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向人的还原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97年《天涯》杂志。
    以前只听说过“文学是人学”，似乎其他学问就与人没有什么关系。这一点当然大可怀疑。
    世界上存在过没有角色的演出么？存在过人不在场的主义么？有一个美国学者库恩（thomas sammual kuhn），是研究自然科学史的。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里，发现日心说取代地心说，广义相对论取代牛顿引力论，如此等等，并非仅仅取决于客观逻辑过程——当时的新理论并不比旧理论多一些实证根据。事实上，科学革命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整个社会文化心理环境的变化，甚至受制于科学家的个人经历和个性因素。
    这样，他把科学的革命归因于人心演变，差不多就是把科学也当成了“人学”或半个“人学”。既如此，与人、人性、人生血缘更为亲近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还有什么理由目中无“人”和笔下无“人”？社会科学是一种又一种抽象，具体地说，是对一些大活人身上某些现象的抽象。但抽象的同义语也就是不同程度的简化，就是去象而得义、去义而得言、去小言得大言的不断简化过程。比如把中国的痞子、西方的痞子、古代的痞子、现代的痞子、学术的痞子、市井的痞子、盗亦有道的痞子、穷凶极恶的痞子……统统拿来取同而去异，抽象出一个“痞子主义”或“玩世主义”或“虚无主义”。在近年来文化界有关讨论中，有人以此来指涉一切反道统、反体制的文化态度，于是我们便常常听到所谓“痞子”的合理性。有些人的立论是：与专制主义比较而言，两害相权取其轻，我们宁要痞子不要贪官；我们并不赞成痞子，但所谓痞子们对极“左”的颠覆和瓦解作用却不可否定。
    这种说法也许不无学理价值，不乏一定的现实根据。可惜的是，一旦把主义还原为人，“痞子主义”这个笼统的概念就大而无当，不大管用了。一旦我们到九十年代中国随便嗅一嗅，随便瞥一眼，就可以发现九十年代不是八十年代，更不是以前老一辈的年代，就可以发现今天现实中大凡痞子，既与贪官有所区别，但更多时候又与贪官是一回事而不是两回事。在这种情况下，所谓“两害相权”云云纯属书生们的虚构。
    今天的痞子已经不大有草寇罗宾汉和窃贼时迁的道义（他们非利而不为），也少有美国嬉皮士们的边缘性（他们正在或已经学会了走门子攀上官家）。在专制主义遗毒犹存的社会土壤里，痞子和贪官的作恶，在大多数情况下离不开相互勾结，利益上有惊人的一致性；而且俗称“官匪一家”更体现于他们文化心理上的同质：一个没有流氓心态的官员决不会成为贪官，一个没有贪官心态的平民也决不会成为流氓。贪官只不过是在朝的流氓，流氓不过是在野的贪官。如此而已。
    一个欲“痞”心切的青年曾公开宣称：“要是现在‘四人帮’上台，我肯定要投靠上去！”在这一类可爱的坦白面前，所谓痞子/贪官的二元对立论，所谓二元格局里孰高孰低的百般计较，有多少现实依据可言？有多少学问的智慧可言？
    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是所谓世俗主义。世俗主义的传统内涵，来源于欧洲几个世纪以前世俗社会对宗教专制的反抗，恰恰是人文精神的题中之义，闪耀着启蒙的光辉，是今人值得借鉴的思想遗产之一。针对中国“文革”对人性的禁锢，重新肯定世俗人生以及人的正当欲望，也是社会走向进步和开明的重要标志。但如果以世俗主义来打杀人文精神，来讥嘲道义、理想以及知识分子的精神承担，这就好比自己同自己的影子大打出手决一死战，学理上的逻辑混乱已让人生疑。把主义还原成人以后，更可看得几分明白：在今天的现实里哪有什么老少咸宜奸忠共享的“世俗”！以权谋私是“世俗”，打工谋生也是“世俗”；车匪路霸是“世俗”，守法经商也是“世俗”；嫖娼纳妾是“世俗”，谈情说爱也是“世俗”；弄虚作假尔虞我诈是“世俗”，勤奋工作发明创造也是“世俗”……一句话，有掠夺者的“世俗”，也有劳动者的“世俗”，不可混为一谈。提倡道义、理想以及知识分子的精神承担，正是要抗击前一种有害社会亦即有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小“世俗”，而保护后一些有利于社会亦即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世俗”，这一道理难道还需要费尽口舌地反复唠叨吗？还有什么特别费解之处似乎须有博士或博士后的文凭才能明了吗？
    可以设想，在一个连道义原则和精神尺度都在知识分子眼里被视为羞耻、禁忌、废物的社会里，在一个无序状态因此而愈演愈烈的社会里，堂皇而笼统的“世俗”论会遮蔽什么？社会权力和利益的分配结果，将会有利于广大劳动者，还是将有利于少数掠夺者？
    劳动者与掠夺者云云，这样原则上说说，比笼统的“世俗”论多了几分清醒，但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有关学理即使到了这一步仍会有隔靴之虞。是的，把掠夺者与劳动者两分，是一种必要而有益的抽象。然而在今天的现实情境里，如此抽象两分的事物，在很多人那里常常兼备于一身——这也是我们并不少见的现实经验。所谓“掠夺”，所谓“抢”，是以权谋利的俗称。贪官如王宝森者流的“抢”，当然很好理解。但一个普通教师也是可以“抢”的，比如乱收学费并且索要学生家长厚礼——虽然他在另一方面却是辛辛苦苦的劳动者，甚至被医院里的什么人“抢”过。一个普通的个体摊贩也是可以“抢”的，比如造假贩假并买通监管人员而逍遥法外——虽然他在另一些方面也可能是一个守纪守法的劳动者，甚至被供电部门、交通部门的什么人“抢”过。权有大小之分，恶有重轻之别。这是事情的一方面。但抽象两分的事物，在大活人们那里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腐败现象的义愤指责，常常掩藏着内心深处的羡慕。对社会公道的热情呼唤，又常常不过是最虚无、最实惠、最虚伪地将其为我所用以售其私。很多劳动者一有掠夺的机会并不心慈手软，而很多掠夺者在掠夺之外也常常有劳动的酸甜苦辣。
    这是九十年代中国的重要国情的另一面。
    把人分成左、中、右的方法并非时时都有合理性。社会之善，不仅仅是指标准善人，而是指大多数人善心善行的一面；社会之恶，不仅仅是指标准恶人，而是指大多数人恶心恶行的一面。如果只是在书本上改造社会，把学理上的概念两分构想为现实中的队列两分，进而把抗击掠夺的正义仅仅理解为“阶级斗争”，虽然可能打掉几个贪官，大快人心于一时，缓解社会矛盾于一时，但治标并不能治本，除病并不能断根，仍然可能留下无数贪官再生的后患。这是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经验教训所在。
    主义还原到人之前，主义是满好论（抡）的，落到具体的人身上，情形就十分复杂了，问题也就丛生不绝了。
    半个世纪以前，中国人为了自救引入了各种各样的主义，只有在一批革命者清理了教条束缚之后，真正认清了中国的国情之后，才有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才获得了翻天覆地的成功。自那以后，半个世纪以后的中国，“立国、立人”（鲁迅语）的任务仍未完成。可以相信，这片土地上的很多知识分子，眼下正在再一次面临着如何有效利用各种思想资源的问题，面临着如何克服教条混战而成为一个实践者的问题，面临着在实践中获得把握问题、解决问题的学术智慧的问题。要谈主义，更要谈问题，要把主义从天上请到地上，在不断问题化的过程中变成有血有肉的真知。
    毫无疑问，人是一切问题的问题，是最大、最深刻的国情。主义如不能向人还原，就只能永远是华丽的文字游戏。
    199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