸未消，发现桌上一瓶墨水已被打翻。墨水漫流半个桌子，把几位同事辛辛苦苦一个月做出来的资料泼染得一塌糊涂。天呐，我望着桌上这场黑色的灭顶之灾，觉得自己弃文从商的兴趣和信心，全被这一片黑色给埋葬了。
    小周赶紧找来抹布抹桌子，两手在哆嗦，神情特别慌乱，不小心撞翻茶杯，还失手打碎了一个茶杯盖。“陈主任，我确实不是有意的。”他一遍遍解释，“千真万确，我不是有意的，只是想给你铰掉两根白发。千真万确，我只是……”
    我气得拂袖而去。
    这一天，听说他没吃中饭，听说他一直神色恍惚，最后找到了会议室里一只红头蜥蜴，似乎找到了自己一切不安的根源，找到了可以狠狠报复的对象，然后大张旗鼓全力追杀。他从桌边追到桌下，再追到墙角，追到卫生间，一口一句他奶奶的，不获全胜决不甘休。他宰杀了一只，同时发现了更多，面对鬼头鬼脑的众多仇敌完全没法压抑胸中怒火，卷起袖口冲着同事们大喝：“快，找根铁棍子来！”有人递了一根铁棍过去。他便用铁棍捅破了柜门，用铁棍撬开天花板，用铁棍敲碎了玻璃窗，用铁棍捅破沙发的包皮，挑得里面的泡沫絮腾跃四溅。到最后，他咬牙切齿，一连掀倒两张办公桌，狂暴地推开上前劝阻的同事，用铁棍猛刺已经上了墙的红头蜥蜴，戳得墙灰一块块崩落下来。
    已有七八只红头蜥蜴的尸体整齐排列在地上了。他顶着一朵蛛网走来，吮了吮手背上一道血痕，见血淋淋的尸体还在扭动，又从开水房提来一桶沸水，把蜥蜴逐一下到沸水里去。水中发出嗞嗞嗞的声响，一条条尸体立即发白并且开始胀大。周中十似乎觉得这个游戏很好玩，咯咯咯地狞笑起来。
    屋里弥漫着一股混浊的尸臭。
    女打字员捂住鼻子愤怒谴责：“周中十你倒颠？你看这办公室成了什么样子？”
    小周平时对女打字员最为友好，经常教她下象棋，眼下却完全像变了个人，恶狠狠地大吼：“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看见这些家伙就恶心！”
    七
    我后来换了个工作，调入一家杂志社，重新干起了编辑老本行。我庆幸自己离开了牟总的颐指气使，也躲开了公司办公室里紧张和恐怖的气氛——我至少以后可以多睡几个安稳觉吧？少做几个噩梦吧？
    据说，在我调走以后，周中十干得还不错，有可能提升副科长，只是婚姻问题一直未能解决。他曾找过几位女朋友，还自供当过几回插足他人婚姻的第四者或第五者，但他与各种老少女人打交道，谎话总是编得支离破碎，一不小心就泄露出自己既不懂电脑也没买房子的事实，加上他哪壶不开提哪壶，偏偏喜欢唱歌，大嗓门把四五个调门一串，女人们必定笑翻，吃了他的，喝了他的，然后一去不回头。他只能经常黑着脸等待电话。
    大约三个月后的一天，他突然拎着一串香蕉登门找我。我女儿惊喜地扑上去叫他周叔叔，他笑笑，不知为什么眼圈红了，鼻子抽缩了两声。在我给他泡茶的时候，他细观墙上的国画和木雕，远瞄瞄，又近瞅瞅，含混地嗯嗯几声，直到完全从容够了才转移目光。但他端着茶杯的手在微微发抖——显然遇到了什么难事。
    他粗重地叹了口气，说他母亲差点疯了——尽管他说这话的时候拉着轻描淡写的腔调，似乎根本不愿意说，说了也没什么大不了。
    事情的原因是他去帮牟女士搬家，不小心打碎了她的一只茶壶，那婆娘说茶壶是宋代官窑青瓷，要他至少赔钱一万五。他母亲一听这事就差点晕了过去。现在他已经卖了彩电和冰箱，但还差三千多，需要我帮一把。
    这是我理解和整理出来的谈话概要，他的述说当然没有这般清楚。他越说越急也越乱，常常描绘些我不明白的事物，比方有一张桌子如何重，如何长，桌沿还有颗什么可恶的铁钉等等。他说牟女士拒不承认桌子有八十多斤重，简直太不顾事实了，太主观臆断了。八十斤就是八十斤。六十斤就是六十斤。方桌子就是方桌子。圆桌子就是圆桌子。难道可以随便混为一谈么？更使我惊讶的是——他说话的口气完全像是一种倾诉，似乎与我从来没有什么过节。
    说到母亲，他哇哇哭了，双拳夹击着自己的太阳穴。
    我拉住他，劝了他一阵，他才忍住了号啕，但还是一次次摘下眼镜来擦眼窝，揪出一把把清亮的鼻涕，甩在地板上，吓得我女儿躲得远远的。
    “你妈妈不是给你存了很多钱吗？”我问。
    “你不知道……”他脸红，“谈恋爱多费钱呵……”
    我不想借钱给他，但表示可以提供一批卖得正火的挂历，销售利润全数归他。
    他高兴得鼻涕更加汹涌了，两膝已经开始下跪，“陈主任，我太感谢你了，我真不知要如何……”
    我扶他起来，递给他卫生纸，“别废话了。”
    “我实在不好意思，实在不知如何报答你……”
    “你一开始就不应对你妈说钱的事。钱不是小事吗？急坏了她怎么办？你现在最要紧的是安定她，治好病。”
    “你说得对，很对。我当时一急，唉，他奶奶的昏了头。”
    “你以后再不要理那个女人。”
    “我知道，我一定下最大的决心。”
    “你以前也下过决心。”
    他朝膝盖恨恨击了一拳：“你想想，她是总经理的妹妹，我得罪得起吗？她的眼睛又确实让我喜欢，那么大，那么大。”他用拇指与食指合成圈，引导我的想象，“什么刘晓庆什么利智，根本没那个味道。”
    “你死了心吧。你就是给她做一条狗，她也不会看你一眼。”
    “我知道。我哪不知道呢？我对她其实没有任何非分之想。”他挺挺胸，抒发男人的慷慨：“感情这个东西不能太庸俗是不是？我就是喜欢她，但绝无邪念。我帮她干活，是我的自愿。她利用我，但我无所谓。我不是为了回报才……”
    我气不打一处来：“你贱呵？”
    他震得口张开，手指又开始哆嗦，然后头向双膝间埋下去。“是的，是的，我也知道，我是贱，是个没用的人……”
    “有时间的话，你就不能干点正经事？”我换了个话题，给他说说挂历推销，说说电脑培训班和大学自考班，还愿意介绍他去我一朋友那里学书法。
    “我去，一定去！”
    他终于结束了迟疑，把拳头握得有些夸张，撑着自己的从容和轻松，伸了个懒腰，出门时还打量了一下门锁，把它拨拉得哗啦一响，以示对小玩意也不乏兴趣。只是他的目光一直朝下，最后也只回头冲着我的拖鞋说再见。
    我目送他的背影融入暗夜，对他的背影高兴不起来。不知为什么，我隐隐觉得自己刚才的行为并不妥当。我的帮助可能使他感激吗？或者我的指责和教诲只可能使他深感压抑？他的荒唐被暴露，自尊被挫伤，行为被约束，他是否觉得得不偿失？也许，他走出这张门以后并无什么感激，倒是眼里燃烧着反抗的烈焰。这种结局完全可能。
    八
    小周失约了，没有来找我去拜书法老师。后来我才知道，他也不再出现在公司里。两个警察向公司领导反映：他参与了一桩刑事案，伙同另外两人抢劫一位台商，在遭遇反抗时还动手杀人，用菜刀在对方身上连砍了二十多刀，然后抛尸荒郊的一口废井。眼下这三人都在逃，其中周中十是主犯，还是从犯，尚不得知。
    凡认识他的人都对这消息大吃一惊，就连我这个早有疑心者，真正面对一个血淋淋的真相，也觉得事情不可思议。他不是前不久还在我家里揪鼻涕吗？不是还痛下决心要重新开始生活吗？——那不是我做梦吧？
    牟女士更是吓得魂飞魄散。据说周中十曾经跪着向她求爱，因此她现在把电话换了号码，把妈妈接来陪住，给家里的门窗都加上安全网，还一再强烈要求公司增派保安，确保家属区的绝对安全。
    其他人也吓傻了，怯怯地不敢靠近周中十用过的办公桌。
    警察们由这个案子想到了以前的蛛丝马迹，前来找我谈话，连连表示歉意，让我详说上次险遭杀害的过程——他们也觉得那不是一个梦了。据说，在我受袭的前不久，公司里有人看见周中十整整一个中午埋头捣腾着值班室的门锁，不知在干什么。还有人看见他背地里发牢骚，说我对他要求太严，使他成天吓得提心吊胆，这当然也构成了一个疑点。警察们认真记下了这些证词，还把公司大楼的里里外外查了个遍。他们已经找到了最重要的物证——菜刀，就在周中十办公桌的抽屉里。还找出了女人的内裤、淫秽录像带、梅毒用药，外加一个锈坏了的电饭锅，都在周中十的文件柜里。它们的含义也十分明显。警察极其小心地取指纹，察微痕，从好几个角度咔嚓咔嚓地拍照，并且断言：“没错，他就是想声东击西。”
    我没听懂这句话，只是对警察们背上两块湿津津的汗渍深为感动。
    警察们唯一感到困难的，是他们怎么也找不出嫌疑犯对我动手的犯罪动机。他们问我与周中十是否合伙做过生意，我说没有。他们问我是否曾与周中十争夺情人，或者是否曾与周中十共同嫖娼，我更是哈哈大笑懒得回答。他们最后问我是否与周中十发生过争吵，我想了再想，还是想不出什么事实。我能说到的，是我在工作上批评过他，包括那次公司开除姓秦的小白脸，周中十偷偷嘟哝了几句，我就骂了他是非不分。可这能说明什么？
    显然是一桩比较奇怪的案子。
    不光是警察，连我也不大想得通，回到家里没怎么睡好。我从来都以为自己比较聪明，但拿开除贪污者这件事来说吧，周中十与小白脸当时并无深交，为什么倒对贪污者充满同情？我当时自以为除害利民大得人心，一股雄赳赳的劲头，为何周中十这个受益者倒嘟哝着不满？他是不是觉得我下手太狠？历经过谋职艰辛的他，是不是已如惊弓之鸟，对任何人出于任何原因的卷铺盖都不寒而栗和暗暗生怜？
    很好，很好，我得换个脑子，顺着这样的思路想下去。小周是我提名录用的，这事不假。小周曾对此感激涕零，这也不假。但小周凭什么对此感激而不怨恨？我当时对满街的人都看不上，独独相中一个身无所长的小毛孩，是真正出于一种同情吗？也许我只是看中了他的驯服好使，单纯可欺，更不担心他才华横溢从而盖过我自己？我对他常常一脸微笑，但微笑中是不是透出了一种居高临下的轻蔑和漠视？对这一点，他岂能看不出来？
    我一直急切希望他长进，这不是什么问题。问题在于我为什么希望他长进？为什么催他练好字、捡回英语以及尽早学会开汽车？恐怕是为了让他更好使唤罢了，今后承受更多的劳动负担吧？他肯定记得那次我怒发冲冠大喝一声“现在就去”，像要把他一口吞下去。当时旁人都被吓得变了脸色。不过是办错了一份批文，错了再办就是，值得那样凶神恶煞地给脸色吗？你就没办错过事吗？人最不能忍受的，不是敌人的凶狠，而是朋友的冷眼。这种冷眼会不会像一道闪电，让小周总算看清了一切？
    我对他的帮助也无不可疑。他家里生活困难，为何就不能同意报销他那些交通违章的罚款？我既然热心为他介绍对象，为何就不容许他上班时在电话里与女人多聊几句？他太有必要与牟总一家拉上关系，但我为何对他为牟家跑腿老是耿耿于怀心生妒意？当然，他知道姓牟的不是什么好鸟，公费吃喝公费游山玩水，为了与朋友在周末一起钓鱼，就可以花上一大笔公款在波音飞机上坐头等舱。不过，姓牟的至少坦荡，不玩清高，表里如一，想捞就捞，想腐败就腐败，倒也本色个性，比伪善还要可爱几分吧？伪善就是刻意做好人，成天练气功一般强打精神道貌岸然，心里却偷偷咽下吃亏感和委屈感，实在憋不住了就大喝一声“现在就去”，把一口恶气往同事和下属那里撒。
    这不是牟总常说的“小廉大贪”和“小忠大奸”么？
    小周当然知道我从不多吃多占，连在办公室拨了个私人长途电话也要事后交钱，这当然会激起同事们的啧啧赞誉——但我图的不就是这个？不就是一直在积累名声和收揽人心么？他并不反对这一点，甚至一直想两肋插刀助我步步高升，将来一路接掌党权政权军权。他只是讨厌我利己还要损人，损人过分以至到了不要朋友的程度。不是么，我标榜清廉便拖着大家一起喝白开水，炫耀能力就拖着大家一起来做牛做马累死累活，真是一将功名万骨枯哇！
    也不看看现在脱贫致富是什么形势——现在哪个国营公司还做这种蠢事？不是都在把公家的电扇、沙发以及货款都往家里搬么？不都在一沓沓的白纸条来报账然后个个吃得肥头大耳红光满面么？……他小周本来可以去那些单位的，要去了的话一定早就发了。他之所以没有去，完全是看在朋友一场的情分上，为我做出巨大的牺牲，包括给我跑腿办事以及擦一擦自行车。
    可悲的是，我制造了这样一个贫困区还自以为是，扮演着道德家的角色就不卸妆了。我自己找累找苦找麻烦，却向观众索要掌声，索要他们的言听计从与感恩戴德。我甚至粗暴干涉他们的私生活：“你再不要理那个女人。”
    “我知道，我一定下最大的决心。”他知道我对牟总有成见，不便与我争辩。
    “你以前也下过决心。”
    他无法不展开抗辩：“你想想，她是总经理的妹妹，我得罪得起吗？她的眼睛又确实让我喜欢，那么大，那么大。”
    我在露骨地挑拨朋友之间的纯洁友谊：“你死了心吧。你就是给她做一条狗，她也不会看你一眼。”
    他不得不正大光明地宣告：“我知道。我哪不知道呢？我对她其实没有任何非分之想。感情这个东西不能太庸俗是不是？我就是喜欢她，但绝无邪念。我帮她干活，是我的自愿。她利用我，但我无所谓。我不是为了回报才……”
    我再一次恼羞成怒：“你贱呵！”
    他被深深地伤害了，心头像被狠狠抽了一鞭子，但他是弱者，既不能得罪牟家也不敢得罪我。“是的，我知道，我是贱，是个没用的人。”
    我自觉有点失态，口气稍有缓和：“有时间的话，为什么不做点正经事？”
    问题是，什么是正经事？整理文件接待来访端茶送水记录电话这些正经事周中十做得还少吗？唱歌下棋喝喝酒找找女人这哪件事又算不正经？难道只有仕进为官才算正经？一切阴谋家都是这样可恶。他们常常表现出对手下人的关心，实际上只是把手下人当配角，以成全自己的一场场道德演出。不，那些手下人连配角也不是，只是一件件道具。当演员在聚光灯下文唱武打叱咤风云，博得了一阵阵喝彩，甚至摘走了金光闪闪的奖牌，道具就会被锁到仓库里去，在黑暗中无人理睬，慢慢蒙上灰尘。在以后的某个时刻，演员可能还会回头来看看道具，见面时拍拍肩膀，开一点不咸不淡的玩笑，甚至还可能问寒问暖并且给一点帮助。这样，在物质方面完全榨干对方以后再取得精神优越，演员们把好事都占全，包括享受着大贵人不忘旧相识的美名。但此时的双方都很明白，那不过是一位演员对一件破旧道具的友谊。道具最终会被抛进垃圾堆，彻底完蛋。
    这一切难道不是很清楚？
    那么，我该不该被周中十刻骨仇恨？为了他的后半辈子，为了其他弟兄们的后半辈子，他该不该替天行道地向我举起菜刀？
    我想得全身大冒冷汗，赶快拨通警察的电话，说我已经完全知道了周中十的犯罪动机。我只是说得有点乱，似乎一直没让对方听明白。
    九
    有人说看见过小周，在泰国曼谷的一条街上。据说小周走得一跛一跛的，很可能是被人打伤了腿，或者是胯下的梅毒发作，走起路来不大方便。
    也有人说小周曾出现在福建，完全改名换姓，手上戴着几个金戒指，在一个地下赌场当发牌员，看上去还混得不错。
    他会不会重新出现在海南岛，谁也说不定。这年头的海南岛就像百慕大，白炽化的热带阳光下一切都闪闪烁烁和飘飘忽忽，任何人落入这里都可以刹那间无影无踪，但说不定某个完全想不到的人刹那间又冒出来，让你觉得世界太小。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互不相识，如同象棋围棋军棋跳子棋等多个棋种混成一个棋局，大家别别扭扭将将就就地走起来再说，不知道将走出一个什么结局。照这样下去，哪一天周中十突然坐着大轿车，揣一本南美国家的护照，带着自称来自中央军委或者前苏联的什么客人，来谈谈有关原子弹的大生意，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我在杂志社工作了几年，梦中再也没有出现过杀人事件。究其原因，可能是同事们不再屈从我的约束，也不再用赞扬和敬佩来吓唬我。我在平庸中感受到一种安全。为了加强这种安全，我不仅上班带头迟到和早退，有时还诈称自己吸食过大麻，倒卖过黑枪，用啤酒瓶打过架，这样很多同事就笑得比较轻松，对我拍拍肩，挤眉弄眼——他们肯定觉得我一肚子坏水，是他们秘密的地下同志。只有老婆对我越来越不满意，下班回来看见家里碗没洗，地没扫，满屋子烟雾中，我还躺在被子里。她洗着洗着碗，终于脚一跺，哇的一声哭出来，扭头跑出门去……
    夜里，我去寻找她。我找到了潮水般涌来的摩托车流轰鸣震天，找到了餐馆前满地的剩菜烟头和脏兮兮的卫生纸，找到了一个死者被匆匆抬出医院而旁人眼中几乎没有掠过悲哀，找到了夜深人静时水井中木桶空空撞击石壁的声音，还找到了菜市场鸽笼边当场烫鸽的汤水浮起一圈羽毛。我没有找到老婆，却与一位汉子撞了个满怀。对方从地上拾起帽子，冲着我会心一笑，轻轻地说：
    “兄弟，你走错了。”
    你走错了。这是他的提醒还是他受人之托来传达的一句忠告？他脸上的笑纹怎么那样奇怪？他不是一个什么知情人吧？
    有一个女孩来找过我，自称是周中十的同学。其实我见过她，知道她与小周交往过一段，两人曾在饭店和舞厅进进出出。她眼下浓妆艳抹，脂粉盖住脸上的阴麻子，眼圈黑黑的，戴着大耳环，有些瘦削的肩膀在寒风中裸露，束胸的轻纱退到某个精确的分寸，使小小乳房呼之欲出。她抽着烟，交给我四百五十一元钱。
    “周中十要我把钱交给你，说他欠你这个数，是挂历货款。”
    “你什么时候见到他？”我大吃一惊。
    “这个你不要问。”她又从提包里取出一个棋袋，就是周中十常用的那副花梨木象棋。“还有这个也托我交给你，说是留一个纪念。”
    “他现在哪里？”我的脸色一定变白了。
    “要警察去抓他吗？”女子冷笑一声，“抓不到了。他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再也不会有烦恼的地方。”
    “你什么意思？你是说……”
    她吐出一个烟圈，没有说话。
    “这不可能！”
    “你觉得不可能，就不可能吧。”她的态度仍然冷淡，爱理不搭的。
    “请你告诉我：他没留下什么话？”
    “没什么……哦，好像有这么回事。他要我告诉你，他对你表示抱歉，说他曾经伤害过你……”
    “你往下说，他怎么伤害我了？”
    “记不清了。好像是说他气不打一处来的时候，做过什么蠢事，只是没有得手。他对此一直感到很后悔，但没勇气向你说出来。”
    我几乎要喊出来：“不，他说错了。那只是一个梦，一个梦！他怎么能把梦里的事情当真？”
    “梦？”女子疑惑地看了我一眼，“你说什么呢？”
    “他肯定是记乱了，记糊涂了，把我说的都当成了事实……”我不知如何才能把这事说清楚，不知如何才能用事实证明周中十与那个梦境无关，但女子显然已经不耐烦我的啰嗦，一扬手，东张西望，叫服务员结账。“我还有一个约会。对不起，以后再来听你讲故事吧。”她付清了两个人的咖啡钱，旋起一道香风，匆匆离去。
    我面前只剩下周中十的那一袋象棋，还有一笔钱——我怎么敢用这笔钱？这一笔我几乎已经忘记了的钱？
    我鼻子有点发酸，使劲地抽了自己一个耳光，掐了掐自己的手腕，再一次确认自己不是在梦中。
    这一年年终，我原来供职的那家公司举行创业五周年庆典。作为公司老员工，我受邀去参加了一个晚会。牟总宣布公司再次获得巨额贷款的好消息，然后轮番接受一批批员工的敬酒。牟女士在席间飞光流彩，献上了几段京剧，唱得确实悦耳动听出人意外。员工们高兴得纷纷热烈鼓掌。她说忘了词，立刻有人争先恐后去帮她拿歌本。她笑得捧腹弯腰，摄影师就叭叭叭地争着给她拍照，拍下那妩媚多姿的瞬间。
    让我们荡起双桨，
    小船儿推开波浪。
    ……
    周中十以前经常演唱的这首歌，现在没有人唱了。听席间的老同事说，公安局不久前确实送来了死亡通知书，称他的尸体已经找到，是从河底浮上来的，身上还残留着曾经系过大石块的断绳。还是这位老同事告诉我，死者曾经在公司里收养过一只野猫，每天为小猫收集残鱼剩虾。说也奇怪，自从传来死者的消息以后，小黄猫就开始拒食，哪怕面对着上好的海鱼也掉头而去，只是四下里哀哀地号叫，全身的长毛脏得结成条结成块，被苍蝇追绕着，眼里盛满着恐惧。它最后死在垃圾堆里，死在一只球鞋上——有人认出了那球鞋，足有四十三码大，曾出现在本公司一位青年的脚上。
    199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