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与信心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2012年《传记文学》杂志。
    时间：二〇一二年一月
    地点：海口泰德酒店“韩少功文学写作与当代思想研讨会”
    这两天听了很多人的发言，心里很感激。活了这么多年，我到这年纪已经有点毛深皮厚，自以为听好话不会晕头，听坏话也不会上火。有些意见我得再想想，慢慢消化，吸收大家的智慧。
    有些朋友以为韩老师狡猾，干什么事都深谋远虑。其实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多面手，又写作、又翻译、又编辑什么的，其实事情的原因很简单，对于我来说，小说不是天天写得出来的，不是天天有写的，写不出的时候总得干点别的事情吧？又有人说，老韩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很像一个战士，现在的写作中怎么多了不少暧昧、模糊、徘徊？怎么不再碰触敏感的热点问题？这话说得不假，至少在某一个层面上是事实。但这与深谋远虑无关，却是我心存困惑、甚至纠结的自然结果。在八十年代，我还是个年轻人，总觉得事情很简单，要改革，要民主，要市场，要现代化……对不对呢？现在看来也仍然是对。不过，如果我们把目光看得更深远一点，也许会发现八十年代以来的战斗也好，批评也好，在眼下遇到了很多障碍，进入了一个陌生的深水区。敌人的面目和方位已不太清楚，甚至自己可能就是敌人。
    这里需要说到两点：
    第一个问题，通俗地说：心坏了。这不光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不光是压迫者的问题，也是受压迫者的问题。我们有一个深重的道德危机，主要表现为价值观的真空状态。包括我们自己，有时候可以扪心自问：我愿意做一个好人吗？准备好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准备好到当年的白求恩那样？或者说我愿做一个坏人吗？准备坏到什么程度？当犹大，当希特勒，是不是心一横也可以当了，没什么了不起？这个是莎士比亚式的问题，做，还是不做。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一直是暧昧的、躲闪的，或者不敢逼问自己。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这个时代里没有多少人愿意当好人，那么捣乱、造反、革命，会不会只是一种简单的改朝换代？会不会只是赌场上的赢家换人，这个赌场的游戏规则却被我们继续延续下去，被大家永远所认同？如果反抗者只是为了成为新的统治者，那么这种战斗的意义是不是在变味？
    第二个问题，通俗地说，是说脑子坏了。换一种说法，就是我以为眼下存在着一种知识危机，不光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不光是压迫者的问题，也是受压迫者的问题。孔见刚才评价我的两本书，他的说法很对我心。他说《马桥词典》是力图对公共语言进行一种清理，《暗示》更进一步，力图对语言本身进行一种清理。我一直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是：语言所推动、所构造、所表达的知识是不是可靠？会不会正在把我们引向一种歧途？韩毓海关于货币和语言的比喻，我很赞成。语言与事实的分离，确实就像货币与价值的分离，是当前一个普遍的现象，也就是我说过的语言的“空心化”危机。于是出现了书本的左派对抗书本的右派，泡沫化的激进对抗泡沫化的保守，对抗得很热闹，但可能都与复杂而丰富的社会实践相去甚远，完全脱离实际。真理从来不是精英的专利。事实恰恰是，工人们和农民们从来不极端，各种极端主义的荒唐从来都是一些读书人折腾出来的。我在《暗示》里，曾经特别不暧昧的、不模糊地、不徘徊地猛烈批判了当今的教育制度和知识、文化、学术体制，就是基于这一考虑。这种批判得不到多少喝彩，是另外一回事。我只是担心一种院校派的、高学历的、精英化的知识生产，正在把我们的战斗引向一种代价高昂的胡闹，幻象化的自欺欺人。
    这就牵涉到“文革”。批判“文革”，否定“文革”，我是非常赞成的。但我们在批判和否定的时候有两个误区。第一是把“文革”的道德假象当成了道德，于是否定“文革”似乎就必须把道德打掉，搞一个去道德化运动。这个逻辑显然是混乱的：如果我们觉得“文革”太道德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求在“文革”中做坏事的人做道德忏悔？既然我们要去道德，为什么要求我们的对手倒是一定要讲道德？第二，是把“文革”对知识的毁灭，仅仅当作书本和学历的蒙难，于是“文革”后的重建知识权威，就成了高学历挂帅，知识生产重新精英化，甚至很多知识分子把以前与工人、农民、士兵打交道的经历，看作一种屈辱，一种苦难，一种蒙昧。这样，一个是去道德化，一个是去实践化，对“文革”的批判就是这样滑向歧途。这也许就是当前“心坏了”和“脑坏了”的重要前提和直接原因之一。
    一个是道德危机，一个是知识危机——如果我们不把这两个定时炸弹给清理掉，我们的战斗会变成一个什么？我们大胆介入热点，甚至写出几个文学原子弹，会不会不但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反而会把我们的问题变得更大？会不会不但不能给老百姓带来一些福祉，反而给老百姓带来更大的灾难？在这些方面，我确实困惑，没有想清楚，因此经常有写作的停顿和犹疑。
    大家还说到了“左”与“右”。我是“文革”的过来人，经历了家破人亡，看到了更多比我家庭还惨的人和事。不光是中国，还有前苏联、朝鲜、柬埔寨……发生这么多的事情，怎么能说是一个简单和偶然的失误？这当然需要深刻反省。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就没问题吗？从殖民主义，到两次世界大战，到最近欧美的金融危机……只要稍稍诚实地面对事实，就不必相信另一种神话。我以为，一个为中国穷人抱不平的人，也得为美国的穷人抱不平，这样的右派才靠谱。反过来说也一样，一个为美国穷人抱不平的人，也要为中国的穷人抱不平，这样的左派才像话。
    前一段，我上网看了一下，发现中国的左派不是一个，是好多个，自己内部也在开打。右派也不是一种，有好多种，也在内部互相掐架。情况特别复杂。但就大体的词义约定而言，“左”是指社会主义，“右”是指资本主义。有意思的是，这两种主义不但互相斗争，很多时候也互相造就，互相强化。这就是说，所谓“左”常常是“右”成就的，“右”又常常是“左”助产的，二者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比方说，“文革”的前夕，一九六五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支持印度尼西亚的右派发动政变，据后来一些西方调查机构的统计，大概屠杀了两百万左翼人士。这种恐怖，从某种意义上催产了中国的“文革”恐怖，使中国“阶级斗争”“反帝反修”的神经高度绷紧。在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文革”那么多人权灾难，没有知识分子群体对红色时代的满肚子苦水，以及出于人之常情的怨恨，中国九十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神话是否会少一点狂热和偏执？中国知识群体主流对西方的崇拜，远远超过了印度、俄国、巴西、南非等国家的同行，但这种国情是怎么形成的？是否正是“文革”的自然反弹？
    左中有右，右中有左。左的错误能生右，右的错误能生左。如果缺乏小心的辨析和准确的控制，极左和极右甚至在某些问题上会变成了一家人。正是考虑到这些复杂的情况，在我九十年代以来的写作中，确实出现了不少模糊、犹豫、谨慎、左右两难，多条战线应战，批判指向不再简明和单一，让很多朋友不大满意了。我对此表示歉意。在办《天涯》的时候，我们尽量发出多种声音，包括自由主义大牌人物也来发表过不少文章。但《天涯》并不是无立场，不是左右逢源和到处讨好。韩毓海说《天涯》最先提出“科学发展观”，是过誉了，但讨论贫困问题、三农问题、环境与资源问题等，反对教育、医疗的市场化等，《天涯》从来没有犹豫过和模糊过。如果说这就是“新左”，《天涯》也只能坦然接受。这样做其实并不讨好，九十年代就有一位大人物点名批评我们，其罪名就是我们杂志使用了“弱势群体”这个词，被认为是给社会抹黑，违反了宣传纪律。当然，现在这个词已经不那么敏感了，但当时几篇文章就差一点演化成为主编去职的严重事件，却是事实。
    我不是理论家，也没有太多兴趣读理论，不过是喜欢对自己所遇到的问题做一点思考和表达。在一些人认为利益至上的时代，认真的思考似乎有点傻，有点out。《天涯》没法实现畅销，甚至读者还在一点点减少。这没有办法，几乎没有办法。思考者的一切努力，包括政治斗争，都是为了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而美好的社会就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的社会，但一旦到了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的时候，思想似乎就只能退场了，甚至必须滚蛋了。在危机与灾难到来之前，社会需要一种幸福的沉睡，一种安乐的梦乡，需要娱乐，需要开心，不需要刺耳的声音。想一想，那些把读书当作吃药的孩子，难道不值得同情和理解？你们逼着他读鲁迅，逼着他读托尔斯泰，但他为什么要读？他不愁吃饭，不愁穿衣，家里有父母可啃，凭什么要折腾那些艰深和沉重的话题？凭什么不能去热爱更爽的电子游戏？当然，事情会继续发展，危机和灾难会使社会产生对精神、文化、思想的渴求，会重新呼唤真理，重新呼唤英雄，重新呼唤坚定的行动，但我们不能站在职业利益的立场上，比如，为了让我们的声音得到更多的关注，就希望社会多一点灾难，早一点陷入危机——那样做当然也很不道德。这里，也许有一个我更大的困惑。我会心情非常复杂地祝福中国人民越来越幸福，祝福全世界人民越来越幸福，但我知道这种幸福的世界一定是平庸的世界，就像一个少见疾病的时代，必定是良医迅速减少的时代。
    眼下，在中东，在非洲，在南亚和中亚，几乎天天出现人肉炸弹，很多地方都在流血。我相信那里的人民对真理特别地渴求，希望有更好的理论和文学，使他们知道该如何行动。至于中国，说一句关起门来说的话，如果现代化建设大体顺利，如果中国人都成功地富裕起来，我们在座的恐怕没有多少好日子——我的意思不是说大家缺吃少穿，而是指大家可能无所作为。在所谓“娱乐至死”的强大浪潮面前，我们得认命，得忍受读者一批批地离去。当然，这不会是历史的终点。人类的末日肯定不是明年的二〇一二年。我曾经在这一点上问答过记者的问题。我说，我近期不乐观，长期不悲观。我认为我们的一切努力仍然是有意义的，甚至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一个幸福亦即平庸的时代，不可避免地将会滑向危机和灾难，那么，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可以准备很多思考，准备很多的理论和文学，就像老鼠挖洞准备粮食一样，以备未来之需。一种良好的文化准备，也许能使全社会将来对危机和灾难的反应，使全社会大规模的行动，更多一些建设性。有建设性和无建设性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前者能避免以暴易暴，避免一种黑暗代替另一种黑暗，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和循环。因此，这种文化准备的意义，不在于眼下市场的畅销或者权力的奖赏，而在于未来的读者，在于我们对真理的信心。
    刚才很多人说，老韩在海南也做了一点事情，对我给予了热情的鼓励。我非常感谢你们，也非常感谢同事们一路走来的支持和帮助。其实我并不觉得我做的这些事有什么成效。《海南纪实》曾发行到一百二十万册，《天涯》改版将近一百期，我前后推出十几本书，这一切改变了中国吗？改变了中国的万分之一吗？可能根本没有。但这可能不是什么问题。我在中年以后，已经觉得自己有点没心没肺——这里的意思是，一个人如果不再在乎成果，不再在乎得失和毁誉，就有了金刚不坏之身，就会有一往无前之力，干什么都会高高兴兴。这就是我以前说过的：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我确实很享受在海南这二十多年的过程，哪怕我为编辑一篇文章花掉一整天的时间，哪怕为此忙得我打出十几个电话，我也觉得十分高兴。哪怕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没有什么反响，或者只是影响了两三个人，二三十个人，也足以让我喜出望外。事情的关键，是我觉得这件事有意义，有趣味，值得去做。剩下的一切就不再成为问题。
    我有点虚无，但不是彻底的虚无主义者，只是相信，对结果的适度虚无，或者说适度超脱，恰恰是顽强和热情的来源，能使自己少受伤，少颓唐，少抱怨。比方说，今年二月，海南省的文联、作协换届，我准备下台走人，本来写好了一个换届工作报告，用心总结了一下工作，费了不少工夫。但临到开大会，时间有点紧，报告没宣读，估计大多数代表也没怎么看。但没用上就没用上，无所谓呵。以这样一种心情，我一点都不后悔自己的白忙活，一点也不妨碍我兴致勃勃地开会。就算我一个人给自己偷偷地做了一场报告，有什么不好呢？就像我给自己写小说了，给自己编杂志了，有什么不好呢？
    最后，我特别谢谢大家来参加这次会，而且我知道大家可能有一点中国人的习惯，顾及我的情面，没有狂轰滥炸。但话里听音，我能听出一些潜台词，会认真地考虑大家的意见。当然，考虑意见并不等于我就一定能够做到你们期望的那个样子，因为能力不行，各种各样的原因会牵制我。但我会把你们的批评作为一种鞭策和推动，这是没问题的。
    一个人可能做的事情很少。我这一辈的作家，六十岁左右的，其实大多已进入一种危机状况。创造能量不够了，经验资源和文化资源都不够了，有时强打精神地保持一种产量规模，也只是发挥余热而已。真正的写作像一种恋爱，但老家伙们还能恋多少爱呀？还能再一次激情燃烧吗？好吧，让我再尝试一本书，或者两本书。能亮出多大一点火花，天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