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夜遥不可及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7年《文学报》，后收入散文集《然后》。
    新年第一天，也是我的生日。假日的阳光在海岛上泼洒和沉淀。没有客人也没有出门的打算，甚至不想打电话。时间在半杯茶水和几张报纸那边的窗帘上飘动。为了一些我不愿意忘记的人，我常常愿意这样独处，把节庆变成一个人的时候，变成一些记忆或想象中的相遇。
    他曾经提着一个买啤酒用的塑料壶，与我在和平里的夜空下并肩缓行。他说国事，说他的经历，说他的女儿。他当时是一个普通编辑，一个沉静的人，清瘦而且言语间常有迟钝。我怀疑这种迟钝来自他多年的校对，还有无数稿笺上的审评，于是口语也成了断断续续的审慎和精确。
    他把我这个陌生的大学生引入这种审慎和精确，引入他狭小的家，以啤酒、凉菜、临时小床，接待我在文学上的开始。他的名字在偌大的中国文坛里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在今后的岁月里想必更是了无痕迹。
    他叫王朝垠。
    七十年代末，是热情与热情会师的时代，是心灵与心灵久别后终于团聚的时代。那时候的文学没有星级宾馆和宴会，没有轿车和电脑，没有职称和奖金，每个编辑也都穷得没有对作者留食和留宿的能力。但素无交往的编辑和作者之间可以一见如故，为任何幼稚的创造而共同激动，绝无今天诸多信函中心不在焉的匆忙和文不对题的搪塞。当时一句关于“四五”天安门事件的私下义愤，甚至一个会意的表情，就可以使人们立刻在陌生人中找到自己的同道。一个情节或一个结尾的修改，也可以使编辑和作者作彻夜的商讨。
    我没有保留短篇小说《月兰》的初稿，于是现在无法指证朝垠在这个作品里注入的心血。这个作品原名《最后四只鸡》，是我屡遭退稿差一点完全放弃的一篇，迟迟才出现在他的桌上。我后来才知道，他读完后兴奋不已，逢人便告，鼓动所有编辑放下手头的工作来传阅这一件自来稿，据说有位女编辑居然还真被小说感动得哭泣。事实上，如果没有他的上上下下的游说力荐，没有当时《人民文学》主编李季先生的开明态度和承担责任的勇气，这篇小说不可能面世。时值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隆重召开之前，这篇小说的发表无疑是犯禁和抗上之举，让明眼人一个个都悬着心。
    这篇小说当然说不上什么很好。尤其在“文革”被最高当局正式结论为错误的后来，这一类悲愤抗争之言逐渐变得寻常，不再与风险和危难相连。有关这篇小说的各种风风雨雨也已成为过去，不再值得提起。但他为这件不再值得提起的事力争过，奔波过，焦急过和欢喜过。我记得他的家曾经是我上京改稿时的旅舍和餐馆，我也记得他曾经给我写过几封信，最长的一封竟有十页，纸上密密麻麻的四千多字。这样的信足使我对自己后来所有的编辑经历——包括眼下在《天涯》的工作而汗颜。
    他承受过有关一个短篇小说的劳累和危险，却照例没有分享这个作品所带来的报酬和荣耀。在我不再是一个所谓文学青年以后，在我也像其他作家一样人模人样地登台领奖和出国讲学以后，他仍然在和平里或东四十二条的人群里提着一包稿子，带着病容步行。直到他病逝之时，据说他家的存折上才几百块钱，而他的妻子还只是一个临时工，面对着两个孩子长大成人的漫漫时光。
    在那一刻，我突然发现他已经离我很远。我在天涯海角回过头来，向北方举目遥望，却无法使时间回到从前。我甚至无法记起我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他只不过是我相交的太多编辑中的一个，如此而已。我们后来见面的机会很少，见面也多在会场或宴会厅，常常只能隔着川流的人影相视一笑。他似乎有心把时间让给我，让给我当时一些其他应酬——那些应酬多么华丽也多么空洞。我们的啤酒，我们一起挤过的床，我们的那个和平里林荫道之夜，在这种无奈的微笑里早已遥不可及。
    但愿他的笑是一种谅解。
    是的，他曾经给我写过满满十页长达四千多字的信。
    而现在我只能写出一句话：朝垠老师，我想念你——连这句写下来的话，我也不知道该向哪里投寄。
    199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