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4年《花城》杂志，后收入随笔集《完美的假定》。
    一
    很多年前，我在湖南的汨罗江边插队，常听当地一些农民聊天。在我那个村子的附近，山头还有抗日战争时留下的战壕，偶尔还能在草丛或荒土里找到一颗锈垢缠裹的颗粒，磨一磨就亮出铜泽——是子弹。子弹证实了史料上的记载，那里曾经发生政府军截断长岳公路的阻击战。
    农民把兵称为粮子。农民说日本粮子好可怕，说那时候一个受伤的日本粮子进了村，可以吓得全村的男女老少跑个精光。
    对付这个兵，还是个掉队的伤兵，上百号男女没有人想到还有另外一种方式。
    我对这种说法大为吃惊。我从农民的笑谈中洞见了另一种真实，一种耻辱感挥之不去的真实。我很不情愿地明白，这个民族自清末以来一次次成为失败者，除了缺少工业，还缺少另外一些东西。
    二
    多少年后，一九八九年的法国巴黎曾经有一个酒会。主人是来自台湾的一位文化高官，主宾则是大陆一些有名气的文化人，还有少数几个法国朋友应邀作陪。主人明明可以说一口漂亮的国语，也明明知道他的主宾们听不懂英语，但更愿意用英语致词。译员当然是有的，但只把英语翻成法语，把面面相觑的一大堆中国人晾在一边。
    一个中国留学生觉得不对劲，准备提请主人注意到这一点。居然有一位作家拉住了他的衣袖：“不要非礼，这可能是人家的习惯。”
    一种奇怪的形势就这样持续下去。主人对主宾们致词，压根不在乎对方能否听懂。这种绝非疏忽的轻慢，竟然有受辱者毕恭毕敬地容忍，而且不准别人代为反抗。
    中文是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所使用的语言，包容了几千年浩瀚典籍的语言，曾经被屈原、司马迁、李白、苏东坡、曹雪芹、鲁迅推向美的高峰和胜境的语言，现在却被中国人忙不迭视为下等人的标记，避之不及。
    沉默的一群仍然听不懂，但没有人退场，也没有一个人站起来，用这种双方都听得懂的语言说一句：“先生，请你说中文。”
    三
    听说以上情景的那一刻，我猜想一个民族的衰亡，首先是从文化开始的，从语言开始的。侵略者从来明白，攻城莫若攻心，而一个人的心里只有语言，精神唯语言可以建筑和守护。
    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已经描述过向侵略者缴出语言的痛苦。满清王族最终没能征服中国，也是被中文的汪洋大海淹没，退出紫禁城则只是迟早的问题。走出十九世纪的黑非洲，身上最深的伤痕，也许不是来自帝国的入侵和掠夺——外来的实业家固然心狠，但有时候留下一点科学技术的扩散，留下一些大楼或公路，对殖民地的经济多少有一点刺激。比较起来，帝国最大的罪恶，影响最为深远的罪恶，莫过于语言殖民化所带来的文化残疾。文化消解了，就像灵魂熄灭了，一个民族即便有再强健的体魄，也只能任人宰割，形如散沙，没法凝聚出坚定的行动和旺盛的生命。陷入经济上的长久困局，也在所难免。
    美国长篇小说《根》里面有一段情节：主人公一次次逃亡，宁愿被抓回来皮开肉绽地遭受毒打，不惜冒着被吊死的危险，决不接受白人奴隶主给他的英文名字，而坚持用非洲母语称呼自己：昆塔。
    可惜，只剩下这样一个血淋淋的名字，一代代秘密流传下去，也只具有象征意义。作为昆塔的第七代后裔，小说作者只能用英文深情地回望和寻找非洲。白人强加给他所有同胞的基督福音，无法解决那一片大陆上累积的问题：债务、战乱、艾滋病，还有环境破败和技术落后。
    中国的很多字也有血迹，只是已经褪色，已经被人淡忘而已。海峡两岸的这些高官和文豪，在这一天的酒会上主动和自愿地背弃了中文。事情很明白，这些聪明人感觉到中文没有足够的含金量，至于还含注多少尊严，多少热诚，多少创造的智慧，也并非不成为问题。他们为了显示与自己领带和皮鞋相称的教养，没有必要对这种下等的语言亲近。
    四
    文明是一条长长的河，不断地有细流的渗去和汇入。生的就生了，死的就死了，命运严酷无情。没有充分理由断定，某种文化将长盛不衰万世永存。南危地马拉的丛林里，玛雅文化只有废墟残存供后人凭吊和猜测。当年不会比汉语覆盖面小的古希腊和古埃及文明，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兴起之后，也呼啦啦崩溃。
    辽阔的中国，期待着一个奇迹般的再生。从五四运动或更早的时候开始，一场文化再造的百年苦斗，从西来的民主和科学中获取热能，历经外部的封杀和内部的自戕，把数以亿计的人导出了腐朽王朝的暗影。但是压力和危机尚存。我们还没有今天的孔子和庄子，今天的《离骚》和《坛经》。我们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大学群落，但还没有自然科学里的爱因斯坦、海森堡，没有哲学里的康德、马克思、海德格尔，没有历史学里的汤因比，没有经济学里的亚当·斯密、凯因斯，没有文学里的托尔斯泰、卡夫卡，没有艺术里的毕加索、贝多芬……一句话，从总体上看，我们毕竟还少有影响和推动世界潮流的当代文化巨人。描述一个文化上的东方强国，还只能含糊其辞。
    我们不得不一次次地承认自己的学生地位。严格地说，我们的很多学科，至今还在靠西方的输血而生存。我们不少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因其种种无法摆脱的历史限制，更像一些介绍家、鉴赏家、综述家、资料整理家，而不是创造家。他们即便干得很不错的时候，也只是称职的导游员或节目主持人，对各种节目融会于心，但没有自己的节目，或者自己的节目不够精彩。他们被尊为区域性名人，但还无法被纳入全球性的文化视野——即使把有些人对东方的歧视因素排除出去。现代中文的价值含量，还没有使中文达到人家必须尊重，必须使用，必须广设课程加以学习的程度——虽然近来的情况稍好了一些。
    对一个人，对一个民族的语言出产，希望有更多独特性的创造，这永远不是什么苛求。
    五
    相反，一百多年后，目下正大举炒入西方市场、正在被某些西方人争相喝彩的，却是另一类中国文字。有几部志在票房的电影，有几本通俗的自传性小说，作者可以在艺术上平庸得一塌糊涂，唯独有一点上却绝对精明和清醒：那就是要挤眼泪，揪鼻涕，全力展示中国的乖戾、残酷、可笑，暗无天日，不近人情，不可救药，其文化背景该遭天谴，以满足某些西方人的怜悯欲和种族优越感。他们像一些职业乞丐，进入都市之后，被财富和做派吓得两眼发直，大气都不敢出，于是选择最省力气的角色：衣服一定破烂，头上一定要有脓疮，最好还能在街头亮出血糊糊的伤口和畸形的断臂残足，以便招来好奇的围观，让路人施舍小钱。
    为了使乞讨有一个神圣的名义，他们学会了下注政治。也是在法国，一个装容着深刻表情的演讲厅里，优质音响设备正在传出哪怕最微弱的咝咝气声。一位记者提问：“在现在的中国，还有没有人因为写小说而坐牢？”我身旁一位女作家犹豫了片刻，斟酌着说：“我见到过一个囚犯，他说，他写过小说。”
    回答当然很精明。把“因为写小说而坐牢”偷换成“囚犯写过小说”，含混之际，既满足了记者对答案的预期，又不违背事实。既以貌似大胆的言论在外面出彩，又没有超出底线，不至于因言论失实受到国内的追究。让记者高兴是重要的，舆论意味着自己的知名度、出版机会、访问邀请和美元。暂时不得罪中国官方也是重要的——假如自己还打算回国或者出任什么委员，还打算踏上通向权力高层的红地毯。
    镁光灯闪亮，这位作家后来果然被记者们热烈包围。
    这样的成功，培养着西方人的知识胃口，这种胃口反过来要求更多的惯性刺激。于是一时之间，一批批国人前去就范，一面对洋人就嘴巴不听使唤，一个劲往话筒里喂入谎言。他们在西方混多了，懂得在诉苦之余还应加一点文化作料，比方穿戴上西方人爱看的佛珠，比方掏出一只偷偷从工艺商店买来的小脚绣花鞋，声称那是祖母的遗物，并为此当众流下眼泪。他们明白，不少西方人在吃饱牛排之后，要像看橄榄球或汽车赛一样来看绣花鞋——而且缺乏足够的中国经验来辨别真伪。
    一九九四年春，我在国外的书店、影院以及交谈中，对这种汉奸文化的越来越多以至铺天盖地感到震惊，对一般国民在几个汉奸炒热走红之后普遍的羡慕或麻木感到震惊。我不知道正派的西方人会如何看待这些。我一点也不想掩盖伤疤，不否认中国确有很多悲剧给这些乞讨者提供了理由和机会，那些悲剧制造者更应受到指责。我也不认为民族的面子有什么要紧，不觉得一见家丑外扬就需要恼怒。但我还是觉得下跪的姿态刺目。
    不是一般的卑亢失度，或者糊涂。汉奸共通的特征，或者说一切美奸、法奸、澳奸、日奸、德奸、俄奸之类人奸的共同特征，就是势利。他们的每一句话，都可以使你清楚地感到目的所在：是一份优薪，一本洋护照，还是一顿午餐。他们从来不会站在学术良心或社会责任的立场，说一句没有利益回报的废话，连耍流氓也招招实惠，绝没有胆量举起手来，纠正权势者某一个常识性的错误。
    他们也从来没有幸福，从来不觉得身后也有幸福。他们不知道幸福其实是热情，是生命力的笑容，是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和任何时候都存在的上帝之光，辉照在正派人互相熟悉的眼神里——即便在“文革”时代命贱如草的穷乡僻壤，即使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血流成河的日子，幸福也依然存在。只有可怜虫才永远自怜，嘴里只能出产呻吟。他们即便享遍满世界的福，也还会怨气冲冲，只要一转眼见到更有钱的人，还会有下跪的习惯。
    我也曾经被邀去演讲。看着台下一双双蓝色的眼睛，我揣测他们想听到什么。我本来打算谈父亲的自杀，谈自己亲历的枪战和监狱，谈中国一幕幕惨剧和笑剧……我知道那最能收获西方的兴奋。但我突然愤愤地改变主意，并自觉羞愧。这羞愧不在于我说什么，而在于我为什么要那样说。
    这不意味着从此对中国的苦难缄口，只意味着开口不再取悦于人。
    我不能与下贱的语言同流。
    六
    英语并不是从来血统高贵。十一世纪，说法语的诺曼集团侵占了英国之后，英语曾被视为一种下贱的语言。英语只与穷人的事物有关，而政界和都市则流行法语，读书人更习惯拉丁语。乡下穷人喂养的“猪”是英语，城里富人吃的“猪肉”是法语，这一类差别和混杂一直保留到今天。
    在宗教改革家m·路德把《圣经》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翻译成德文之前，德文也曾被视为世俗的语言，不配用来谈论宗教和灵魂。他以“职业”的俗义来译注“天职”，在教廷心目中简直是犯上和渎神。比他更早一点的捷克教士胡司，主张用方言做祈祷，把教义捷克语化，也构成异端罪之一。他付出了更高的代价——最后在广场上被活活烧死。
    我要说的下贱语言则是另外一回事。不是指语种，而是指语质。不是指弱势阶级或弱势民族的语言，而是指任何一种语言中都可能出现的品格退化。
    这可能以貌似圣洁的形态出现，比如，在中国的“文革”。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句句红光亮。禁欲主义的语言专制清除了所有描述人欲的词汇，使之进入无名状态的黑暗，结果带来生命的枯萎，带来幽默、轻松、温情、执拗等等个性的绝育。人们即使在家信和日记里，也渐渐活出社论和革命公文的模样，活出整齐呆板的格式。今天的人只要翻一翻当时的印刷品，无不惊讶字号的奇大。其实当时人们已无话可说，大量语言找不到指陈对象，只得从人们的记忆中退出——到了这一步，一个大字号的国家必然出现。用增大字号的办法来充塞版面和空洞大脑，自然成了普遍的无奈。
    但语言品格的退化眼下在更多地方表现为鄙俗化，表现为市井下流腔。同样是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同样是语言的暴力，但它排泄在流行歌曲和野鸡小报里，给人心强加种种卑污的时尚，诱发出油滑、浅白、混乱、人云亦云，还有媚从的语气和表情。它总是向心于金钱，只指涉利害，散发不出激情的血温和光彩，无法用来讨论崇高和意义。就像青楼小调只宜与瓜子、胭脂、麻将、酒肉相配合，无法用来演出正剧，无法用来歌唱母亲或女儿。
    这种语言与官腔构成了下贱的两极。因此，让一个庸官改行为流氓，或者一个流氓改行成庸官，不会特别难，但让他谈一谈内心，谈一谈英雄，谈一谈境界和趣味，谈一谈对草原或海洋的感受，通常就有语言的空白和障碍。
    官僚是经常标榜道德造型的，但很多官僚的阅读水准，只合适男盗女娼醉生梦死的恶俗读物，从不敢去碰鲁迅。同样道理，新派精英是憎恶“文革”的，但很多精英的口舌常常摆脱不了“文革”的流行词语和常用句式，每到哗众之时，对旧时代的做派、手势、歌曲等等总是不自觉地一次次加以模仿，使之突然复活。事情就是这样，有些对立是虚假的对立，一旦照照语言的镜子，就显示出深层的同构和同质。
    语言是精神之相。一个民族如果出现了下贱的语言潮流，如果一个民族的大报小报都充斥着官腔和流氓腔的语言繁殖，那么必定已病相深重。
    七
    关于西藏，是一个我缺乏知识的话题。但比我更缺乏知识的很多西方人，比我也比西藏人还愿意谈西藏，正在一次次要求中国把它割让——他们说这话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应该把美国还给印第安人，把南非还给黑人，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给原住民，也没打算要求英国放弃北爱尔兰。
    在一九九四年的春天，也许我的结交范围有限，我发觉同行的好些中国人一碰到这个话题就吞吞吐吐，就左右旁顾，就盯着烟头做深思状做叹息状做理解状。也许，出于生计等方面的隐秘原因，他们必须出言谨慎，必须顾及当地主人的脸色。也许，在习惯了日常人与人之间的庸俗之后，他们已经找不到谈论这一类话题的语言，已经不知道如何描述历史和表达公道。在长长的旅程中，我居然只见到一个中国人敢于对此正色，敢于区分什么是正常的讨论，什么是居心可疑的讹诈。这个人平时不大言语，以致我一直对他没有什么印象，常常不觉得他在场。但他突然冒出来，突然用不大流畅的粤式中文说：“不要上西方政客的当。”
    他说：“尊重西藏是一回事，分裂中国的阴谋是另一回事。如果今天是西藏，那么明天就是新疆，是东北，是台湾和香港。”
    他又不说话了，直到离开餐厅，无声地没入夜色。
    我后来才知道，这位先生算不上地道的中国人。他只是祖籍广东，自己为越南籍，然后是澳籍。在他逃离到澳洲之前，红色政权杀了他的父亲和好几位亲人，没收了他家几十公斤黄金。他乘一条渔船在公海和印尼荒岛上漂泊数月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我还知道，他是个与巴黎的演讲厅和话筒无缘的穷人，眼下领着失业救济。这个世界很难听到他的声音。
    八
    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至少不是某些人理解中的民族主义者——虽然这个主义可以成为弱小者的精神盾牌。在我看来，这张盾牌也可以遮掩弱者的腐朽，强者的霸道，遮掩弱者还没有得手的霸道，强者已经初露端倪的腐朽。
    谈主义很容易简单化，摆出一个民族主义的爱国英雄姿态，更是比下馆子还容易的事，尤其是大家口袋里有了些钱的时候。
    我住在海南岛，这里总是满目皆绿，疯野和肥厚的绿色。偶有惊心之艳，是一树树紫荆憋不住了，溢出了遍地的落红。有时还有熟透的椰子在你鼻子前砰然坠地，让某个初上岛的人大惊失色。海南有一句戏谑，说一个椰子砸下来，足以打中三个总经理。这戏说了一种社会现状，一种市场经济的奇观。似乎一夜之间，公司如林，连少女和儿童的节日祝词也是“恭喜发财”。
    大浪淘沙，几起几落，然后我看到有一批人，正在社会的底片上逐渐显影。他们大多年轻，手握巨资却不张扬，暗藏野心却老成和审慎。他们是名楼名车的买主，却已及时地风雅和朴素，比方对走路和家常小菜更有兴趣。他们的目光正在越出国界，进入了经济全球化更宽广的领域，比方染指金融或期货。因此他们往往比外交官更熟悉伦敦或芝加哥的时间，更为清楚英文或法文的各种名称缩写，虽潜行于人海的某一角落，却通过便携电话正追踪着美元的价位，日本财相的病情，海湾战争的进展，巴西的气象预报，波兰的就业率以及七国峰会半个小时前的争议……以便决策自己今天下单的时机和方向。多少年前革命领袖对红卫兵“胸怀世界”的号召，在今天这些人没有硝烟和流血的电脑荧屏上，喜剧般地得以实现。
    有些西方政治家曾像高龄产妇一般，期待着这个阶层在中国的临盆和成长。奇怪的是，恰恰是这些人可能最让西方沮丧。他们不再是情绪化的大学生，凭几部进口电影来梦想异国，他们日益增长的财产更容易决定他们的逻辑和态度。崇洋一夜之间变为仇外，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太难。如果他们正在出口皮鞋，当然会痛恨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如果他们准备去西藏或香港办公司，当然会警惕藏独或港独的游说。他们巨大的购买力，买出了境外的中文热，比方说让香港售货员们争相学习普通话。
    稍微敏感一点的人，都知道事情正在起变化。亨廷顿，哈佛的终身教授，当然也感到了热烘烘中文的压力，终于在一九九三年的《外交》季刊上披上了战袍，强调不同文明之间因差异而引起的冲突，把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视为美国在冷战之后最大的威胁。在同年十二月的哈佛大学一次讲座中，他更把话说白了，提出政治学必言霸权，美国应该联日，拉越，压俄，共同来“围困中国”。
    我对亨廷顿没有什么惊奇。我只是惊奇某些国人的微妙反应。他们连忙去引经据典，向教授发出哀哀怨怨的表白。比方首先与阿拉伯坚决划清界限，称“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冲突的分析尚能站住脚”；或者再打一个小报告，向亨廷顿举报俄国，断言只有“东正教文明会成为反西方文明的最主要挑战者”。这种无聊的乞讨和挑唆，竟成为好些精美期刊上的学术。
    他们倒不如一些实业家，能一眼看穿亨廷顿，不过是从经济战车上飞来的一颗哲学炸弹。手里不是冲锋枪而是计算器，身上不是迷彩服而是上班装，桌上不是军事地图而是销售账表，前面不是铁丝网而是“进口限额”、“关税法案”之类所保护着的市场纵深。一场民族之间的经济大战迟早要接火，或者说已经接火。在这场战争中，祖国常常是投资者们的必要掩体。
    从精神上保卫一个民族，就义者总是有限。当民族变成利益符号和利益载体的时候，一切就差不多成了通俗故事，不难激起社会性狂热。不光是烽烟滚滚的波黑、中东、阿富汗、卢旺达正在重新高扬民族的战旗，连加拿大、印度、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美国的夏威夷，也都有要求分治要求散伙的吵吵嚷嚷。“祖国”成了光头党的常用词。“本国优先”是竞选人拉票时不可少的激昂，是最时髦的政治流行色。百分之几的失业率或一块油气田，就可以使人们突然对肤色和母语的差异大惊小怪，突然觉得异族面孔不可容忍，必须恶语相加，拔刀相向。
    国家解体同夫妇离婚一样频繁多见。国家数目在迅猛增加。有人预计，到下世纪初，这个数目可能增加到五百。到那时候，我们将比现在有多得多的边界，多得多的海关，多得多的总统班子和外交纠纷。既然上帝不再出现在裁判席，既然共产主义也不再是理想，那么还有什么可以充当民族的胶黏剂？于是，一个似乎没有任何主义的时代里，民族主义似乎正在成为最后的主义。
    我对此感情复杂。
    九
    “民族”这个词使用得最多的今天，实际上是它的词义日渐空虚的时候。美国就很难说是一个民族。它包括唐人街、韩国城、小东京、犹太区、意大利街、墨西哥街等等。操西班牙语的果农、操挪威语的麦农、祖籍在波兰的矿工、哈勒姆区的黑人老太，还有印第安保留区载歌载舞的男女……这全都是美国，也几乎是世界。在一九九〇年的调查中，美国人中每八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异族混血的产物，牵连到至少两种以上的血统以及文化根源。这个越来越“杂种”的美国，只好用爱国主义来置换民族主义。
    国界的意义也越来越引人生疑。前苏联的核电站事故，污染了境外好几个国家。日本的酸雨，则可能来自中国和东南亚。废毒气体对地球臭氧层的侵蚀，受害者将不是哪一个国家或哪几个国家，而是整个星球。事情不仅仅如此，在今天，任何一个单独的民族，也无法解决信息电子化、跨国公司、国际毒品贸易等难题。正在延伸的航线和高速公路，网捕着任何一片僻地和宁静，把人们一批又一批抛上旅途，进入移民的身份和心理，进入文化的交融杂汇。世界越来越小，电视机使我们都成了世界的前排观众，时时直面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不把这个世界当作一按键钮就挥之即去的东西，不过是在几十个频道间跳来跳去的东西，你就完全应当采用比“民族”更为宽广的视角。民族是昨天的长长留影。它特定的地貌，特定的面容、着装以及歌谣，一幅幅诗意图景正在远去和模糊。不管我们愿不愿意，现代移民们已经不再有旧时的山长水远，不再有牵动愁肠的驿路遥遥。电话和飞机票，正在使故土和故人随时可至，就像附近某个加油站或杂货店，无法积累和强化游子的激情。长别离既已不长，长相忆也就无所可忆。更重要的是，当工业文明覆盖全球，故乡与祖国便在我们身后悄悄变质。不管在什么地方，到处都在建水泥楼，到处都在跳恰恰舞，到处都在喝可口可乐，到处都在推销着日本或美国的汽车。照这样下去，所有的地貌模仿出同一的景观，你思念的故乡与别人的故乡差不多没有两样；你忠诚的祖国与别人的祖国也差不多没有两样。那么这种思念和忠诚还有多少意义？还如何着落？
    近些年来，我每一次回到湖南老家，都加深了这样的感觉，不免有一些怅然。哪怕是在一个偏僻的山寨，我听到立体音响里轰轰扑来的，不是记忆中的唢呐和山歌，而是我在海南、香港，在美洲和欧洲都听到的电子流行音乐。这样的故乡，我的后代还能不能把它与其他旅游地给予区别？还能不能在其中寄寓特有的情感？
    民族感已经在大量失去它的形象性，它的美学依据。
    根系昨天的，唯有语言。是一种倔头倔脑的火辣辣方言，突然击中你的某一块记忆，使你禁不住在人流中回过头来，把陌生的说话者寻找。语言是如此奇怪，保持着区位的恒定。有时候一个县，一个乡，特殊的方言在其他语言的团团包围之中，不管历经多少世纪，不管经历多少混血、教化、经济开发的冲击，仍然不会溃散和动摇。这真是神秘。当一切都行将被汹涌的主流文明无情地整容，当一切地貌、器具、习俗、制度、观念对现代化的抗拒都力不从心，唯有语言可以从历史的深处延伸而来，成为民族最后的指纹、最后的遗产。
    民族似乎仅仅成了这样一种东西：可以被装入录音带，带上它，任何人都永远不会离乡背井。
    欧洲一体化似乎胜利在望。海关、汇率、军事和政治之类的问题都是不难解决的，利益纷争也可望找到合适的安排。绕不过去的最后一道难关，看来只有语言，是各个民族决不会轻易让出的语言权。在m·昆德拉的小说里，一群同去援助柬埔寨的白人激烈内讧，就是因为能听懂英文的法国人坚决不愿说英文，不愿服从英语霸权，情愿忍受太多的麻烦，坚持用多种语言来进行协商。这当然不是小说家的一个噱头。
    近年来的左派文化运动，也把语言视为重要战线。反抗中心，挑战主流，保卫文化多元性，少数激进人士甚至拒读莎士比亚，发誓回归印第安民歌或阿拉伯神话。他们宁愿狭隘也决不卑屈，宁愿孤立也决不背弃。这个运动在美国叫“政治正确”，其英文简称叫pc，与个人电脑的代号同名。
    但我想到它的时候，耳边总是响起另外两个更为响亮的音节“昆塔”。
    血迹未干的昆塔。
    我们回到了前面说过的那一个画面，昆塔宁可被抓回来皮开肉绽地遭受毒打，不惜冒着被吊死的危险，也不接受白人奴隶主给他的英文名字。他留下了一个永远的诘问：这样做值不值？用英文是否就丧失尊严？就不能活下去也不能得到幸福？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他的血是否完全白流？是否只是一种愚蠢一种狭隘一种可悲的自作自受？他因此而承受的所有鞭刑，只配受到后来人哈哈嘲笑？
    在未来的人们看来，他只是保卫一盒录音带的无谓代价？
    十
    有一种表达的困难。
    我说完了。我知道这场演讲对于他们来说很乏味，让人失望。他们目光涣散，东张西望，甚至连连哈欠或者早就起身而去，留下冷冷的空座位。除了最后一排的西蒙——谢谢你一张孩子脸上遥远的笑容给我安慰。
    他们敷衍地鼓了掌，没有提问的兴趣，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好像总算熬过了不可忍耐的停电，现在光明大放，可以好好乐一乐了。他们向那个刚才谈女人内裤的作家微笑，向那个刚才谎称自己一直受迫害的作家请教，请那个出示绣花鞋并且当众流泪的作家去国家电视台接受采访。他们离开我，离开了一个失败者，一件滞销产品。他们希望有趣味的谈资，有印象的表演，有独特性的刺激，观众总是这样的。他们没有必要对乏味客人表示过多的关照和礼貌，更没必要费气力来探究什么方言。
    有一个人甚至眼中透出讥嘲，对我刚才的违拗给予报复：“你是湖南人，毛泽东也是湖南人，请问下一个最伟大的湖南人是谁？——不包括你。”
    “好吧，我听说你也是a大学的毕业生，那么请问a大学下一个最伟大的人是谁？包括你可以，不包括你也可以。”
    他克制地笑笑，把不甘罢休的目光暂时落入纸咖啡杯。
    我必须这样回答，还击这一类无聊的挑衅——不管他是大报记者，还是学院院长、出版商、文学大奖的评委。这种来自东方的不恭，当然更令他们不快。
    我再一次失败，这几乎在意料之中。我苦于缺少更多的故事和才情，至少缺少语言的机灵，来挽救败局。我得承认自己的平庸和笨拙。这没有什么。我宁可暴露自己的平庸和笨拙，也不愿意哗众表演，比方掏出一只可疑的绣花鞋。我甚至不会玩一次仇外的偏激，宣布自己就是国粹派，就是看不起他妈的西方，就是仇恨莎士比亚以及一切白人文学的霸权——那样也容易，至少是一种极致，一种风头，一种未必得到赞同但至少可引人注目的惊险节目。经验证明，很多西方人宁愿遭遇敌手，也不愿意承受乏味。
    我不能这样说。因为这不符合事实。我是读过莎士比亚的，是喜欢欧洲文学的——从我在乡下的知青户开始。那时我和同学们在下乡前偷袭了学校图书馆，胡乱偷了一些书，来打发乡下阴暗的雨季。
    那个美丽的语言世界让我永远怀念。
    我终于明白，语言也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无论是莎士比亚还是别的什么，都承载和沉积着人的经验，人的思维和情感，推动了人脑的发育和进化，完成了人群的联系和组织，使人具有人性。作为先民的遗赠，语言守护着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可能，也担当着人类文化共同性的可能，使人们得以在差异中融合，在交汇中殊行。
    我们接受了过于复杂和零碎的地图，我们的肉体分泌出彼此相违的利欲，唯有真理的声音，一种高远澄明嘹亮的精神，可以跨过国境，穿越不同的肤色和发色，为全人类彼此相同的心灵所倾听——如果心灵和心灵都还醒着。
    即使面对空空如也的座位，我也仍然这样说。
    十一
    地球并不算太大，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一个人走出县，走出省，当然也可走出国，可以爱其他的国家。正像我们不可想象黑人都留在非洲，白人都守住欧洲。我在国外的一些朋友，常常并不比国内的朋友离我更远——无论是地理的距离还是心理的距离，那么也就无须大惊小怪。
    区别其实只有那么一点：你是否还有同情和热爱——在热爱远方的土地之前，你是否热爱脚下的土地？我们从脚下的土地开始了一切。我不得不一次次回望身后，一次次从陌生中寻找熟悉，让遥远的山脊在我的目光中放大成无限往事。人可以另外选择居地，但没法重新选择生命之源，即便这里有许多你无法忍受的东西，即便这块土地曾经被太多人口和太多灾难压榨得疲惫不堪气喘吁吁，如同一张磨损日久的黑白照片。你没法重新选择父辈，他们的脸上隐藏着你的容貌，身上散发出你熟悉的气息，就埋葬在这张黑白照片里。你没法重新选择童年或少年，一只口哨，一个铁环，一个打兔草的竹篮，或者一盏雨夜里瓜棚的孤灯，都先后遗失在这张黑白照片里——也许更重要的是，这里到处隐伏和流动着你的母语，你的心灵之血，如果你曾经用这种语言说过最动情的心事，最欢乐和最辛酸的体验，最聪明和最荒唐的见解，你就再也不可能与它分离。
    这样的人，也是远方黑压压的那些你陌生的人。
    199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