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花时节读旧笺 注释标题 最初分别发表于2015年《上海文学》杂志和《香港文学》杂志。
    自有了信息电子化，电话、电邮等正日益取代信函，投书远方已成稀罕之事。不久前清理自家旧物，无意间从一抽屉里翻出旧笺若干，如掘出一堆出土文物，让我惊喜，也不免惊惶：这也许就是此生我收到的最后几许墨迹？
    来信者多为同行故人。他们的墨迹有几分模糊，但字如其人，或朴或巧，或放或敛，仍能唤醒一幕幕往事，历历在目。感谢纸墨这些传统工具，虽无传输的效率优势，却能留下人们性格的千姿百态，亦无消磁、病毒、黑客、误操作之虞，为我长久保存了往事的生动印痕。也感谢一个时代的风云聚散，让我得以与这些来信者有缘相识，无论是擦肩而过，是同路一时，还是历久相随，他们终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是读书读人读世界的一部分，已悄悄潜入一个人的骨血。
    于是一封封重新展开。
    一
    西西，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来信称：
    我刚从北京回来，看见莫言、李陀、史铁生、郑万隆和张承志，好极了。他们老说就欠少功一人。我临走时遇上北京大雪，美极了，可仍然比不上你们这些美丽的人。我想，做一个写好小说的人不太难，但难在做一个能写好小说的好人。
    如果我到湖南，我当然不想成为“抓稿人”，只想跟你和有趣的朋友（是何立伟、彭见明他们吧）开心地聊聊，一如在北京那样。不过，目前我又非做抓稿人不可，真可怜。事情是这样，洪范书店再编三四册，我就想到你的《女女女》。如果你不反对，请循例签写同意书寄回就行。据说你有一篇新作《棋霸》，不知刊在哪里。
    西西是香港作家，身居灯红酒绿之地，仍有几分艺术的高冷和狂野，《胡子有脸》《母鱼》《我城》等作品变化多端，现代主义前卫风格天马行空，相对于满城花哨的地摊书，堪称香港一大异数。内地开放之初，她是两岸三地的文学交通中枢之一，将一大批内地作品引入繁体字，其规模和反响达一时之盛。但作品之外的她毫无先锋造型，既不会目光直勾勾，也不会烟酒无度、满口粗话、深夜海边暴走，倒是质朴如一村妇。第一次在酒店相见，她衣着低调，张罗茶点，引见和关照几个随行青年，在茶座的一端几乎没说什么话，似乎更愿意让她的学生们多说——文学班主任的服务十分体贴。
    市场化经济大潮扑来，新时期文学迅速转入疲态和茫然，包括西西在内的很多人后来大多音讯寥落，相忘于江湖。二〇〇八年春，我在香港浸会大学待了两个多月，好几次打听她，不料教授也好，作家也好，青年读者也好，都说不出一二，甚至对这名字也不无陌生之感。我大吃一惊：这还是香港呵？
    还好，总算有一位颇费周折找来了她的电话号码。我通话结果，是发现她竟然近在咫尺，与我同住在土瓜湾的一角。这个土瓜湾，靠近九龙城寨，即当年清政府嵌入殖民地的一处留守官署，亦即后来匪盗横行的一块法外真空，直到再后来才经陆港双方签约，将其改造成一个公园。我租房在此，常沿着港湾散步，看各类争奇斗异的市井食肆，看水面倒影中的灯火万家。我何曾想到，我可能早与她在此路遇多次，只是已互不相识。
    她由家人陪伴，偶尔还靠家人搀扶，前来与我见面，看来身体已不是太好——这也可能是她多年来息交绝游的原因之一。
    我终于见到她，重新握住了她瘦弱而清凉的手。
    二
    张贤亮，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来信称：
    那天在侣松园门口，忙乱中还没来得及告别，待我拿到房号钥匙奔到门口，那辆破车已不见踪影。我想你还会跟我联系的，特地告诉了门房，但也没能再听到你的下落。
    我试着写这封信，也不知你能否收到。
    在北京待了两天，果然听到启立同志在人民日报的一次会上，根据那位巴黎中新社记者唐某打的“内参”，批评了我们的代表团。使我痛心的不是打小报告，而是领导人惯于听一面之词。干脆走他娘的，躲进小楼写小说。你年纪轻，望好自为之。我是觉得已经束手无策了。
    可能的话，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寄本来让我拜读。
    在很多人眼里，张贤亮是一位风度过人的文学男神，曾以《绿化树》《土牢情话》等小说折服包括我在内的大批读者。他后来转型为商界大亨，据说有钱便任性，曾以超长豪车接送朋友，路旁还有两列黑衣保镖一路随车小跑，其排场俨如帝王。他的放浪也大尺度，发出邀请时总是宣告：“带情人来的我就报销头等舱机票，带老婆来的统统自费！”这一类话是玩笑，但也难免给他带来争议。
    一位熟读和盛赞《资本论》的热血之士，一眨眼成了金光闪闪的资本家，这是当代中国故事中并非少见的个人命运轨迹。从信中看，他也有温存的另一面，竟为一次忙乱中寻常的不辞而去，驰函以图追补，周到得让我惭愧——他当时尚不知我的确切地址。至于信中提到的“内参”，是一九八八年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法所引起的。那个代表团超大。其中有几位在巴黎痛责中国的体制和文化，得到大批听众激情的鼓掌，却与部分华裔人士暴发争议——包括他提到的“中新社记者唐某”。这场争执以“内参”或其他方式传导国内，后来也成为文化界思想纠扯的案底之一。
    其实，据我当时了解的情况，争议双方首先有背景的错位，有语境的分裂，说的好像是一回事，但联想空间、意涵所指、听众预设等远不是一回事。刚出国门的中国人，满脑子还是官本位、大锅饭、铁饭碗、冤假错案，不发发牢骚，不冒点火气，好像也不可能。不过长期生活在外的不少华裔对这一切感觉较为模糊，恰恰相反，他们的切肤之痛是不时蒙受某些西方人的白眼，一身黄肤黑发没法改，最急的是没有自尊本钱，最愁的是没有自强后盾。好容易有了“两弹一星”什么的可供吹嘘；再说说《论语》《道德经》，或扎个狮子舞个龙，图的是在“多元化”中也挤进一席。他们如今听中国作家反这反那，连传统文化也要一股脑统统黑掉，那还不跟你急眼？
    真正听懂对方的意思，其实是不容易的。
    三
    刘宾雁，一九八八年三月一日来信称：
    江苏的徐乃建寄来一本她译的，昆德拉的《为了告别的聚会》。几个外国人向我推荐过他的thejoke（《玩笑》——引者注），那是八六年，读了，并不觉得像他们说的那么好。
    三月十六日，我要赴美，先在ucla讲学二月，九月起去哈佛参加尼克森基金会的记者活动，到明年五月。
    对于讲学，我还全无准备，想得到你的帮助：一、想听听你对近几年中国文学创作的看法，哪怕简单几十个字。王蒙化名“阳雨”在《文艺报》发的文字：关于轰动效应之后（一月三十日）你看了吗？就此写几句看法给我也可。进一步的问题，告诉我你最喜欢或认为较好的青年作家是谁，哪个中短篇小说较好。二、你自己的短篇里，你最满意的是哪个？三、你近几年谈文学或谈自己创作的文章，告诉我发表的刊物（记得前不久读过《上海文学》上的一篇）。若能在三月十五日前寄我最好。
    刘宾雁比我年长一大截，对文青们有忠厚大叔范儿，又有包青天打抱天下之不平的沸腾声誉。我读过他的不少报告文学，发现他不论写到哪个地方，总是要写出改革和保守的两条路线、两个阵营、两个司令部……正邪相搏，圣魔对拼，煞是惊心动魄的精彩。但这种二元图景的弱点，是不容易与我的生活经验对接，似乎滤掉了太多复杂性，尖锐、痛快、正义凛然，却有失真度的偏高。碍于一份对长者的尊敬，我一直犹犹豫豫，未能向他表达过自己的意见。每次见到他疲惫不堪，一脸忧思沉重，据说被家门外排成了长队的上访者轮番搅扰，被全国各地的冤情和苦水没日没夜地消耗，也有几分于心不忍。
    一位作家偷偷说过，大叔对文学界太失望，说除了少数几个，其余的都在走歪门邪道。这也许他是恨铁不成钢，痛惜同志们写得不像炸弹和旗帜，“寻根”呵“先锋”呵什么的，远不解现实政治之渴。无疑，从《西望茅草地》到《爸爸爸》，我的笔下多了些古怪，在他眼里也肯定是一条堕落的下行线。
    但他还是来信征询意见，不耻下问，尊重他者，一份温厚令我感动。我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回复的，也不知他收到回复后是否对我更加疑惑了。一晃几十年过去，我一直没机会与他扯散了掰细了深谈，直到他多年后客死他乡。
    想想这事，让人揪心。
    四
    聂鑫森，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来信称：
    自你们走后，我们每每谈及，常惆恻然，遥想你们顶严寒而去，人地生疏，为之悬悬，念念不已。那晚风雪飘飘，独坐室内，遥想友人离散，颇多感慨，便写一首五言诗：
    少壮光阴迫，慨然走边陲。
    楚地多俊杰，星石强争辉。
    把酒论时势，举翼尽南飞。
    冲开凛寒阵，何日再重归？
    建构新文化，从此不低回。
    椰林缘案牍，荔枝红书扉。
    烈日灸眉宇，惊涛洗鬓灰。
    嗟哉零落雁，敛羽难与随。
    京华久滞留，世事每相违。
    推窗风打雪，遥祝酒一杯。
    聂鑫森一张长黑脸，最重朋友情义，以至湖南文学界流传一句话：谁要说聂哥坏话，那这家伙一定是坏人，轰出门去就是。
    我与他分居两个城市，几乎每次相聚都是朋友们长谈竟夜。有一次我找不到清代张潮的《幽梦三影》，他听说后竟毛笔正楷抄来全本，厚厚一大沓，让我大吃一惊。“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侠客，因月想好友，因山水想得意诗文。”我差一点觉得这些句子的抄录者就是原作者本人。
    我手上最多他的来信。这里挑出的一封，是写在我和一些朋友“南飞”之后。当时海南建省办特区，欢迎各地梦想者参与，力图在一个雨林浩瀚天高地远的边陲海岛，一张白纸随便画，迅速升起一片现代化奇观。他因就读“京华”且家事缠身，“敛羽难与随”，无法与我们疯疯地南窜。听说我们选在大年初一举家登车，顶风冒雪，绝尘而去，他一腔愁绪自是难免。
    幸好他没来上车，否则也就没这些诗了。
    五
    李亚伟，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一日来信称：
    信收到。我刚哼哼呜呜准备出发呢，夏天的山山水水让人站立不稳。
    这里还未开除我，高考还叫我监了考，之前上了几节音乐课，我使劲摇荡着身子教学生们唱流行歌曲来着。但显然我头顶的天空不够用，这些日子我不停地写着海，我的句子成群结队要往岛上爬。
    我强烈要求招聘！
    但如果你那儿不太顺利，我就使劲等些日子。我走来走去地等，抽烟，吹口哨。我不在乎招聘或是调动，只要能来，我极不喜欢这儿的环境。几年了，这儿的很多东西都在围歼我，想干掉我。我曾几次离职，都因没找到工作，饿，最后高举双手回单位投了降。
    海南建省初期的条件十分艰苦。我租住的平房外，野火鸡不时出没，野香蕉随手可摘，完全是一片荒野景象。因停电和煤气断供，三家人只能合伙用树枝或煤油做饭。有一天，我姐想好好犒劳一下家人，好容易做出一个大菜：葱爆猪肚。没料到突然冒出几位不速之客，见一盘大菜上桌，手也不洗，也不要筷子，甚至未经主人同意，便乐滋滋争相下手，三下五除二吃了个盆底朝天，吓得几个孩子躲得远远的。
    我姐气不打一处来，偷偷问：“哪来的这些王八蛋？”后来才知道来者都是诗人——呵，诗人。她好一阵恍惚，把来客留下的两册油印诗读到半夜，才渐渐消了气，第二天早上说：“确实写得好。”
    算是认可了一桌饭菜的被迫捐赠。
    这一诗界闹事团伙中就有来信的李亚伟，一个四川小伙。他曾以“莽汉主义诗派”闻名，其语言的粗野、狂放、草根性、嬉皮风，可视为后来小说贫嘴化和网络恶搞化之先声。“夏天的山山水水让人站立不稳”，“我头顶的天空不够用”，“我的句子成群结队要往岛上爬”……这一类野生词语在他笔下信手拈来，蛮横无理，爆破力强大，足以搅得文学礼崩乐坏。
    我最终没有能力招聘他入职。这一群爷在海南打过架，名声远播后，其他机构想必也只能敬而远之。
    他后来招聘了自己，据说不久便成了一大富商。
    六
    陈映真，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二日来信称：
    海南是一个处女地，在“现代化”的政策下，她即将付出惨烈的人的代价、大自然的代价和文化的代价。依台湾的经验，少数民族的沦落和社会的解体，女性的娼妓化，男性沦入底层劳动者。民族文化的解体，民族主体性的解体……如果中国共产党和大陆知识分子容忍甚至鼓励这种发展，对我是痛彻心扉的失望与绝望。
    请steven带去《人间》杂志十册，表示我的友情与敬意。《人间》是站在“弱者”——民众的立场去看人、生命、生活、自然和社会，特别要追究“发展”“现代化”所付出的不必付出的代价。大陆知识分子对西方讴歌太浅薄，太轻佻，对西方资本主义太无知，对中国开放改革的世界背景，即体系化的世界资本主义所加以的限制太无知，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评价太低，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太轻率。我们理解这是“文革”的反动，但反动与感情用事不是对待真理的态度。
    他一九九四年八月四日又有一信称：
    接获来信及影印页，何其高兴。那封信能刊在书上，说明大陆上言论也自由。这样说，也觉得有一股辛酸的讽刺味。在共产党支配的社会，左派意见反而难出头，不一定官方要压，反倒是一般知识分子会嘲笑——都什么时候了，还要这样提问题？此所以那封信多年后刊出，竟使我惶惑惊讶不已！
    少功兄，这个时代还需要作家写出时代巨大变化下的人和生活，接续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民众文学与民族文学的大传统，兄其勉哉！
    对于“现代化”名义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化，陈映真也许是两岸知识界中最早的质疑者和批评者，相对于九十年代中后期内地迟到的相关讨论，差不多早了十多年。这当然得益于市场和资本在台湾先行一步，也离不开一个左翼作家的思想定力，还有某种基督教背景下的济世情怀（台湾学者赵刚语）。他提到的“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文学大传统，放到百年乃至千年历史大框架里看，还真是一件事：“空前”已无疑，是否还要“绝后”？
    可惜他的《人间》杂志未能坚持多久，其他努力也屡遭挫折，号召力在台湾日渐微弱，似乎被他所殷殷关切的“弱者”和“民众”所无情叛离。取而代之的，却是后来奶油散文、八卦故事、狗血写作的呼风唤雨横行天下。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当然是一种讽刺，也是一种尖锐逼问：说好的民众呢，在哪里？
    换句话说，民众是什么？民众如何区别于民粹杂群？民众需要关切，是否也需要再造？如果这后一个问题没法借助更多手段来加以解决，那么前一个热血版的精英问题是否还有意义？
    这些事一想就要头大。
    感谢陈映真，能让我们的脑神经无法懈怠。
    七
    邓友梅，一九九〇年十月八日来信称：
    前一段在深圳，听说你参加《花城》的笔会，我尽力打听你的地址，可是怎么也打听不到。似乎在保密，一会说在宝山，一会说在小梅沙，到底也没找到，只好作罢。
    法国的事我知道。办手续最好是由海南直接办，不要通过作协，通过作协要麻烦得多。巴黎你大概去过了，很值得再去，唯一要稍加注意的是，那些民运精英大部分都在花都。有些是老朋友，见面时稍有点分寸，别给任何人抓到可做文章的材料。
    除此之外无可忧虑者。
    海南情况似乎颇好。我是指你们几个人，《天涯》（指两期彩版大众试验刊——引者注）办得很有生气。见台湾报载《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已列入今年畅销榜，我弟文运亨通，可喜可贺。
    邓友梅也是一位文学前辈，当年以《那五》《烟壶》等京味小说享誉文坛。后来有作家曾指其涉“左”，大概与他官居中国作协领导职务有关。不过，从信中看，他主管外联部，与我素无私交，对一个小字辈的个人出访还是很上心。不管是私下指导，小心叮嘱，还是顺便鼓掌拍肩送温暖，都透出了长者的善意。
    我后来很少见到他，但时常念及那一个政治气氛相当紧张和敏感的时刻，一封信所送达的难得温暖。
    八
    孔捷生，一九九〇年二月十七日来信称：
    我没了你的消息，正如你没了我的消息。我是你的朋友kong，现英文名叫jason。以你的英文功底已应联想起我是谁。不错，我就是孔某。去岁情况你当以略知。我现居三藩市，并任“中国现代文学”《广场》总编辑。社长是陈若曦。此信除了向你报平安外，就是约稿。刊物背景是一个民间文教基金会，无特殊色彩更无与外间什么组织有瓜葛。我本人亦无参加什么团体。
    陈本人七月返大陆组稿，亦可见本刊之包容性及纯文艺色彩。
    与孔捷生曾有一段热络交往，比如，一同去北师大参加什么联席会。与会者有北京几个大学的文学社团代表，也有身着工装的工厂诗人，或蓬头垢面的流浪文青。我们是由一位陌生女士引入的，先有电话约定，然后在某公交站会合，双方各拿一张报纸以为暗号确认，颇有老电影里地下党的神秘气氛。后来，我们又一同参加过《今天》杂志的例会。北岛主持会议。陈迈平参与张罗。有人朗诵诗，有人捧读小说，都是各自的新作，然后席地而坐或靠门斜立的文青们投入热烈讨论，有一种群策群力联合攻关的文学大生产劲头。作为北岛带来的客人，孔捷生不把自己当外人，以粤式普通话喷了一通写作经验，要求把某篇小说至少砍掉一半，搞得作者脸上有点挂不住。
    相对于二三十年后作家们见面只是谈股票谈古董谈足球谈豪车谈版税就是偏偏不谈文学，当年的联合攻关大生产不无喜感，却也让人怀念。
    那一年政治风波后，他也是我的失联者之一。好容易联系上了，没轮得上我投稿，那份“纯文艺”新杂志便已匆匆倒闭。
    据说他后来成了旧体诗词达人，又曾以化名在网上发表过不少时论，但这些飘忽传闻都莫辨真伪。
    九
    蒋子龙，一九九二年五月四日来信称：
    感谢你邀我南下，虽来去匆匆，但很愉快。
    阁下保持了自己的品位，但又对这个复杂多变的社会和文坛应对自如，实属难得。登机后拿出你的随笔集，不料不是送给我的。连你这样从容自定的人也被笔会搞昏了头，可见笔会不可轻易办。你的智慧陪我在飞机上度过了三个多小时，直送我到家，可谓圆满。
    蒋子龙算得上新时期“改革文学之父”，以小说写遍国企、机关、乡村的改革，写遍了《乔厂长上任记》的自信和《农民帝国》的困惑。肯定是社会的碎片化和改革的歧义化，撑破了他的笔墨控制，让他后来不再容易踩到朝野各方的共振点。但不少同行还是余妒未消，说我们当年写小说想得奖，同那姓蒋的写小说想不得奖一样难呵。更大的奖牌当然是：八十年代曾有工人在厂门前贴出大标语：“欢迎乔厂长来我厂上任！”某省当局还曾以红头文件转发过他的小说，以作为各地改革的思想动员和办法参考——这些奇事，在文学史上一定绝无仅有。
    他身上总是有一种大国企的金属味，是有棱有角的坚硬体，比如每天坚持几千米游泳，一游就是数十年不辍，每天都活得英风勃勃，精神抖擞，当当响汉子一条。
    天津好几位男作家似乎也有这股劲儿。
    十
    许觉民，一九九二年十月三十日来信称：
    此次在武汉相聚并同游三峡，十分高兴。
    《百人传》是八九年出版的，样书及稿费寄湖南，稿费被退回，但样书未见退回。我写信问周健明，因匆忙间把他的名字写成了“周介民”，他大概动气了，不给我回信。我与文学界素少往来，因此这事一直压在我这里。这次有幸见到您，先将这事做一了结——稿费：叶蔚林二十，韩少功十五；样书：各一册。稿费已由邮局汇去。样书，按规定一人有两册，现在凑不齐，只凑到两本，也请谅！
    附寄拙作两册，赠您与蔚林同志各一，尚希教正。这是八十年代初写的，出版社勉强印的，稿子压了六年，甚不足观。此后写的，没有一个出版社肯印了，放在抽屉里，让蟑螂去批判吧。
    这封信富有传统道德教育的价值。
    诚信：事关一二十元小稿费，居然念念在怀，决不马虎，哪怕事隔多年后一有机会就要细心办妥办实。谦和：对一个后辈晚生也和颜悦色，执礼如仪，恭请“教正”云云。旷达乐观：能轻松面对自己晚年的清冷，不惜公开自嘲一把：“让蟑螂去批判吧”——这句话曾让我笑出声来。
    来信者许觉民，一九三八年就加入中共的老资格，老出版家和老评论家，传奇性故事一大把，曾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和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按说有足够的人脉资源和资历本钱，给自己营造一点能见度。但他的书在九十年代居然“没有一个出版社肯印”，可见时代变化之巨，令人唏嘘。
    十一
    何士光，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五日来信称：
    这几年由机缘牵引，确实也另外地体验了一回生命。常悲切我糊糊涂涂地来到人世上，东零西碎的见闻似也有一些，但究其根底，却仍是一片黑暗，亦必是糊糊涂涂地离去。因想倘能于根底处有所知晓，庶几就不虚此生了。子曰形而下谓之器，形而上谓之道。由下而趋向于上，其势亦是人生之必然。倒也省些蛛丝马迹，见我辈中人也渐渐向此中转。曾读到你推荐《坛经》的文字，也以为是一种消息。
    听洪声说起你在读拙作《如是我闻》，深觉欣慰，盼能读到你的意见。那当然还只是初步地写出一个头绪，其间的幽密，自还十分渺茫。先写下来，让它去经受自己的缘分。由此以往，倘还有写作，大体亦将依此线索。那么当然把文坛种种都抛弃了，而经受自身的这一份因果。
    贵州的文事同各处一样，也十分寥落。但文事一如原先的文事，又焉得不寥落？寥落也是必然，也是因果。唯其寥落，心才渐渐有生机透出来。我在拙作中引过老子，那便是道失而后德，德失而后仁，仁失而后礼，礼失而后义，这之后，便该是义失而后利了，而今正是唯利是图之际。利也是要失的，利失之后，循环过去，则就是道了。眼下却也能让人感到道的悄然兴起。
    九十年代是新时期文学急剧分流之时，有的卷入政治，有的扑向市场，有的则投奔宗教。较之于有些人放眼《圣经》或《可兰经》，何士光最终选择了道与佛。
    在世俗化传统超强的中土，佛和道保留了中华文明对永恒和辽阔的一线远望，指向一份安放灵魂的幽深。一旦满世界“义失而后利”，物质化大潮逼压，宗教也许就是比抑郁症、狂躁症更积极一些的解决方案。毫无疑问，当一张张面孔哗变成唯利是图，寡廉鲜耻，无恶不作，远古的终极之问总是会及时归来，进入有些人睡前或醒后的片刻惶惑——这些惶惑无疑值得尊敬。
    一位当红作家因此而突然销声匿迹，从人多声杂的地方抽身而去，其内心诸多痛感，我们大概也不难想象。
    但宗教也有风险。特别是在“利益+”或“利益x”的时代，伪宗教、邪宗教、烂宗教也断不会少。我给何士光写过书评《佛魔一念间》，载于一九九四年《读书》杂志，曾指出求术也可能“执迷神秘之术”，求道也可能“误用超脱之道”，两个层面都不是那么保险的。这话的意思是：宗教若能让强者清心节欲，让弱者得到心灵安抚和互助实惠，那么不管折腾出多少离奇神话和夸张的形式感，都算得上人间功德，可弥补社会管理之不足。很多无神论者对此可能缺少应有的理解。另一方面的道理：如果郢书燕说，让“随缘”成了绕开难事走，“破执”成了胡说八道全有理，“无为”被理解成坐等白吃不脸红，“超脱”被理解成对压迫者、侵凌者、欺诈者一律装聋和袖手……那就不知有多少昏昏男女要被荼毒了去。很多“法师”“上师”“仁波切”为何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说实话，我身边有不少例子证明，很多人得宗教之益少，得宗教之害多，看上去更像是用神神道道给一己私利换上个精致包装，能否给自己加分，还很难说。
    何士光不会没看到这种复杂性。他在贵州与我有过讨论，还说曾有一长信与我，只是这封信我一直没收到。
    他笑了笑，说既如此，那便是因果，不必另写了。
    大师拈花一笑，已随说随扫。
    十二
    李建彤，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来信称：
    我的纪实长篇《现代文字狱》，你是知道的。你们杂志上载过我的第三章，其余未露过面。我本想交给香港的繁荣出版社，谁知该社长来北京开政协会，传给他的朋友们，弄得风风火火。中央的领导人又派人去香港取回来，交给我。一位朋友说：慢点发吧。
    现在我又该找你的麻烦了，你还愿不愿出版我的书？现在是一、二、三卷都改出来了，你如想用，我一本一本寄给你。
    我很想找你聊聊。海口见面，我觉得我们说得来。欢迎你来我家做客，带上你的爱人。
    来信者是中国著名红军将领刘志丹的弟媳，六十年代曾写长篇小说《刘志丹》，被最高领导层定性为“利用小说反党”因而闻名全国。其丈夫刘景范，还有习仲勋、贾拓夫等老友，都受到这一政治错案的株连和影响。《现代文字狱》就是她获得平反后，对这一风波始末的亲历性回忆录。
    记不清是九十年代初的哪一天，她由一位女士陪同，敲响了我家房门。这位七十多岁的老太身体较胖，如沉沉一袋砂石，爬上五楼时早已气喘吁吁，两膝不时颤抖。那一天恰逢停电，我在蜗居斗室点上蜡烛，听她说明来意，听她介绍新书写作过程等。想到她从北京找到海口，再从海口找到我的居所，一个公交车都没通的远郊之地，一幢黑洞洞的旧楼房，真是让人过意不去。我主编《海南纪实》杂志时，与朋友们编发过她这本书的几万字，不过是职责所系，做了件小事，不值得老人家如此客气和辛苦的远程来访。
    我和妻子送她下楼时已是深夜。
    《海南纪实》停刊后，我为她找过几个出版界朋友，探寻她这本书完整出版的可能，但最终未能帮上忙，只能扼腕一叹。
    十三
    张承志，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日来信称：
    有一本安徽的散文集《清洁的精神》，几乎全是新作品，无奈印时不校，错字有三百多处。香港林先生若回信应承，我便把书稿和勘误表一并寄去，俟书出后，再呈你批评。
    我母亲于九月二十八日去世。至今都在忙着丧事，感慨万千，但我有了基本想法，即不愿籍母丧而作文章。
    此外，我在联系着一些老同志，编一套批评和介绍西方文化政治源流以及六十年代以来各西方国家左翼的丛书，盼用它普及新的世界观点。此事刚刚起步，俟明年书成后，我们几个人都谈到你，盼你发表意见。
    正如你所说，右的大潮尚在澎湃，左的投机已经开始。这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毫无耻的观念的中国智识阶级。不过我更觉得与之区别的必要。作家中具备区别和分庭抗礼能力的人并没有几个，你应当站出来，得更靠前一些。
    想象中，张承志是一个策马走天下的独行游侠。但他似乎活得比同行们都要大，上下五千年，东西数万里，都是他心中沉甸甸的块垒。他是学考古的，对东亚、中亚、西亚、南欧、南美的一路人文深探，使他无法再回到文学圈的沙龙和酒会。他重新戴上白帽子，从中体会“清洁的精神”，体会民间的“口唤”和“举意”，但这也给他引来了不少误会。我曾向他请教过伊斯兰的问题，发现他对极端暴恐势力的痛恨，其实比我们这些非伊斯兰教徒还要更强烈，更焦急，更沉重，也更多一些学识支持。
    只是这一切，同某些时尚人士不大容易沟通。那些人不知黎凡特与古希腊的关系，不知阿拉伯与欧洲文艺复兴的关系，不知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的忌言秘史，不知其他宗教背景下同样可能的血迹斑斑（如美国、英国、德国等地大比例的“非穆”恐袭事件，包括挪威一基督徒二〇一一年那次一口气杀掉七十六人）。当然，他们更没见过伊斯兰世界里同样随处可见的微笑、忧伤、礼让、清澈双眸……一句话，他们哪怕花十分钟翻翻书的兴趣也没有，更愿意在流行媒体的标题中找真相。
    张承志早就放弃了小说，多年来只写散文，甚至是接近诗的散文。这大概是一个十分合适的选择。小说是一种不那么“清洁”的形式，至少就材料层面而言，需包容形形色色的人与生活，总是不避泥沙俱下的芜杂，因此不那么鲜明，不容易决绝。这种大众读物也不可能偏离大众思想情感的中值均线太远。相比之下，张承志似乎被对抗逼成了对抗，志在纯粹，行事苛严，总是在生活中高度苛严地挑选朋友、读物、活动、立场、表情、话题、场合、词句、饮食、着装、文体句法……以对抗心目中那些卑污势力的侵害或利用。这种无时不在的警觉，这种时时紧绷的排除法，与小说伦理和小说美学当然格格不入——至少是差别甚大。
    他前期的小说《黄泥小屋》《海骚》《心灵史》等，其实已早有诗的趋向，相当于一种外人不易听懂的“举意”与“口唤”。
    十四
    心水（黄玉液），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四日来信称：
    接触不少中国来澳的朋友，他们的浮夸、虚假、胡乱的男女关系，假学者、假教授都有，尤其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更令人心寒。对大陆人的一般评价，海外华侨都有看法。我认为完全是环境造成的。你宏愿重新唤起国人对优良传统文化的重视，挽救民族性步向正途，这份心肠就已是佛心。可惜中国文人大多忙于“下海”追逐名利，少有忧民忧国的作家。有缘认识，真有相识恨晚之感。
    心水是澳大利亚华裔作家，不一定认识张承志，却与后者几乎不约而同，对众多中国智识精英痛心疾首，出言便是一剑指胸，刀刀入骨。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这些看法与官方“洗脑”无关。恰恰相反，他只是祖籍福建，自己出生于越南巴川省，一九七八年携妻子及五名儿女乘渔船仓皇出逃，以躲避越南共产党新政权的打击浪潮，在海上漂流了十三天，又在荒岛上苦斗自救了十七天，最后才转道印度尼西亚，进入澳大利亚难民收留地。他似乎是最无具体理由要“忧民忧国”的一个受苦人——至少也是一个局外人。
    十五
    薜忆沩，一九九五年三月一日来信称：
    我们的舆论通常为技术主义和经注主义大唱赞歌。它们注意不到现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值得怀疑的，是有问题的。无论是旧式的文人还是共产党传统中的文人，都容易在物质的繁荣中醉生梦死。有谁能提醒人类这个蹩脚的司机在遭遇坎坷的时候应该降低档位呢？
    冷战结束之后，人类的去向已经不很明确。中国社会恰好在秩序混乱的时候钻进商业的旋涡。它的命运可想而知。在这个可悲的时刻，在这个不断生产出牺牲品的大变动的前夕，我们也许可以用一点冷静来保护我们的森林，我们的河流，我们的空气，我们的尊严。这一切已经远不如二十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那样了。技术的进步为人类潜伏下毁灭的隐患，经济的发展将个人模型为谋生的工具。这两种趋向又都以对自然的破坏和对精神的歪曲为代价。其实，没有冷战时代强烈意识形态的遮掩，人类的去向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人是在朝向灾难拼命努力的动物。
    我当过薜忆沩的责任编辑，不曾与他见面，只有些书信往来。一代年轻人的写作，好像大多数更愿意“去思想化”，更相信“跟着感觉走”，小清新一点，无厘头一点，玩high（爽）了就行。但他似乎不一样，在信中展现出人类史的大视野，对技术崇拜和发展迷狂深怀忧患，对现代化“文明”决无小资们那种粉色喷香的全心膜拜。他的这些看法写在一九九五年，放到思想界也是一种难得的及时发声。
    接触这样的后生多了，我对“代沟”之说便不以为然。
    我后来说过，我们读几千年前的孔子、老子、孙子等，都没觉出多大的“沟”，读几百年前的施耐庵、曹雪芹等也没觉出多大的“沟”，怎么一二十年偏偏成了“沟”？
    十六
    陈建功，一九九五年六月十九日来信称：
    我已经在四月份到全国作协来了，到这儿来的事，据说何志云已告诉你了，你在电话里说的，何志云也转告了。
    当初你到海南闯荡，有一来信使我颇为感奋，就是你说你是“为了多一点经历”，“老了多一点回忆”。我之所以答应他们，也是想起你那封信才决定的。
    最近发现你的创作状态很好，看了几篇文章，很棒，为你感到高兴。特别是《世界》，我很感动。你的长篇我还没有见到，待见到后一定好好看。不过我觉得有些评论家和某些小报记者很讨嫌，把张承志、张炜和你“神化”，其实是把他们神化。我心想什么时候承志或你最好踹他们一脚。因为不踹他们的话，不定什么时候他们觉得“神话”够了，用完了，就该踹你了。当然这是玩笑，其实你根本不用理他们。我最近为了清理自己的思路，和王蒙、李辉对谈了一次，登在《读书》上，据说也有理论家要“争一争”。我根本不想争，对理论不感兴趣。前几年被批评界拖着鼻子走了几年，连小说都不会写了，好不容易才下决心不看批评了。
    很早就认识陈建功。在他进入官场前，我们交往较多，像他这样说说内心话，哥们儿之间相互提醒、相互鼓励、相互通气的便函多见。
    作家们大多牛气哄哄，自以为不乏拜将入相之才，治国安邦舍我其谁。其实这基本上是自恋的错觉。能真正带好一个村民小组或一个小公司的，我在生活中也没见到多少。说起来，论聪明资质、知识准备、协调能力等条件，陈建功倒算得上进入管理层的一个合适人选。只是他进入得不是时候——如果他想干什么大事的话。
    这一点日后才可逐渐看个明白。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学，已在经济、政治、文化各种变局的猛击之下有点晕头转向。较之此前“伤痕文学”“先锋文学”的一路匆匆补课，输血似已完成，前面一切自便。个人主义的最远思想里程差不多就在这里了。面对利益和思潮多元化的歧路纵横，很多人顿时失去了方向感。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缺乏方向感的作家协会，如同失去灵魂的一个庞然大物，还能干点什么？既然思想和艺术的话题已没人说，没人愿说，甚至没几个能说得上，剩下的当然就只有利益。作战部变成了总务处。辩论台改成了菜市场。如果不是奖项、席位、版面、出国机会、项目经费、五星级招待等，恐怕很多人都打不起精神去凑热闹。
    给作家分配利益当然不算坏事。但这等事与文学混搭在一起，毕竟有点怪怪的。华尔街很有钱，海湾石油国家也很有钱，历代朝廷和豪门贵族都不差钱……在那里办一两个作协就定能推出惊世之作？好吧，即使官家干部们都忍得住，不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人情交易什么的，而且见什么人都微笑都握手都嘘寒问暖亲如一家——问题是：这世界什么时候用利益砸出过文学？好比一个又丑又恶的渣女郎，哪怕嫁妆再多，全身披金戴玉，能用钱砸出她的爱情？
    很可能，砸来的都是些混混。比如拿十万元扶助一长篇小说项目，这事不能说是出于坏心，但肯定是一种培养混混和团结混混的有效机制——写小说（除非是残障或特困作家），竟要靠官费来出版和宣传，这种小说还用得着写？
    这种官费护驾的温室小说印出来又有何用？
    可惜我当时也看不到这一点，没法在复信中对他有所建言。
    十七
    刘再复，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九日来信称：
    今年能在洛矶山下见到您，实在难得。您走后，我又重读了《马桥词典》，更深信这是一部杰作。今年六月《亚洲周刊》评选“二十世纪小说一百强”（我也是评委），《马桥词典》被排在第二十二部，属优秀者的前列。
    谢谢你回国后还关心我，实实在在地向上“进言”。不管他们有没有反应，您的努力使我感到故国仍有心灵的跳动。也谢谢你和子丹发了《独语天涯》的自序部分。有你们和其他朋友开个头，以后的路子会越走越宽。我们的读者毕竟在国内，大陆读者的热情在海外是看不到的。
    刘再复是资深评论家。其文章单篇来看不觉奇，全部合起来看方觉厚；不像有些人单篇来看都觉妙，全部合起来看便嫌窄。这当然取决于作者性格秉赋：有的人以爆发力见长，有的人以耐久力为本，如此等等，分别适合不同的读者或不同的读法。
    他的包容度也大，是一个思想多面体，能普惠文学界的左中右和上中下（当然也就不会漏下拙作《马桥词典》）。只是前不久他先后对两位国外同行（夏至清和顾彬）发出厉声，让我有点意外，似有一些新的思考信号值得琢磨。
    他信中提到的相见，是我一九九九年到美国科罗拉多拜访他，还有他的邻居李泽厚。主妇菲亚的厨艺实在太好，吃得我和朋友都不想走，几天下来也对自己的体重忧心忡忡。当时我是《天涯》杂志社社长，同主编蒋子丹一道，做过一些文化领域破冰解冻之事，比如，发表李泽厚、刘再复、北岛、杨炼、严力、多多等海外人士的作品——这些敏感名字曾让很多同行捏了一把汗。其实，干这事并不需要多少勇气，只需要一点对大局的主见，对稿件诚实的理解和辨识。至于争取“官方”体制内某些积极力量的支持，比如，必要时直接联系驻外使馆的文化官员——他们往往比国内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更了解海外情况，也更热心于重启内外交流——则是减少阻力和风险的小办法。
    事实上，后来这些作家都走出了政治屏蔽，陆续重现于内地书架、讲坛、媒体版面，果然是路子“越走越宽”，足以证明我们此前“开个头”完全必要。邓小平在八九政治风波后说过“欢迎他们回来”，算是有了部分的落实。
    十八
    于光远，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来信称：
    在我的电脑里还储存了许多半成品。一是二〇〇三年七月在我的网站上开设“于光远百科讲座”，这个讲座将延续二三年，经整理成书后，规模将达好几十万字。在我的电脑里还储存像《老年于光远》这本书的开头的几万字，至于可集结的文章，当然还有许多。
    我已经八十八岁半了，不能不考虑收摊子性质的工作。我的秘书胡翼燕正帮助我编辑，准备出版我的文存，争取二〇〇五年我九十岁时出齐几百万字的上集。
    总之我换笔之后“生产力”大大提高，我的“四种消费品‘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我的亲身体会。
    我的工作，总的来说：一面在收摊子，一面又在铺摊子，而铺出来的摊子，又要收。我有两个心思，一是赶快，二是“我要……”
    我不在经济学圈，不大了解于光远的理论工作，没法予以价值评估。因此这封信一如冬天海岛上我和他的林中聊天，于我最大的意义是励志：
    想想看，“八十八岁半”了；
    还在“换笔”；
    还在“铺摊子”；
    还在“赶快”和“我要”和“许多半成品”；
    ……
    每想到此，就深感自己堕落得不像话。自己的午睡以及盆景、魔方、电视遥控器等都太可耻啦。
    十九
    王鼎钧，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三日来信称：
    不意有海南之会，得以深结文缘。弟在台湾成长，两岸在通邮通商之前已先通文，大作沿各种管道输入，同文捧读，赞佩创意，惊讶出红尘而不染，许为天人，思之犹昨日事也。海南之会，劳师动众，草草远人，何以克当。
    先生对文学发展关怀如昔，增助之缘功不唐捐，受惠者已岂弟等一二人哉。感恩节将至，谨致贺忱。
    如果有青年要学写散文，我总是推荐台湾散文一哥王鼎钧。《那树》《脚印》《活到老，真好》等堪为传世经典，其积学静水深流，其性情山明水秀，其才华排山倒海雷霆万钧，可读得我一再目瞪口呆。
    因工作关系，我高兴地结交过不少台湾师友，如陈映真、洛夫、余光中、白先勇、郭枫、席慕容、罗门、张大春、黄锦树、林耀德（已故）等，包括给痖弦投过稿，在吴晟家睡过觉，同李昂吵过架。但一年年过去，一直没机会得见王鼎钧。直到那次在海口召开“王鼎钧散文研讨会”，我才有机会握住那一只多少令我好奇和忐忑的手——这便是此信的缘起。
    信中有一点误会：他想必以为那研讨会是我张罗的，故有“增助之缘”“何以克当”等语。其实我只是偶然遇上，成为受邀者之一。我被主办方安排在台上坐了一下，那也是岛上老虎少，猴子坐上台。我并未办过什么实事。
    我居然无法及时澄清这一误会，原因是我当时离开海南省作协已十年，王鼎钧来信试投那里，不幸被夹入一些杂乱报刊，一压就是两年多，直到最后才被某编辑偶然发现。不知哪位集邮爱好者擅铰邮票，把信封上的地址也铰去了一截。
    没办法，我只知道他仍居住美国。
    但愿他一切安好。
    二十
    一位化名为“那人”的匿名者，一九九二年三月四日来信称：
    准确地说，我现在还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消息，这消息尚在路上走着，今日尚未到来。现在能与你对话，是出于我的梦呓。我上一封信给你谈到的《我与你》，兄看了一遍没有。布伯是个一流哲人。布伯和尼采是我最喜欢的两个哲人，高在黑格尔三千英尺以上。
    我总感觉我信封上的地址不太准确。所以我请你接信后给我寄一张印有你通讯地址的名片，但千万不要回信。我不希望读到你的回信，以后也不想。我喜欢在冥冥之中以整个生命与你相遇，与你对话，但这一切都是无待的。
    我喜欢这种单向的通信。
    那件事
    那件事是他一个人独自想到的
    那件事他难以启齿
    那件事他无法告人
    那件事永远是他一个人的秘密
    但那件事他到今天还没有做
    那件事他想了很久很久了
    他想起了干那件事的许多种途径
    他千百次悄悄地预谋干那件事
    有时他感到那件事的赌注很大
    甚至像他的生命一样巨大
    有时他又感到那件事其实很容易干成
    干那件事天天都是机会
    有时他想也许那件事干了也就算了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有时他又预想到干那件事
    可能会出身（？）一万个结果
    像一万条陌生的路
    令他全身的激动
    多少年过去了
    为了生存
    他又干了许许多多的事
    但不知为什么
    他始终没有干那件事
    但不知为什么
    他又总忘不了那件事
    干那件事的想法和他的生命一样活着
    那件事他想了很久了
    以至于他常常产生
    已经做过了的错觉
    那件事似乎已是某种存在
    在这个茫茫宇宙的亿万个枝条上
    他像爬行在某一枝的小毛毛虫
    他疲惫了
    他睡去
    他又梦到那件事
    这封信摆在最后，当然是因为它有点特殊：没有署名，也拒绝回信。
    写信者只是“一个消息”，一种透明的随风飘去。从信封邮戳来看，他发信于“海南”“府城”，也就是我家所在的地区，近在我身边。那么在当时，在后来，他可能是快递公司的某个小伙，可能是银行柜台那边的某个小妹，可能是刚刚离开我家的水电工，可能就是与我对桌办公已经多年并经常咳嗽和叹气的老同事……他当然也可能在千山万水之外，就像他说的，一直“在路上走着”。
    他（她）是不论在哪里都投来目光的两只眼睛——从那时起，我再也无法逃离这样的暗中盯梢了。
    他（她）要干哪样的“那件事”？在这个世界上，难道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一件说不清但又忘不了的“那件事”？
    因为“那件事”，日子变成了生活。
    因为“那件事”，生活变成了生命。
    因为“那件事”，再多的“这件事”破碎了也不要紧，都不会是输光。在这个意义上，也许“那件事”从一开始就不必成为五花八门的“这件事”。
    好了，每个人都有遗憾，都有不舍和挣扎，都有不为人知的轰轰烈烈。“那件事”使都市或乡村的人，过去或未来的人，所有的迎面而来者于我都似曾相识。什么时候。他们都可能偷偷凑过来问上一句：
    “布伯和尼采同志可还好？”
    201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