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迹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87年《钟山》，后收入小说集《北门口预言》，已译成法文。
    山民们把一种直立动物叫毛公，也叫熊罢——“罢”是“罴”的误读吧？或者是字典上错了，“罴”是“罢”的讹传？
    听他们这样说的时候，我心里难免疑惑。
    照山民们的描述，熊罴不是狗熊，不是马熊，走起路来像人，门长树大，手臂很长，常常用爪尖抓破树皮，取出树膏涂满自己一身，日长月久，结成硬壳，大概可用来防寒。这种野物不知有什么乐事，喜欢哈哈大笑，尤其是遇到人的时候，两只前爪紧紧掐住人的双臂，然后伸出红鲜鲜的舌头仰天长笑，高兴够了，才从容腾出一只爪子，向你的面孔遮天盖地而来——攫取你的眼珠。
    山里多熊罴，自然也多出许多戮杀熊罴的技艺。人们说，熊罴有时撞进寨子，坐在门槛上玩耍。根据他这一爱好，你可以打制一个木头夹套，用木杈撑开，装在门槛上。熊罴来了见此奇怪家伙必然生气，必然好奇，常常会去捏拿捉弄。一旦杈倒，粗大的夹木忽然紧合，正夹手足或生殖器，悲号处必有鲜血淋漓。只是你去收熊罴时须记得用米潲水洗地，免得它的同伙循着气味来报复。有一次庆老倌就是忘记了这一点，结果十几只熊罴嗅到了血迹，悲愤欲绝，号啕不已，把庆老倌一家三口满门抄斩，连他的灶台也被捣毁了，水缸也被打破了，晒在门口的衣服全被撕成碎片。
    自然，还有一种更见心机的灭熊之法。人们挑上两桶掺有烈酒的糟酒，起风时顺风挑进山去，让酒香飘入山林。熊罴最嗜糟酒，见人不多，便会出来打劫。它照例会抓住人的双臂仰天大笑。只是猎人的双臂早已套上竹筒，乘对方仰天极乐的当口，双手从竹筒中抽出，取出钩刀，猛刺对方胸脯。这种钩刀无须刺得很深，因为钩刀的两刃都有齿形倒刺，刺进皮肉以后，易进不易退。熊罴抓住刀顶越拔越痛，只得反退为进，最后越摇越深，直扎得自己血浆喷溅，差不多是以全身气力和全部愤怒把自己扎死……多少年来，人们借用这种狠毒伎俩，目睹了一头头笑如人貌的野物，如何焦躁和凶猛地自绝。
    如果搏杀中发生意外，没把熊罴刺死，那也不打紧。人们只需记得逃跑时要就低不就高，顺着坡势往下跑就会比较安全。其中的原因，是熊罴上山快而下山慢，头上的毛发太长，老是在眼前荡来荡去，遮挡了它的视线。它下行时不得不用前爪撩拨头发，拨到三五下，七八下，白白浪费时间，只能听让狡猾的猎手逃之夭夭。
    这些年来，熊罴已经少见了。这次我们野生动物考察组没有带糟酒，却带上了照相机和从派出所借来的高压电棒，跑了好几片林子，未见到熊罴的踪影。在一片包谷地里，发现了一些吃剩的包谷棒子，还有三两个模糊不清的脚印窝子，似乎是山猪的。但山猪蹄子没那么长，那么大，所以也可能是熊罴的，或者是人的。
    我们循着一条小径进了寨子。这里多吊脚楼，多腌罈和多狗吠。山民表面上并不热乎，见远客来了，不太说话，而且砌墙的砌墙，犁地的犁地，一张张黄脸转瞬即逝，甚至无人上来递烟和请坐。但到吃饭的时候，要是家中没什么好菜，当家汉子二话不说就去了屋后。一声号叫传来，必是放倒了一只羊。
    吃完了酒肉，更多的铜色的面孔围拢来，遮去了门外那块天空。他们好奇地打量我们的眼镜、照相机以及高压电棒，还有某位同伴的大胡子，问山外的竹木是什么价，问供销社到了柴油没有——似乎凡进山的人都悉知供销社的行情。他们又问我们收不收购猴子——据说他们前不久捉了一只猴，那畜生在笼里哀哀地哭了好几天，只是一见女人就活蹦乱跳，胯下还溅出一些不知羞耻的东西。
    我有些困倦了，为了用不停的谈话来撑住眼皮，无意中问起对门岭上的一个山洞，问洞里为何有几块熏黑的石头。
    “那是大脑壳。”
    “大脑壳是谁？”
    他们笑了。不知是谁又说了句什么，他们笑得更厉害，声浪使一位母亲怀里的孩子受惊，松开奶头开始大哭。
    “大脑壳是你们寨子的？”
    “莫是，下边的。”
    “他住在山上干什么？”
    他们又笑了。
    看来他们有些事不愿意说。
    直到夜里，在我一再追问之下，一位老阿公才说出了事情原委。这位老人瘦精精，悬吊吊的裤脚下，脚踝有些红亮粗肿，脚杆与脚板构成了僵硬直角。松弛的面皮往下滑落，被瘪瘪的嘴腔接住了，顶住了，只是嘴唇顶得太吃力，便弯曲如弓，紧密地抿着。
    据他说，大脑壳是一个后生，娘死得早，只有个爹，成天跟着爹在山上打岩头——也就是石匠打石头。他脑壳长得大，形如倒立葫芦，人家就经常叫他大脑壳，反而不大记得他的尊姓大名。他不怎么讲话，也热心给人帮忙，哪家要砌屋，哪家要杀猪，都喜欢叫他当下手。他忙完了来吃饭，不要鱼不要肉，只是喜欢吃辣椒，常常半碗辣椒半碗饭，吃得嘴巴红红的，全身冒大汗。日子一久，人们又叫他辣椒娃。
    他爹是个很要面子的人。有一次做上门功夫，给一个富人打磨子，已经差不多打好了，忽听得主人说丢了一个手电筒，还怀疑是大脑壳拿走的。他爹大怒，说他家上下十二代人，在这里做人从来都是当当响，从不乱拿人家一根草，今天怎么碰上一条疯狗子咬人？他把主人大骂一通，一锤子砸碎石磨，扬长而去。
    这家院门前的石狮子，还有石门框，都出自他爹的手。因此临走之前，他爹还觉得不顺眼，咣咣咣咣，把这些石头统统砸碎，情愿退还多年前的工钱和料钱。
    回到家里，他爹也不问大脑壳，只是到第二天早晨，发现竹篓子里关着十几只蛤蟆，才脸上渐生疑色。他叫来儿子，问大脑壳夜里如何叉得蛤蟆，问对方是否拿了别人的手电筒。
    大脑壳脸色转白，没吭气，居然点了点头。
    爹爹气得差点当场晕倒，被儿子扶起来，睁开眼，一巴掌，打得大脑壳猫样地叫了一声，轻飘飘飞出了门槛。
    你去死！岩匠这样骂道。
    你不要再让我看见！这话也说得恩断义绝。
    大脑壳没吭声，摸着脸，走了。
    寨子里的人好几天不见大脑壳，便四处找他。以为他去了舅舅家，以为他跳了河，以为他上了吊，但找来找去还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大概半年之后，有人在山上看见他了。开始以为是看见了熊罴，后来发现他身上虽然多毛，但还挂一块破布，脑壳有倒立葫芦的形状，这才觉得有点不对劲：那不是大脑壳吧？
    人们向他喊话，他有点吃惊，拔腿就跑，一溜烟就不见了。这以后，打猎的，砍柴的，寻草药的，看见他的人就更多。有时候还发现他的脚印和粪便，与山猪和熊罴留下的不大一样。他们回来说，大脑壳在山上搭了个窝棚，有时也在岩洞里睡，浑身披着长毛，而且毛色渐渐转红，活脱脱一个传说中的红毛野人。他头发长得齐胸，已经不会讲话了，只会哇哇哇乱叫，见人靠近他的窝棚或岩洞就射石块，做出龇牙咧嘴的凶恶样子。很奇怪的是，他与树根树枝很是过不去，走路时看见暴出地面的树根，一定要拔出来，再继续走。爬到树上去摘杨梅板栗什么的，也总要把手边的树枝都折光，落在地上厚厚的一层。你只要看见路上有杂乱的树枝树根，就知道他到过这里了。
    他有时下到靠山田来抓泥鳅或捉鱼虾。薅禾的妇女们远远看见他，笑他赤身裸体。他似乎也懂，会扯两片芭蕉叶在腰间一缠，遮住自己的下体。
    大家去劝他爹，要他上山去把大脑壳劝回来。他爹闷声闷气，任人家说天说地，只有一句话：“我没有这个儿！”
    说得他烦了，他还会操起竹扫把，把说客们统统赶出门去。“我给狗当爹，给猪当爹，给老鼠臭虫当爹，也不给他当爹！”
    大家再也不敢上他的门。
    冬天来了，大概山上野食少了，大脑壳也偶然出现在墟场上，一身红毛吓得人们大喊大叫，撂下担子忘命逃跑，以为来了熊罴或者山鬼。知道他不是熊罴，更不是鬼，是远近有名大岩匠的儿子，一些好事之徒去捉他，拿绳索去绹他。但一个个哪里是他的敌手？他不知在山上吃了些什么，手臂粗若大木，皮肤糙过牛皮，一声号叫之下，后生被他左一个右一个统统放倒在地上——有的还哎哎哟哟回去熬草药治伤。从那以后，没有人敢惹他，一见他就如见阎王爷，远远地四散躲开。只有些小娃崽不怕，围着他像看猴戏，跟在后面偷偷摸他的毛，摸他的光屁股。
    他一般来说不理睬娃崽，任他们摸来摸去，只是埋头找他的盐巴、辣椒和肉。他走到哪里，哪里的人就跑光了。因此挑子上的猪肉他想取哪一挂就是哪一挂，摊子上的干辣椒他想抓多少就是多少，一边走就一边吃起来，哪怕生肉也嚼得吱吱响。不过他并不白要，更不是打劫，在哪里取了货，就把事先挑来的柴捆放在哪里，那意思很明白，算是给钱。
    他当然不大会算价，更不知道行市变化，只是以物易物，有个人情的意思。比如说盐巴以前是很金贵的，现在已经大为便宜，但他似乎还是老规矩，一担柴只换一小撮盐巴，每次不会多取。
    好些人可怜他，远远地叫他多取一点，或者打手势告诉他这一点，但他眨眨眼，咕噜咕噜不知说些什么，还是只抠一小撮，走了。
    如果他没挑来柴捆，也必会带来草药或者兽角——据说他从小就懂得几味药，是跟他爹学的。
    看到大脑壳这样子，远近四乡的人都常常叹息，说锤子生钉子，有什么样的爹就有什么样的儿，一家人都这样硬，真是吃铜饭屙铁屎呵。俩父子本来好好的，怎么一辈子就顶在个什么手电筒上呢？不值吧？大家也常拿他来打比方。碰到买卖奸猾的人，就会有人说：“这家伙，还不如大脑壳。”碰到脾气倔犟的人，就会有人说：“这家伙硬是个大脑壳。”或者说：“你打算当大脑壳吧？”
    后来，有一个干部来到寨子里蹲点，听说了大脑壳的事，说只有旧社会把人变成鬼，哪有新社会把人变成兽呢？社会主义是个大家庭，不能让任何人站在外面。在他的安排下，民兵上山去找他，好几次差一点把他抓住，最终还是让他逃脱。到最后，民兵们只好剥了一担棕，织了一张大绳网，在他经常出现的路线上设伏，蹲守了三天三夜，才算是把他网住了。那一次还算及时，因为大脑壳的右脚杆上破了一圈皮，血糊糊的，正在发炎化脓，大概是前不久逃跑时被什么割伤的。要是再晚一步，他得不到及时治疗，一只脚可能就要废了。
    他被民兵们严密看守了一个多月。人们给他治了伤，洗了澡，剪了头发，还他一个稍显人形的眉目。人们还给他新衣新鞋袜，只是他毛深皮厚，已经穿不惯衣服，棉布一上身就烙了他似的，痛得他缩鼻子缩嘴巴大喊大叫，好像要逼他下地狱。直到十多天以后，他才勉强接受了棉布，不再把扣子统统揪掉，不再把布片撕破。靠干部用糖果引诱，靠两个大个子民兵强力压制，他还开始参加劳动，跟着男人们去挑土，抬石头，下粪肥，甚至到镇上送粮谷，只是一见到蚂蚁和蚱蜢就捉，捉了就往嘴里塞，嚼得吧唧吧唧的，让旁人看着要呕。他的一张长毛脸还是吓人，走到墟场的货摊前还是情不自禁地东取一团生肉，西抓一把辣椒，一边走一边咬着吃。行人要是冲着他笑，他也会傻笑。旁人要是同他说话，他只能嗷嗷嗷地乱叫，说不出自己的意思。
    他只是喜欢看写字，对镇上的一张旧标语也可以看上好半天。他也不知道钞票有什么用。他舅妈给了他一点钱，叮嘱他去镇上时不要白吃人家的东西，但他一转背就把两张纸钞撕了，在墙上这里贴一块，那里贴一块。
    更重要的是，他已经没有大小便避人的习惯。往镇上送粮谷的那一天，他扯开裤头就在街上拉屎，吓得女人们尖叫着逃跑。
    蹲点干部说，要让他变成人，还得下工夫。
    教他说话识字的民师已经安排好了，让他重新文明起来的毛巾、牙刷、椅子、桌子、帽子、镜子、书本等也陆续到位。但这一天夜里，天墨墨黑，寨子里的人都睡着了，大脑壳住的那间公屋里突然发出一声大叫，差一点把天震塌。有人惊醒了，把干部和民兵也叫醒，跑到公屋开门一看，只见大脑壳无影无踪。他的衣裤鞋袜倒一件没少，都乱糟糟地丢在地上，摸一摸，还有点体温。他的门被民兵反锁，倒是没有怎么动，但窗栅已经散了架，被砸得稀里哗啦。
    嘿！这家伙，又上山啦？
    人们打着手电筒或举着松明子，上山去找他，但找遍了他以前住过的窝棚或岩洞，也没发现他的人影。到后来，上山的人也不见他的脚印和粪便，更不见他折断的树根树枝。有人说，他可能死了，可能去了别的山区。但不管怎么样，看来他是铁了心不当人了，要他回到寨子里来是很困难了。
    他爹对此事一直没有态度，即算大脑壳被捉回寨子里那两个月，他爹也没去看过他，从不提到他，只是一直做他的岩匠。他年近七旬，还参加修路，架桥，砌屋，建水库。他当劳模得了好多奖状，攒下点钱舍不得用，最后全捐了出来，给中心小学做了几间教室，给镇上建了一座石板桥。
    直到他被野猪咬去了一只脚，成了个残疾，才住到敬老院去养老。人们去帮他搬家的时候，发现他家楼上满是干辣椒，大部分当然已经霉坏，成了黑枯枯的渣粉，一经搅动，就飞出很多飞蛾。大家想起他每年都种一园辣椒，在大脑壳在的时候是这样，在大脑壳不在的时候也是这样，不由得心里都有些不好受。
    但大家在他面前不会说起那个人。
    198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