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梦美丽乡村
    ——答《湖南日报》总编蒋祖烜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15年《湖南日报》。
    蒋祖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农村建设要“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近来美丽乡村建设越来越受关注。您曾两度“上山下乡”，在八景乡下也待了有十五个半年，对于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您既是一个参与者，也是一个建设者，还有很多理性思考。从您的角度看建设美丽乡村要有哪些必要条件？
    韩少功：虽然我有“上山下乡”的经历，但其实我对农村的认识还很表浅，因为我还拿工资，不能算一个真正的农民，充其量是乡村的半个参与者。以我的观察和体会，农村当然有“美丽”起来的优势条件，比如阳光、水、空气、植被生态都是相对优质的，比城市要强许多。但经济发展构成了很多地方的一个难点。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借用这句话，我们可以说“仓廪实而知美丽”。不首先解决温饱问题，不消除贫困，哪还顾得上“美丽”？这是一个基本条件。
    第二是文明教育。同样的人，有的环境意识强，有的就不够；有的人活得富有情趣，有的人就得过且过。最近我发现几位邻居家里开始栽花，庭院里五彩缤纷，再了解一下，发现这几家主人的受教育程度都较高。我以前说过，没文化就是“将就”，有文化就是“讲究”。一个人不满足于吃饱喝足，讲究生活的环境、过程、品质、境界了，那就是文化含量提升了。这些都有赖于精神文明教育的日积月累和潜移默化。
    第三是人才队伍。总的来说，农业在眼下还不是一个高附加值的产业，虽然在很多地方已有了突破，出现了不少亮点，但较为普遍的低附加值状态，不可能吸引大多数乡村精英，向城市流失的人才也难以回流。人是主体。事总是靠人办的。如果中青年人才都走了，甚至出现了“空心村”，“美丽乡村”靠谁来建设？“美丽”了又有何意义？只是给老头老太们增加小福利吗？这就牵涉到更大的问题，即“三农”的战略定位和相关人力资源的培育和配置。
    最后一点，就是国家的支持，包括国家对城乡一体化的顶层制度设计和建设总图规划。比如说垃圾。国家对城市垃圾是一直纳入管理的，但对农村没有，全靠自我消化。以前农村垃圾少，还好办，大多可降解成有机肥。但现在垃圾突然增多，特别是包装垃圾很难处理。近几年各地普遍建立垃圾桶、垃圾池、垃圾站，可以说治标有了效果，但离治本还很远。最后是填埋还是焚烧？由谁来负责收集和处理？……都不是很清楚，或者说有管理的空白。台湾的垃圾分类处理做得好，但我们这里连城市也大多没做好，比如在街头和公园分类了，到终端又掺和在一起，变成了半截子的“烂尾工程”。这需要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光靠农民和地方政府是不行的，一定要有国家的投入和统筹安排。
    蒋祖烜：您所说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的确很重要。目前，美丽乡村建设就已进入了“国家视野”。五月二十七日，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委最近专门颁布了一个“美丽乡村建设”标准，明确了二十一项量化指标，便原来比较模糊的一些概念有了硬指标。但是又有一种说法，建设美丽乡村如果统一标准，可能就失去了味道，政府还是要低干预为好。那么美丽乡村建设要不要统一标准，是自然自发的好，还是整齐划一的好？
    韩少功：可能话分两头说比较好。乡村的基础设施，比如道路硬化，还有通电、通水、通讯等，这都需要统一的标准，需要硬指标。在这些之外，比如房子怎么建，桥修成什么样，种什么树，栽什么花……这些问题切忌“一刀切”。一定要尊重当地老百姓的意愿，尊重他们的文化传统，他们的产业特点，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实现“百花齐放”。这样，哪些地方政府要管，哪些地方政府要放，这个分寸感和平衡点要掌握好。
    蒋祖烜：按照您的意思，就是说美丽乡村建设，在看得见的“感观”部分，农村要搞得像农村，要像一个个有特色的、不可复制的农村，但是在看不见的、在用的“功能”部分，农村要向城市靠拢，要参照城市的标准执行，美丽乡村建设应该是有这么两个取向的。但现在一些地方就没注意这个区分，把农村全都修得像县城一样，这也是让人特别担心的地方。
    韩少功：你说的这个现象我也注意到了，就是许多地方所谓的集中连片安置，把房子盖得像“火车皮”一样，这些房子很可能是将来的“建筑垃圾”。刚开始，农民可能还比较高兴，搬新房呵，热闹呵，有路灯和街道呵，差不多是城里人的感觉。但三五年后问题可能就接踵而来：第一，他们要生儿女育女，房子到时会不够住，他们如何扩建？第二，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一旦发生变化，到时候要养牛、养猪、养鸡鸭，要收藏大型农具和大宗物料，但周围没有回旋的空间，怎么办？如此等等，这样的现象在一些移民点已经出现了，值得吸取教训。
    蒋祖烜：这就是要有标准，又不要标准，要一部分像城市，一部分更要像农村。如果农村所有的标准都“大一统”，如果依这样的标准模式去复制“美丽乡村”，那么看到一个农村就像看到了全中国的所有农村，这会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
    韩少功：你说得对，这其实也牵涉到尊重文化记忆的问题，文化的记忆一定要保持它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蒋祖烜：您到过国外许多地方，曾经在法国农村生活过一段时间。到过国外的许多人常常会更羡慕他们的农村，而不是城市。作为一个见过很多农村的考察者，同时作为一个在乡村生活了多年的近距离观察者，您认为中国农村的理想图景应该是什么样的？如果您是一个规划家，要在现实的基础上加上一点想象的话，您如何来规划设计美丽乡村？
    韩少功：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没多少发言权，但我觉得有两条原则恐怕要把握好。第一，功能第一，实用优先，建筑的样式固然有审美的要求，但第一位的还是要适应当代社会生活的特点。像“张谷英村”，这样一个古村落它的功能特点是大家族维系和联防自卫，在过去匪患猖獗的时代，这个功能很重要。但现在土匪没有了，人员流动性大了，大家族维系已不再，就没必要建成像“张谷英”那样了。采光、通风、借景、除臭、排污等功能要求，也必然带来建筑样式的变革。第二，尊重文化的记忆和创造。我曾举过一个例子，你的母亲可能不会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但是为什么把你母亲整容成巩俐或范冰冰，很多人会接受不了？这就是一种文化记忆。人是文化动物，无论是陕北的窑洞、湘西的吊脚楼，广东的骑楼，还是北京的四合院，都保存有不一样的文化记忆，寄托了人们的情感。人们因取材的方便、地理和气候的制约，经济业态和生活习惯的需要、文化记忆和想象的差异，肯定会对家园建设形成多样性要求，于是不拘一格，各显身手，八仙过海。这都需要我们保持足够的尊重，留下足够的空间。
    蒋祖烜：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乡村建设、在家园建设中，究竟谁是主力？目前在家园建设中应该说有这么三支力量，首先提的最多是政府的力量，因各地的财政水平、治理能力不一样，这支力量很悬殊；第二是农民群众自己，但目前农村中青年人员大量外出，“空巢”现象严重，这支力量明显不足；第三支比较活跃的新的力量就是一些乡村实验设计师、规划师。我最近碰到一个叫孙君的人，他是美术家出身，他发起创办了“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致力于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综合性、系统性解决方案，先后在湖北的郝堂村、湖南会同的高椅村开展工作。但是这类群体却又很少，暂时形不成气候，那么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究竟要由谁来充当主力军？
    韩少功：你说的第三类人我在台湾也碰到过。一些艺术家参与进来，建成一些既好看又好用的乡村景观，带动旅游经济，让老百姓得实惠。但问题是这样的普遍性有多大？毕竟这样的义工群体和公益机构不多，而且一个村这样做赚钱了，跟进的十个村、百个村呢，则不一定，其同质化项目的利润可能迅速摊薄，甚至出现亏损。
    真正做到一村一策，一村一业，一村一态，很多艺术家、科技专家是可以在其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不过，主力军毕竟是当地老百姓，特别是新一代乡村精英。怎样使乡村的中青年——至少是其中相当一部分，对自己的家园感兴趣，让他们心系乡村，是一个关键性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据说目前法国农业人口只占到百分之三，美国只占到百分之五，在我们国家的比例则是大约百分之五十。我们能像法国、美国一样将“三农”人口减到这么低的比例吗？对这一点我很怀疑。因为某些历史的原因，使这些发达国家本身就是“世界的都市”，把全球的发展中国家当作了自己辽阔的“农村”，所以才有他们的都市化。但这样的道路不可复制。中国失去了成为“世界都市”的历史机会和条件。那么，既然我们不可能搞欧美式的都市化，农民群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将占很大的比例，那么我们必须坚持城乡并重，包括让农业的附加值提高，让农民能够自我“造血”，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有恒产者才有恒心”，只要有了恒产，农村精英才会把这里当作家园，才会有建设“美丽乡村”的心理动力。
    蒋祖烜：农业附加值的提高除了价值提升，还需要价值发现，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也没有现成答案，这会是唯一的根本出路吗？
    韩少功：至少是基本保障。近些年，很多地方的农民增收大体上靠两条，一是国家“输血”，政府补贴的项目越来越多；二是打工价格的一路升高。但目前这两个增收因素都在减弱，比如政府补贴毕竟有限，务工价格上涨也有“天花板”。我们这里附近一个砖厂老板，最近就买了四个机器人，既减少了雇工成本，也提高了生产效率。这就对务工价格形成了压力。从长远来说，乡村发展还是要靠科学技术。比如基因技术、互联网+等等，重新让农业成为一个朝阳产业或准朝阳产业，并非不可能。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就出现了这种迹象，一些年轻人回流乡村，比他们在城市里做得更成功，被媒体称为“新乡村运动”。可以想象，如果这样的青年多了，乡村就人气旺了，内功练好了，生产要素活跃了，乡村的冷落、破败以及凋敝才能从根本上予以避免。
    蒋祖烜：人们都在期望乡村变得美好，但乡村变美变好却是个庞大工程。近年来，国家的建设开始向乡村发力，要再一次推动农村生产力大释放，这是农村发展的机遇。但不生产何以发展，不安居何以乐业，不乐业何以美丽，美丽乡村建设其实是一个由表及里的，既要有面子也要有里子的复杂工程，不然美丽乡村建设就会成为一个幻影。
    韩少功：你说得很对。表面上看，“美丽乡村”建设好像只是一个村容村貌的净化、绿化、美化的问题，但它其实牵涉到深层的方方面面。有时候，条件的“一二三四”都有了，就缺一个“五”，事情就可能功亏一篑。我在海南有些地方见沼气池打得很好，但就是没有气，原来要保证产气量，就得喂几头猪，还要定期出粪渣。但有些农户没有圈养生猪的习惯，还懒惰，还“空巢”，政府资助的沼气池就成了漂漂亮亮的“形象工程”，投入打了水漂。可见，美丽乡村建设要根据每个地方的特点，包括它的环境特点、产业特点、民风和人性的特点，来做通盘考虑，做到一村一策，一乡一策，因地制宜，借势用力，切忌机械照搬和盲目跟风。政府拿钱做几个样板其实很容易，但要形成内生的、造血型的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经验就比较难。
    蒋祖烜：其实这些现象已经出现了，比如我们之前采访过的一个农村，村庄修得很现代、很气派，当地也很得意，农民也确实受益。但私下一打听，投入花费竟达上亿元，这就让人感觉变了味。
    韩少功：要我说，这种现象就是“土豪文化”的灾难，一些地方干部因文化见识受限，喜欢大拆大建，靠摸脑子拍板，稍有不慎就会扰民、祸民、“坑爹”。有个贫困县，拿出财政支出的一半建了好些假牌坊，字都写错了，“美丽”在哪里？农民能不怨声载道？在乡村建设中，政府要有担当但又不能太任性，要特别防止短期行为、急功近利的心态，要有“成功不必在我”的政绩观，真心实意为农民办好事。
    蒋祖烜：在我看来，美丽应该有这么三个层面，除了看起来要很美，用起来很美，还有就是心灵也应该很美，要有文化的美才是真美。一个人每到一个地方除了看到美丽村庄，还要能感受到不一样的乡情乡俗和乡风民风，比如有的地方古道热肠、有的地方急功好义等等。但现在让人特别担忧的是，随着“大一统”的建立，随着湖湘文化的流失，一些好的传统渐渐丢失了，一些不好的东西渗透进来了，人们的乡愁无处寄托，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韩少功：这是个天大的问题，乡村之魂的问题，放大了说就是中国之魂的问题。打开国门之后，外来文化的冲击是一种机遇，也确实会带来一时的无序、混乱、同化、蜕变，成功的消化需要一个过程。比如，以前我们这里唱山歌的人很多，但现在山歌几乎失传，年轻人都唱刘德华或周杰伦。这让人很无奈。乡村里有些人以前的孝道靠雷公来维系，比如一听到打雷，就会大声问，“娘老子，我给你称肉吃好不好，我给你做棉衣好不好”——其实这是说给雷公听的，因为他怕遭雷劈。但现在有避雷针了，人们也相信数理化了，那么新的道德敬畏感又从哪里来？新的道德标尺该如何建立？我们既不可能重新关上国门，也不可能重新回到迷信，那么就进入了一个艰难的转型时期。眼下乡村里活跃着一些宗教，其实就是来填补空白。它正负两方面的作用暂且不论，但在我们这个宗教传统薄弱的国家，光靠这个力量肯定不行。
    蒋祖烜：这跟过去确实不太一样，过去农村靠宗法制度，靠族规村约的约束，靠乡间贤达、德望高的人的教化影响，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这些传统的东西几乎都已解体，这个时候乡村道德人心要靠什么来支撑？
    韩少功：在一个市场化时代重建世道人心，是“中国道路”的一大战略性难题。市场鼓励逐利，这没有错；但要实现整个社会的义利并举，那就不能止于市场，还要辅以平衡这种市场化的制度体系和制度力量。让有义者荣，让无义者辱；让有道者路宽，让失道者路窄——这就需要大胆的制度创新，从模仿资本主义走向超越资本主义，走出一条社会主义的制度化新路。这远远超出了学校、媒体、宣传部的工作范围。当然，在这一个综合性工程里，除了硬约束，还有软实力；除了制度，还要教化。比如从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开始，从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家庭开始，相当于我们过去说的“天地君亲师”，官员要像官员，师长要像师长，父母要像父母，成为组合性的道德表率。孟子说过：小吏可谋食，大官一定要谋道。柏拉图也说过：老百姓可以发财，但治国的哲学家一定不能有私产，还应天天在公共食堂吃饭。他们的意思就是上下有别，对下可以宽，对上一定要严。我理解中新的“乡间贤达”就是这样一些人，一些有影响力的乡村精英，包括党政干部、教师、医生、企业家等等，承担起一种道德身教的责任。
    道德是文化的核心。精英队伍的道德身教是核心的核心。核心价值观有效释放能量了，民风正、民气旺，许多问题会迎刃而解。这当然不是一朝一夕的问题。怎样适应现代的市场经济，同时又能重建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并能超越市场经济的一个可靠而坚实的道德体系，还需要城乡各界长期的实践探索。在这个意义上，“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城市居民其实也是一个责任的密切关联方。
    201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