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女女 注释标题 最初发表于1986年《上海文学》杂志，后收入小说集《诱惑》，已译成英文、法文、西文、韩文、荷文等。
    一
    因为她，我们几乎大叫大喊了一辈子。昨天楼下的阿婆来探头，警告我，说我家厨房的下水道又堵住了，脏水正往她那里渗哩。我大叫一声对不起，惊得她黑眼珠双双对挤。我似乎觉得有点什么不对劲，却无法控制自己，又声震耳鼓地请她坐下来喝茶什么的……结果她终于慌忙把头缩回门外，差不多是逃走。
    唉，我总是叫喊，总是叫喊，总是吓着了别人。在餐桌边，在电话筒前，甚至在街头向妻子低语的时候——尤其当着面皮多皱头发枯白的妇人，我一走神，喉头就嘎的一下憋足了劲，总把日子弄得有点紧张，总以为她们都是幺伯，需要我叫叫喊喊地尊敬或不满。
    其实，她们几乎都不是幺伯。不是。
    幺伯就是幺姑，就是小姑。这是家乡的一种叫法。家乡的女人用男人的称谓，我不知道这究竟是出于尊重还是轻蔑，不知道这是否会弄出些问题。正如我不知道幺姑现在不在我身边这件事，对我将有什么意义。已经有无边无际的两年，世界该平静了，不需要我叫喊了。我怀疑眼下我的听力是不是早已衰退，任何声音已经被我岩层般的耳膜滤得微弱，滤得躲躲闪闪。幺姑莫非也是这样聋的？据说她爹的耳朵也不管用，而祖爹五个兄弟中，也有两个聋子……这真是一个叫叫喊喊得极为辛苦的家族。
    听不见，才叫喊？还是因为叫喊，才听不见呢？
    两年了，世界上还有她遗留下的那双竹筷，用麻线拴着两个头，蒙有一层灰垢，在门后悬挂着，晃荡着，随着门的旋转，不时发出懒洋洋的嗒嗒数声。这就是幺姑永不消逝的声音。记得那一天，我最后一次寻寻常常地冲着她大吼：“你切了手吗？”我赶进厨房，看见她山峰一样弯曲凸出的背脊，软和的耳垂，干枯的白发，还有菜刀下的姜片小金币似的排列——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就是说，没有发现地下有手指头。但刚才我总觉得她喳的一声切了手指。当时我正在隔壁房里读着哲学。
    她惊了一下：“水就快开了。”
    “我是来看看你的手……”
    “嗯，就烧热水，洗手的。”
    聋子会圆话。她敏捷而镇定地猜译我的声音，试探着接上话头，存心要让人觉得这世界还是安排得很有逻辑和条理。我无意纠正她，已经这样习惯了，装得若无其事地回到自己房间里去。
    那声音还在怯怯地继续。已经不是纯粹的喳喳——喳，细听下去，又像有嘎嘎嘎和嘶嘶嘶的声音混在其中。分明不像是切姜片，分明是刀刃把手指头一片片切下来了——有软骨的碎断，有皮肉的撕裂，然后是刀在骨节处被死死地卡住。是的，这只可能是切断手指的声音。她怎么没有痛苦地叫出来呢？突然，那边又大大方方地爆发出咔咔震响，震得门窗都哆哆嗦嗦。我断定她刚才切得顺手，便鼓起了信心，摆开了架势，抡圆了膀子开剁。她正在用菜刀剁着自己的胳膊？剁完了胳膊又开始劈自己的大腿？劈完了大腿又开始猛砍自己的腰身和头颅？……骨屑在飞溅，鲜血在流泻，那热烘烘酽糊糊的血浆一定悠悠然顺着桌腿流到地上，偷偷摸摸爬入走道，被那个塑料桶挡住，转了个弯，然后折向我的房门……
    我绝望地再次猛冲过去，发现——仍然什么事也没有。她不过是弓着背脊，埋头砍着一块老干笋，决心要把那块笋壳子也切到锅里去。
    我也许是有毛病了。
    她瞥见我，慌慌忙忙眨一下眼睛：“开水么？刚灌了瓶，几多好的开水。”
    我刚才根本没有问话，与开水毫不相干。在她的心目中，也许我的很多沉默并不真实。她以为我说过这些或那些话，一直把我幻觉着。不过，她是否幻觉过我也有这种漫不经心的自我屠杀呢？
    曾经给她买过一个助听器。那时候还很不好买，价钱也贵。我拉着她的手钻过好几辆公共汽车，穿过好几条繁忙的街道，去找这种小匣子。她上街特别紧张，干瘦的手总是不自主地要从我的手里挣脱。要是在车上，没有找到空座位，她在乘客中东倒西歪，一到车子起动就会吓得蹲下去，大叫我的乳名，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她没命地伸开双臂四处抓拉，搜寻着椅子、地板、墙壁等任何可以抓拉的东西。有时胡乱揪住旁边一条挺括的西裤，自然会招来裤子上方的咒骂和白眼。横过街道时，她也不顺从我的牵引，朝两头一张望，就会显出毫不必要的慌乱，拉扯着我往前冲或者往后冲，气力大得足使我偏偏欲倒。有时我稍不留神，她就拿出罕见的奔跑姿态，轻巧快捷如青年，朝突如其来的一辆汽车叭叭叭地迎头撞去，像要同它拼个你死我活——那种聋子的自信和固执常使司机们吓得半死。我曾经怯怯地寻思：哪一天她真会丧命于车轮之下的。可怜的幺姑。
    买回了那种小匣子，她却时常扭着眉头埋怨：“毛佗，没得用的。人都老了，还有几年活？空花这些钱做什么？没得用的。”我说怎么会没有用呢，我测试过的，效果不错。然后过去检查那小匣子。果然，不是她没有打开开关，就是音量被她扭在最小的刻度上。“开那么大，费电油（池）呢。”她极不情愿地接受着指导，而且只要我一离开，保准又机灵狡诈地把音量恢复到原状。等到下一次，再来理由十足地重复她的埋怨：“毛佗，没得用的，我说了没得用的。人都老了，还空花些钱做什么呢？你去把它退了，一对电油（池），买得几多豆腐。”
    在她那里，有了豆腐就有了世界的美好，我们全家都是靠豆腐养大的，一个个长得门长树大。
    于是，助听器没有再用，放在她缝制的小小布袋里，深藏于一个当作衣箱的烘箱里。耳塞上有一圈浅浅的污垢，好像还带着一位聋子的耳温。
    而我们继续辛苦地叫喊着。
    不知道她是怎么聋的，她没有说过。我问父亲，父亲说她小时候大病了一场，一发烧就这样了……什么病呢？病就是病，记不清了。
    前辈们总是把往事说得很含糊，好像这就显示了教导孩子和维护社会的责任感，就能使我们规规矩矩地吃完红萝卜和阿司匹林。直到那年我第一次回到老家，在渡船上，在山水间，我才发现往事并非迷雾，而是一个个伸手可触的真切细节。
    在一片肥厚的山脉里，有很古老的深绿色河流，有很古老的各色卵石。据说以前河边都是翳暗的林木，常有土匪出没打劫商船。不知什么时候，官府派人伐倒沿江的林木，铰掉土匪的屏障，才有了一条谨慎躲闪的官道和车马的通行。又不知什么时候，官府派人在这里建起了一道边墙，分隔苗汉两区，图谋阻截匪乱。这道南方的小长城眼下当然已经荒废，只留下几截废墟，一些披着赭色枯苔的砖石，像几件锈物遗落在茅草丛中。还有几条土墩被风雨磨得浑浑圆圆，看上去像牙齿脱落的牙龈。
    同船的有一位阿婆，脸色黝黑，布满蛛网般的皱纹，身体又薄又矮，似乎一口气也能把她吹倒，一个背篓可以装上三四个这样的体积。她的眼睛和嘴巴只是几条裂缝，是一块老木薯上随意砍出的几道刀口——其中有两道红鲜鲜的艳丽，含着混浊的一汪泪水，当然就是眼睛了。
    她似鹰又似人，操着极地道的家乡话，谈了些似乎与幺姑有关的旧事。在这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家乡是真实的，命运是真实的，我与这块陌生土地的联系是真实的——这有阿婆与幺姑的面容相似为证，有幺姑与我的面容相似为证，有我一走入家乡就发现很多熟悉的鼻子、眼睛、嘴巴、脸型等为证。现在我回来了，身上带着从这里流出的血与脸型。
    阿婆身边立着一个高大后生，满脸酒刺，大概是她的儿子。真难相信她可以生出一个体积比自己大两三倍的生物出来。
    “幺伯么？吾识的，吾识的。”阿婆两道红鲜鲜的缝把我打量了一下，“先前几多灵秀的女崽呵。那年莫家老二死了，有人就说她是蛊婆，开祠堂，动家法，逼着你爹爹去点火烧死她。唉，好造孽呵。”
    “阿婆，您记糟了，我姑姑不是你说的……”
    “哦，是尹家峒的幺姐么？”
    “尹家峒。”
    “淑嬃么？”
    “是淑嬃。”
    “吾也识的，也识的。这团转百十里的姊妹，哪个不识哟。难怪你还与她有点挂相哩。她是庚申年的吧，比吾只小月份。她男人不就是那个李胡子么？那个砍脑壳的，又嫖又赌，还骑马，还喜欢喝这个——”她跷起拇指和小指，大概表示鸦片。“上半年他兄弟回来了，说是从九州外国来，来找一找老屋。吾在街上视了的。”
    我看着她红红的裂缝，那里面根本无所谓眼珠，是泪囊炎，是结膜炎，是日照烟熏……抑或是来自太多往事的辐射，灼得眼球腐烂了？
    “她也是没得法子。生你大表哥的时候，生不出呵。那时候又没郎中，没医院，就请满贵拿菜刀来破肚子，杀猪一样。可惜，奶崽还是没留下来。她哭呵，哭得黑天黑地，耳朵就背了……”
    “是这样？”
    “她还在长沙么？”
    “还在。”
    “享福了。可惜，听说她就是没有后人。”
    “她退休了，想回来住一段。”
    “老屋没有了，回来做什么？又没有一男两女，回不来的，回不来啰。”她轻轻叹了口气，擦了擦眼睛。
    我后来才知道，本地人把生育看得十分重要，没有后人的妇女就是死了也不能葬回故土，以免愧对先人和败坏风水。为此，她们生前经常裸体野卧，据说南风可使她们受孕。又经常吃蜂窝与苍蝇，大概是把繁殖力最强的昆虫当成了助孕的神药。如果这些法子还是不奏效，耻辱的女人们要么自杀，要么远走他乡。幺姑当年进城去当保姆，大概就是迫于这种无后的舆论压力？在我的想象中，她当然也是坐过这样的船远行，看到过船下的波纹、水草、倒影，还有晃晃荡荡的卵石——这条河流几千年来艰难生育的蛋卵。
    小船已经摇进了一片树荫。船身偏斜，锚声叮当，船客脚步声已叭叭离船上岸。一群背着竹篓的女子突然你挤我靠地发出一阵亮笑，不知道她们在笑什么。
    二
    老黑也没有后人，她是否会自杀或远走他乡？当然不。她能生，这是她自己宣布的。生他一窝一窝的不在话下，生出白的黑的也不在话下。为了向她婆婆证明这一点，她去年就一举怀上一个，然后去医院一个手术“拿掉啦”，说起来同玩玩似的。
    她婆婆气得要吐血。
    她丈夫气得同她又打架，又离婚。
    她也得玩玩离婚。用她的话来说，不离上三五次婚，那还算个女人么？不是白活了老娘一辈子？她以前玩过革命和旧军装，眼下赶上好时代，开始玩录像带和迪斯科，玩化妆品和老烟老酒。身上全洋玩意儿，没有国货。上面用乳罩一托，下面用牛仔裤一兜，身体的重心好像就提高不少，两条长腿笃笃笃地朝前冲去，如踏在云端腾腾欲飞。这样的女人，当然可以伸出女巫那种干瘦的手，下巴得意地一摆，“拿掉啦”。
    她当然要拿掉那血糊糊的玩意儿。不然，她可以一气跳上四十个小时的迪斯科然后大睡三天吗？她可以喝得头昏脑涨然后半夜随意叫上一个男人陪她出去散步吗？她可以骑着摩托撞倒警察然后扬长而去吗？可以叼着一支烟不管与男士们辩论什么问题都非得占个上风吗？她可以把腼腆少年或昏聩老头都调戏得神魂颠倒，然后从他们那里要来钞票，在高楼上或峭壁上细细撕碎，看碎片向苍茫大地飘去，自己兴奋得母驴般地号叫起来吗？
    幺姑当保姆，十几年带出了这样一个干女儿，实在有点奇怪。而且我觉得，幺姑终于去洗澡肯定与老黑的甜甜一笑极有关系。那天幺姑炒了一碗焦焦的火焙鱼，定要给干女儿送去，说黑丫头最爱这一口。其实老黑早就没有这个嗜好了，我向幺姑说过多次。每次她都诺诺地表示明白，可一炒上火焙鱼，又顺理成章地坚定起来：黑丫头爱吃的。
    不知她什么时候出门，什么时候又回来了。回来后她一直心神惶惶，问我知不知道一个姓宫的大个子，问那人品质如何，家里有些什么人。
    我知道幺姑有了误会。老黑即使再结一百次婚，大概也不会看上姓宫的。她同我说过，姓宫的远远慕名而来，她让他哭，让他跪，让他脱衣，让他舔鞋子和卫生巾，总之戏弄和蹂躏够了，再喝令他滚出去。“男人真是死绝啦，怎么一个个都是这样的草货？”可她周围又不能没有草货。她半是厌烦又半是喜好草货们的恭维，以及草货们的互相嫉妒。没有男人为她互相嫉妒的日子终究不能容忍。
    幺姑听了我吼吼叫叫的担保，哦了一声，似乎相信了。可是她后来闲散没事的时候，总是闷闷的，抑制不住对那个大个子的疑惑和愤恨，自言自语地咕哝：“那个人，一看就晓得不是正派人……”
    “那个人，说是三十六，我看起码有五十大几了……”
    “那个人，肯定没个正经的工作……”
    那个人那个人。
    她从容复习了一遍对那个人毫无根由和想象丰富的恶意揣测，便洗澡去了。我早就该料到，洗澡是最容易出事的。楼东头住的李师傅，还有附四栋的凤姑娘，都是在洗澡时中风或煤气中毒。大概人赤条条地来，也想赤条条地去。澡盆张开大嘴，诱人脱下衣服，看上去实在不怀好意。
    幺姑前一天才洗了澡，这天说身上痒，又一个劲地烧热水。好像还忙碌了些什么，我没在意，也不会在意的。天知道她哪有那么多事可忙。除了做饭菜，补衣袜，嘀咕一下什么人，还有收捡小东西的嗜好。比方说瓶子，哪怕一个墨水瓶她也舍不得丢出去，那么酒瓶、油瓶、酱菜瓶和罐头瓶就更不在话下，全收集到她的床下和床后，披戴尘垢，参差不齐，组成了一个瓶子的森林，瓶子的百年家族。她还特别喜欢纸片。每当我把一个小纸团扔进撮箕，她准会乘我不备，机警地把它捡起来，抹平纸片的皱折，偷偷地加以收藏。一些报纸、包装纸、废旧信封纸，一旦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会被她集中起来，折成一个个四四方方的纸包，压在她的枕下。她的枕下已经膨胀了，于是新的收获就塞到床尾，以至平平的床垫已经两头隆起，升起好些突出的丘峦，使她的生活充实了不少。实在没事的时候，她就忙着对钟点，发现电视屏幕一角有了闪闪的数字，马上去瞅她那架旧闹钟：或是差十分，或是差五分，情况十分严重。她赶忙把旧闹钟扭几下，直到自己的生活与公共社会准确统一，才稳稳地把旧闹钟供回宝座——一个用胶布条复杂维系着的玻璃盒。
    如果发现她的钟走得很准，便会惊喜一番：“毛佗，对的，钟蛮准呢。”
    “是的，很准。”
    “一分都不差。”
    “是的，不差。”
    我甚至也被她感染了，也有了这种追求准确时间的爱好。有时听到广播里的嘟嘟报时声，也会情不自禁地大喊：“十点了，你的钟准不准？”
    “对的，蛮准的。”
    于是我也觉得很安心。
    今天，好像她没有来对钟点。我本应该有所警觉，可我陪着来访的朋友，照例吞吐香烟，照例开开玩笑，照例第一百次地谈谈社会小道消息，再不就对某个熟人的劣行进行一百零一次的嘲讽——好像这样度日就十分有模有样，就与身后的书橱和壁画十分协调，与幺姑收藏纸片和闹钟对时的勤奋也有了什么区别。
    朋友留下一堆烟头，走了。我准备睡觉，但觉得还有什么事没做。想一想，原来是屋里太安静了——要是平时，我总能听到幺姑熟睡时轻轻的鼾声。
    “幺姑！”
    我四下里看看，没有找到她。待我奋力挤开浴室的门，才从窄缝里看到里面满是白腾腾的雾气，凶猛而狰狞地涌出来。
    完了，我看见了雾气中的一只手。
    医生说她中风，十分危险，催我们大把大把地往医院里砸钱。接下来的中医和西医，大医院和小医院，对这种中风偏瘫都只是摇头，都只说“试一试”。也许我还得去看电线杆上的招贴，找找江湖神医；或者还得去火车站查查车次，准备把她送大城市的医院。那就需要更多的钱。但我翻遍了幺姑的枕下和那只烘箱，没发现存折和现金，只发现一对不知何时留下来的废电池，已经发霉了。还有不知哪位女子抛弃不用的小半瓶雪花膏。除此之外就是纸片和纸包，是一捆捆旧棉絮和一些旧衣服，包括我给她添置的围巾和棉鞋，散发出霉味以及某种老妇人身上特有的枯萎气息。我像是翻遍了她整整神秘的一生，才找到了一只值点钱的金耳环。
    记得她厂里那个会计曾对我很有信心地盯过一眼，“是的，她是老工人，也确实当过劳模，我们会补助的，不过——她这些年会没有点积蓄吗？”当时我也被对方盯得有些心虚，似乎自己隐瞒了万贯家财，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我真傻，为什么不同那个戴黑呢帽的婆娘大吵呢？我嘴笨，不会吵，更不擅长要钱，要是换上老黑就好了。那次她陪着幺姑去厂里报销药费，为了两瓶脉通能不能报的问题，唇枪舌剑无人敢挡，吵得厂里天翻地覆。明明是她摔坏了人家的算盘，但她硬说算盘扎伤了她的手，还要找人家赔医疗费。
    幺姑曾偷偷向我嘀咕，说同事们借过她的钱，几块或几十块，乃至上百块，借走就没有了，连个说法也没有。我说应该去催一催，问一问。她惊吓得如同要杀她的头，下巴往里缩，嘴唇抽搐，长长地咦了一声：“去不得，去不得。”
    又笑了：“丑呵。”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怎么能自私呢？要学焦裕禄呵。”
    那是很久以前。是我父亲鼓励她学习焦裕禄的。我还给她读过报上有关焦裕禄以及其他模范人物的报道——在我努力显示自己能够读报的年纪。那时，我只知道幺姑是一个工人，为一个当工人的姑姑骄傲。我不知道她那个工厂那样黑暗，那样狭窄，与想象中的工厂完全不一样，只在湿漉漉的小巷里占用一个旧公馆，有闪闪黄铜门环的黑森森大门，一旦吱吱扭扭张开，就一口把我吞了下去。走廊里垒着一个个横蛮的大货包，随时都有可能垮下来似的，只给昏暗中的男女留下侧身钻挤的空间。被叫做食堂的那间破旧棚子，缩在天井后头的一角，水泥层已经龟裂和剥落，露出了油腻腻的黑土。窗子是用锈铁条钉起来的。案板上有潮乎乎的生肉和生菜味，还有两钵黑黑的东西。我走近才听得嗡的一声，黑色散碎成苍蝇，显露出黑色曾经盖住的两钵米饭。这种钵饭出自蒸笼，因此每一钵饭的硬壳表面还有凹形圆圈，是另外一个钵底压出的，像盖上了一个公事公办的印章。
    有几位女工围观这两钵饭，这个端来嗅一嗅，那个凑上去看一看，都收缩着五官，摇头走开。她们痛快淋漓地打嗝和揉鼻子。
    “馊了吗？”
    “臭了。”
    “泼远点，老子在这里吃饭。”
    “可惜了。一角五分钱呵。”
    “快些去喊覃聋子来。”
    “你以为她会买？”
    “三分钱卖了它，她肯定要。”
    “你肯定？”
    “嘿嘿，我打赌。只要便宜，狗屎她都会要。”
    “那她要发大财了。”
    “发财留给哪个？带着票子进火葬场？”
    “留给王师傅呵，老王不是对她蛮不错么？”
    “哈哈，要死了，你这个鬼！”
    有人狠狠地拍大腿，发出了叭叭声。
    她们不认识我，即算认识我也不会在乎我，都在快活地议论着幺姑，为大口咀嚼的饭菜增添一点味道，一点兴致。有一张大嘴里闪着一颗铜牙，已经磨穿了薄薄铜皮，露出里面白铅的层面——我一看见它就永远忘不掉了。我觉得那是一颗子弹，打中了我的全部惊讶和耻辱。
    也许她们从来都是这样痛快淋漓地打嗝和揉鼻子，找幺姑借钱的时候，借了钱又赖账的时候，支派她去扫地的时候，唤她去倒马桶而她没听见于是对方大为恼火的时候。后来我把这一切告诉老黑，老黑哭了。我不相信她还有如此明净的泪水。她还恨恨地说：真他妈想抢一挺机关枪，给她们一人掏几个洞。
    我对幺姑怒火冲天。在那间地板条子此起彼伏的女工集体寝室里，她要我坐她的床，我偏坐对面的那一张。她塞给我饼干，我偏把它们捏得一块块纷纷落地。她给我积攒了很多好玩的木线轴，可以做小车的，也可以把它们竖起来，想象成国王、士兵、强盗什么的，让它们展开大战，我却偏偏把它们弄得乱乱的，滚到床下或屋角去横尸遍地。看见幺姑惊得脸色发白，双手直哆嗦，我还觉得委屈，还觉得不解恨。我太想把她床头那面小圆镜远远地扔到大街上去。
    我不知道我这是为什么。
    她不无茫然地苦笑，弓着背去洗碗筷，没忘记把一点凉凉的剩菜，小心拨进一个褐色的小瓶子，稳稳地旋好胶木盖，放在床头柜的黑色烘箱上，虔诚地保留着。
    她常常用这个小瓶子装着菜，下班后来看望我们，带给我们吃的——比方工厂食堂里打“牙祭”时，有了点猪肉或者咸鱼。
    尤其在我父亲死去之后的日子里。
    三
    父亲终于还是走了。这个在履历表上永远与我有着联系的人，总爱东张西望和嘀嘀咕咕。碰上同事来了，朋友来了，老乡来了，包括幺姑来了，他就打发我们出去玩，然后关上大门，在门那边一个劲地嘀嘀咕咕。我怏怏地看着这张门，看着铁门扣以及曾经带有门扣的扣座以及连扣座也没有了的几个锈钉子眼，不知道这间房子换过多少主人，而那些主人是谁。从此我就觉得合上的门都十分神秘——是它们将父辈们关锁得衰老下去的。
    后来我才慢慢知道一点父亲嘀咕过的事。他逼幺姑与那个男人离婚，教导她一个受压迫的妇女应该如何决裂如何觉悟如何与反动阶级划清界限。当幺姑颈皮松弛鬓丝染白之后，父亲又认真地发现我们与她之间也有着什么界限。比方，他不让我们作文《记一个熟悉的人》一类时再写到幺姑，叮嘱妈妈不让我们再去幺姑那里玩耍。甚至有一年的除夕，幺姑带着一大篮子年货高高兴兴来我们家团圆，父亲硬是让妈妈送她回工厂宿舍去了。那一天我耳朵特别灵，听见了妈妈的哭泣，听见了爸爸对妈妈说的一些古怪字眼，什么“革命”，什么“阶级”，什么“立场”……因为有这些古怪字眼，姑姑就没法在我们家过年了，就只能孤零零地回工厂里去。
    但他对我们说：“幺姑今天还要去值班。明天，你们上街可以顺便去看看她。”然后他走出门去，碰上一个什么同事，谈起天气什么的，努力地哈哈大笑。
    那个年真是过得让我害怕。而且从那以后，我一见到大人们嘀嘀咕咕，就知道决不会有什么好事。因此我夜里极怕被尿憋醒，极怕起床。因为每次醒来我都在黑暗中听见父母在大床那边低声嘀嘀咕咕什么，并不像我临睡时所见的那样各自忙碌庄重寡言。这非让我做噩梦不可。
    但父亲终于还是走了。我本来以为他活得像排比句一样规规矩矩，像大字典一样稳稳妥妥，像教科书那样恭恭敬敬。我以为每个周末之夜他都可以拧开温暖的台灯，抚摸着我依偎在他胸前的脑袋，悠悠然唱上一首《蜀道难》或《长恨歌》——他说是吟，我说是唱。然而他终于去了，留下了家里空空的床位。
    我后悔，后悔在那个夏天远行。我居然不知道机关里也有了大字报，居然还邀同学们一起下乡，去那个小山村车水抗旱。我也许早该认真地想一想，为什么近日来父亲晚上总是给我搔背，让我舒舒服服地入睡？为什么父亲突然变得细心，把我的每一本书都包上封皮？为什么父亲会突然关心家里的食品安全，总爱去戳那个老鼠洞？——家里老鼠确实多，常常吱吱地在门边柜下探头探脑，或在屋顶哗啦啦列队奔驰，把什么棉絮、豆腐干、十九世纪史、曹雪芹和语法修辞，吃得津津有味，咬得粉渣渣的，揉挤成一个鼠窝。
    这些老鼠早被我们用夹子打死了，家里早已平安无事，但父亲为什么还要去戳那个干枯的鼠洞？为什么还不时叹气，说：“时候不早了。”——什么意思？
    我终于没有去细想，以至我背着行李兴冲冲从乡下回家时，一推门，只见抱成一团的幺姑和母亲突然分开，泪痕亮亮地都冲着我瞪大眼：“你爸爸没有去找你？”
    “找我？”
    “他没有到你那儿去？”
    “什么意思？他到我那里去干什么？”
    “那他到哪里去了？到哪里去了呢？”
    妈妈哭了，幺姑也哭了。不一刻，两三位邻居来了。有人另作猜测，说他或许是去了一个姓李的人那里，或许去了一个姓万的人那里……我马上意识到这几天之内发生了什么大事，而这间房子里空去了许多许多。
    “他什么时候走的？”
    “四天，四天前！他说去理发，就没有回来了。他只从我手里拿走了四角钱！”这是妈妈的话。
    我们徒劳地找了七八天。每天晚上，我入睡时都缩在床尾，很懂事地伸开双臂，把妈妈和姑姑的脚抱紧，让她们感到我的温暖和我的存在。我觉得她们的脚都很冷，都干缩了，像一块块冬笋壳子。
    父亲终于被找到，是机关里两个中年人从派出所回来，让我们辨认一张照片。上面有一颗模模糊糊的人头，放出光亮，赫然胀大，把每一条肉纹都绷得平整，像吹足了气的一只大皮球。照片上的表情很古怪，是一种要打喷嚏又打不出来时不耐烦的那种表情。
    我心惊肉跳地瞥上一眼，再也没有去看他。那就是他么？就是我的父亲么？不知为什么，我永远记不清他的面目了，大概是最后一眼看得太匆忙，太慌乱，太简约，太有一种敷衍应付的性质。印象模糊到极处的时候，我甚至怀疑——他是否存在过。当然这也没什么。叫祖父的那个人，我甚至见也没见过哩。那么祖父的父亲，祖父的父亲的父亲……他们是些什么人？与我有什么关系？他们的面容以及嘀嘀咕咕，同我现在牵着小孩去买泡泡糖，同现在笼罩着我的阳光，同我将要踢到的那块小卵石，有什么关系吗？老黑就从不想这些问题，所以她衣袋里总有那么多零食，嘴里总有那么多脏话，她还可以很得意地把下巴一挺，说：“拿掉啦。”
    后来，幺姑常到我们家里来，总是在傍晚，总是在节假日的前夜，总是沉沉地提着那个草编提篮。提篮是通向市场的一张大嘴，源源不断地吐出一些鸡蛋、蔬菜、水果、布料、鞋袜、刚领到的工资，等等，吐出一切即将转化为我们身体和好梦的东西，吐出了我们一家人整整几年的日子。那真是一个取之不尽的聚宝篮，直到最后丢在我家厨房的门后，装着一些引火的炭屑，蓬头垢面，破烂不堪。
    她从篮子里还总是取出一份小小的晚报。她一直遵守着父亲关于订报的严格家训，甚至在很多党团组织也退订的时候。
    于是，有时她就放下报纸，从眼镜片上方投来目光，满腹心事地感叹一两句：“毛佗，越南人民真是苦呵。”
    或者说：“非洲人民真是苦呵。”
    “毛佗，哲学真是个好东西，哪么会有这么好呢？学了人就明白，事事都明白呵！”有时她也这样说。
    停了停还说：“私心要不得呢。你看看，焦裕禄的椅子都烂了，他还革命到底。要是人人都没得私心，这个世界就几多好。毛佗，你说是不是？”
    我自然大声吼出我的附和。
    我没有太多工夫去理会她。倒是老黑细心一些，以干女儿的身份依偎在她膝边，大声向她讲解高尔基的《母亲》和雨果的《九三年》，有时也说说知青点的趣事，还说未来一定是美好的，只要革命胜利了，就会有洗衣机、电视机、机器人，人人都享清福，家务也无须幺姑干了。
    幺姑大惊失色，半晌才讷讷地嘟哝一句：“什么事都不干？那人只有死路一条？”
    我们都笑起来，不觉得这句话里有什么警世深意。
    幺姑无事的时候，就呆坐，不愿上街，不愿去公园，不愿看电影看戏，也不愿与邻居串门交道，甚至六月炎天屋内火气烘烘，她也极不情愿抽张椅子出门歇凉，宁可闭门呆坐，警觉地守护这一房破旧家具和几坛酸菜，守护自己的某种本本分分的恐惧。门一关，她的毛巾也就很安全了，那是不知从哪条旧裤子拆下来的一块蓝布，用粗针粗线绞成。她的茶杯也很安全了，那上面覆盖一个用针线绞了边的硬纸壳权当杯盖，杯里有厚厚一层泡得又肥又淡的茶叶，可能是哪位客人走后，幺姑偷偷从客人杯中捞到自己杯中去的。她的伞也很安全了，那把黑布伞永远撑不满也永远收不拢，上面补丁叠补丁，光麻线也许就不下二两——而我给她买的不锈钢折叠伞，照例又无影无踪。
    她坐着坐着，许久没有了声响。我看一眼，她正抄着袖筒瞌睡。脑袋缓缓地偏移，偏移到一定的角度，就化为越来越快地往下一栽。她猛然收住，抹去鼻尖一滴清清的鼻涕，嘴舌一磨一挪，咽下一点什么，又重新开始闭眼和偏移……
    我碰碰她，催她去睡。
    “嗯，嗯。”她力图表示清醒地回应两声，不知是表示同意还是不同意，抑或表示一下应答也就够了。
    “你——去——睡——吧——”
    “哦哦，火没有熄吧？”
    “睡——觉——听见没有？”
    “对对，我看看报。”
    她又打开手边的报纸，硬撑着眼皮看上两段。不知什么时候，报纸已经从她手中滑落，她又开始闭眼和偏移，鼻尖上照例挂有一滴冰凉的鼻涕，晃晃荡荡地眼看就要落下。我的再一次催促显然有点不耐烦，使她不好意思地揪一把鼻涕，抹在鞋跟上。“毛佗，你不晓得，睡早了，就睡不着的。”
    可她刚才明明白白是在睡。
    也许在她看来，过早地躺到那个硬硬的窄床上，实实是一种罪该万死的奢侈，以至她必须客气地推让再三，才能于心安稳地去睡上一盘。
    她买回几个臭蛋，喜滋滋地说今天买得便宜，还特意把这些蛋留给我吃。我哭笑不得，筷子根本没有去碰它。这倒没什么，但事情坏就坏在我开始说话，而且说得如此恶毒。我说这些蛋根本不能吃，根本不该买，买了也只能丢掉。我一开口就明白事情坏了，但已经来不及，幺姑如我所料地迅速洞察形势和调整布局。她愣了一下，立刻把臭蛋端到她面前，说她能吃，说臭蛋其实好吃。事情还坏在我居然执迷不悟，竟敢对她流露出体贴和担忧，不由自主地说出第二句：“你会吃出病的。”
    她的客气由此而得到迅速强化，笑了笑：“则是，则是。”
    “怎么则是呢？”
    “费了好多油盐的，哪么不能吃？”
    “你这不是花钱买病？”
    “吃蛋也吃出病来？诳讲！”
    为了证实这一点，她满满夹起一箸，夹进柔软而阔大的口腔，吃得我头皮直发炸。
    我终于把那只碗夺过来，把剩下的倒进了厕所，动作粗鲁野蛮。她气得脸色红红，撅起嘴巴，在厨房里叮当吧嗒摔东打西——锅盆碗碟都是重拿重放。她把家务都做了，甚至没忘记为我烧上洗脚水，但她冷眉冷眼，大声数落：“哪有这样的人，哪有这样的人？看我不顺眼，拿把刀来把我杀了算了。我也不想活了，活了有什么意思？有什么用呵？白白消耗粮食……我早就想钻个土眼，一了百了，安静，就是没得土眼给我钻呵……不光是人家看不上眼，自己也看不上眼。是没得用呢，连个蚱蜢都不如，连个苍蝇都不如……这老骨头死又不死，我自己恨得没法，没法呵……”
    一连几天，都是这样诅咒自己。为了弥补某种损失，她大张旗鼓地吃尽各种残汤剩菜，连掉在地上的菜叶也捉来往嘴里塞，只吃得自己头发烧，步子软，眼皮撑不起来，像烈日烧枯了的茅草。这当然又牵带出一连串我与她之间的激烈对抗，关于她吃不吃药，关于她喝不喝开水，关于她坐在床上时背后塞不塞枕头，关于她背后应该塞枕头还是应该塞旧棉裤……我惊讶地发现，她对利与害的判断十分准确，然后本能地作出有害选择。为了保证这种自我伤害步步到位，这位软弱妇人依靠她刀枪不入无比顽强的客气稳操胜券。不用说，这种昏天黑地的客气大战，经常把事情弄得莫名其妙，双方的初衷不知去向。
    我的胡须更多了。
    四
    我看见了蒸气中的一只手。
    然后我看见了软软的手臂，其实只是裹着一圈老皮的两节瘦骨。老皮并不很粗糙，倒是有一层粉粉的细鳞，如同冬蛇的一层蜕皮。然后我又看见了散乱头发，太阳穴和眼窝都深深下陷的脑袋。这种下陷，连同偌大一个突出的口腔，使整个脑袋离未来的骷髅形态并不太远。她的头发湿淋淋地结成片，还带着肥皂沫，向一边拥去，发根处暴露出白白头发，使人突然觉出女人的神秘全在于长发，而她们的头皮同样平常以至粗陋，与光头莽汉们并无多大差别。然后，我又看见了一个平瘪的胸脯，肋骨根根块块地挺突，大概用不了多久，就能把薄薄的胸皮磨破。两颗深色乳头马马虎虎地挂在骨壳子上，大概是一种长期等待孩子吸吮的希望，使它们伸展得如此瘦长，而现在终于绝望地低垂。顺着骨壳边沿塌下去的，是裤带勒出的深浅肉纹，是空瘪的腹腔，还有两轮陡峭山峰般的盆骨。倒是小腹圆鼓鼓的，拖累得整个腹囊下垂，挤压出一轮轮很深的皱折。我当然还看见她腰间几处伤疤，看见了她尖削臀部的一个锐角侧面，还有稀稀的阴毛，从大腿缝中钻出来，痉挛着向四处张扬。令人奇怪的是，她的两腿仍然算得上丰满，有舒展的曲线，有大理石的雪白晶莹，几乎与少女的腿无异，似乎还够格去超短裙下摆弄摆弄。
    我突然发现她少一只手，定神细看，那只手却还在。我使劲地挥赶着蒸气，让自己看得更清楚。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幺姑的身体。这条白色的身影让我感到陌生、惧怕、慌乱，简直不敢上去碰触。好像从未做过母亲的这位女人，还有一种处女的贞洁不容我亵渎。一瞬间，我脑子里掠过幺姑年轻时的模样。我看过她的一张照片，黄斑交叠的那种，上面隐隐约约有几位妖娆女子，抹了口红，穿着旗袍，踏着皮鞋。我很难辨认出谁是她，很难知道那口红和旗袍联系着另一个怎样神秘的世界。她们不也有过青春吗？是不是也有过爱情乃至风情万种？
    老黑也有两条很好看的腿，还曾逼着我评点这样的腿，追问我为何面对这样的宝贝居然不犯错误。你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她甚至在我裤裆摸了一把，检查我的生理，显得特无耻。
    她哈哈浪笑的时候肯定没有想过，她就不会老去？在暗香袭来的全身洋货里，她的身体是否也将要长出皱纹和粉鳞？
    老黑说过：“幺姑么？——must die！”她冲我挺了挺下巴：“她这样活得太受罪。让她结束，绝对人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弄出个自杀的现场，根本不成问题。”
    我的心差点变成了一个空洞，每个细胞几乎都砰然爆炸，“你在说什么？”
    “你明明听懂了，装什么孙子？”她冷笑一声，“你也明明知道，她这样活一天就是受罪一天，但你就是要让她受罪。为什么？因为你要博一个好名声，你要别人说你孝顺、善良、有情义、思想觉悟高。是不是？你要把你的善名建立在她痛苦的基础上。你不觉得自己太自私了？做人做到这一步，累不累呵？”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你是说我伪善？好吧，伪善就伪善……”
    “但一个伪善者总比杀人犯好吧？”她倒替我说了。
    “对，是这个意思。”
    “那不叫杀人，叫安乐死。”她耸耸肩，“你爱听不听。这事反正与我没有关系。你不要指靠我帮你什么。对不起，我根本不会帮你。看在青梅竹马的分上，我这是为你好。”
    她冷笑一声，瘦肩一耸一耸，笃笃笃地冲走了，从此再也没来过病房。我知道，她这几天大汗淋淋地帮着幺姑擦身喂饭塞尿盆，甚至对邻床的陌生病人也有求必应，是真的。但她不会再来了，也将是真的。她什么时候想起幺姑来大哭一场，同样会是真的。动情和无情，在她那里都很真实。可真实地杀人也值得把下巴一挺一挺么？幺姑是她的奶妈和保姆且不去说，她以前的手表，以前的毛衣，还有当知青时往返城乡的路费，也全是幺姑给的，但现在她居然视感恩报德为庸俗可笑，甚至还可以说出大篇深奥哲学来证明自己无懈可击，就像平时谈起气功，谈起声乐，谈起性，总要居高临下地灌来几句“你不懂”。然而现在根本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不是。把这件事打扮成一个理论问题，就不那么真实了。她不必自居侠女地把香烟抽得那么老练。
    她以前不是这样的。那次她从城里返回乡下知青点去，说是要磨炼革命意志，故意不坐车，准备花十天时间独身长征。这个消息真把我们吓坏了。我们接到电报后上路接了三次。最后一次，从村里跌跌撞撞迎出去五十多里地，才在一片白雪茫茫的大山里，发现公路尽头一个隐约闪动的黑点——她身穿破棉袄，几乎挪不动脚了。她当时扑到我的怀里放声大哭。
    现在她根本不愿谈起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包括她的父母，那两个吊死在一根绳子上的老干部。没意思啦，别烦我好不好？她眼下只愿意谈谈钱，谈谈男人和女人。她可以旁若无人地闯进客厅，不管在座的有什么人，单刀直入各种咸味话题。她评论起女士的眼睛、鼻梁、脖子、胸腰、手足、屁股，无微不至，常有独特心得，先领男人的神会，于是有时搔搔头自嘲：“真好笑，你们看我这眼光——我简直要成个男人啦。”接着她又可以大谈男人，一直谈到男人也无法谈到的水平，再洋洋自得地取笑诸位面红耳赤的听众：“不行，不行，你们男人的神经太脆弱啦。受不了吧？好，换个频道，谈别的。”
    幸亏幺姑耳聋，不知她嘴里喷吐出一些什么，否则根本不用等到进浴室，脑血管早就啪啪啪爆裂千万次无疑。
    不过她不会在乎幺姑的好恶。正如她从不在乎什么领导，说不上班就不上班，说不开会就不开会，连请假条都没有。她也不在乎公园告示牌，带着她那个班上的中学生偷朵花，偷橘子，偷小卖店的饮料，乐得一派天真眉飞色舞，而且一次游玩如果没有这类冒险，就简直他妈的味同嚼蜡。她满口粗话却让孩子们觉得很开心，很崇拜，很迷恋，一个个不叫她“老师”而叫她“老黑”或者“黑姐姐”，把她当成了黑社会的巾帼老大。她几乎同所有的同事吵过架但又交友众多，交际圈覆盖到作家、画家、导演、歌星、高官及其子弟，外国的白人或者黑人。这就是她不会在乎幺姑也不会在乎上述所有人的资本——她经常宣布社会太肮脏，号称她每天回家都洗澡，于是湿淋淋的头上支着许多夹子，像一根狼牙棒。
    她果然再没有来病房。我去学校找过她，想问一问她是否听说过一个叫珍嬃的人，因为幺姑近来经常叨念着这个名字。
    她的门上钉着很多留言条，落款者有姓张的、姓马的、姓m的等等。一个提着大旅行皮箱的大胡子守在门边直瞪我，似乎我根本没有权利在这里搓手和皱眉头。我只好知趣地离开。
    我找到她时，电话有故障，她的声音微弱得像来自月球。“……珍嬃？是发粮票查电费的黄婆婆吧？”
    “好像不是。”
    “那我就不知道了。你还有事？”
    “你也不问问幺姑？”
    “她还活着？”
    “活着。”我回答得居然不怎么理直气壮。
    “没钱到姐儿们这里来拿。在抽屉里。门钥匙在老地方。”她补上这一句就把话筒挂了。
    我知道她用钱倒是不算小气，至少在很多时候是这样。可我不需要钱。
    我需要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幺姑躺在家里，又咚咚地开始捶打着床边的小桌了。我赶紧找尿盆，还有小孩们常用的那种尿片，刚被烤得暖烘烘的。
    “不是。我饿了，饿呀。”
    她又在催饭，可我看看手表，其实还不到十一点。
    “想吃什么菜？”我征求她的意见，努力保持自己的镇定，不去思索她口角的白沫。
    “肉！”
    她又随手一捶，捶得桌面咚的一声如惊雷劈顶，留下余音嗡嗡嗡，搅得我脑袋里乱糟糟的，各种部件都裂缝和错位了。
    她近来很能吃，一餐三碗米饭，还要大块大块地吃肉，尤其对肥肉，可以像吞豆腐一样顺顺溜溜。这使我很奇怪。她以前从不吃猪肉，还说当年小镇上常挂着几颗示众的人头，待绳子腐烂，人头就跌落在地，被猪猡啃得滴溜溜地转，四下里滚去，不时滚到幺姑门前的水沟里。她说从那时起，她一见到猪肉就胸闷欲吐。
    而现在她爱上猪肉了。热腾腾的猪肉端上来，她立即精神大振，贪婪地大口咀嚼，油水从嘴角挤出来，落在衣襟上却不自知。她还老埋怨我们不给她吃肉，舍不得花钱，对她太小气，又反复声明她一个老家伙是吃不下多少的。更令人难堪的是，她住医院那一段，她总是控诉保姆偷吃了她的猪肉，我们送去的猪肉她全没吃到——其实连邻床的病友也笑着证明，她确实是吃了的。不用说，保姆气得整日拉长着脸，有时还偷偷抹眼泪，说从未见过这样难侍候的刁老婆子。
    不管我们怎样解释幺姑的从前，保姆总是不相信。
    不管我们怎样说好话和增加酬金，保姆也气冲冲地要走。
    幺姑一连气走了四个保姆。她似乎已经变了，从那团团蒸气中出来以后就只是形似幺姑的另外一个人，连目光也常常透出一种陌生的凶狠。我对此不寒而栗，怀疑这不过是造物主的险恶阴谋，蓄意让她激起一切人的厌恶，把人们对她的同情统统消灭掉，非如此不离开人间。我感到这个阴谋笼罩天地，正在把我死死地纠缠，使我无法动弹，只能一步步顺着阴谋行动下去，却不知将走向何方。一只乌鸦总在窗外叫，一只蝴蝶总是飞入窗口，一个卖冰的老汉常常朝门里探一下头，这一切隐含着什么意义？上天的神秘启示，我无法猜破。
    也许，幺姑在蒸气中那个反倒好了。我一想到这点就怵然心惊，就想去洗菜或扫地。其实老黑在一个月零三天前就说过类似的话——一个月零三天，就是我与老黑的区别么？
    幺姑打了个嗝，扭着眉头，说猪肉一点味道也没有，最好是弄点火焙鱼来吃。
    我估计她又会这样，决计装作没听见。
    “要加饭吗？”
    “火焙鱼。”
    “要不要点白菜？”
    “火焙鱼呵，寸把长的。”
    妻子坚持不下去了，接上她的话头，把嘴凑到她耳边：“火焙鱼，没有卖——”
    “有买？那就好，那就好。”
    “没——有——卖——”
    “没得卖？诳讲。太平街有，我去买过的，你们去看看，就在那个太平街呵。”
    “那是老——皇——历——”
    “你们多跑几趟呀。毛佗，你莫舍不得钱。幺姑人老了，吃不了好多的。你莫舍不得钱。你们要帮助我呵，你们要学焦裕禄呵。呵？”她好像看透了我的什么心思，诡秘地笑了笑，看我们将如何无地自容。
    然后，她斜靠在床上，闭了眼，昏昏睡去，不一会就发出轻轻的鼾声，吹得嘴皮蜂翼般地震颤。她脸上有鲜鲜红润，几乎要斑斑点点地渗出皮层。
    我还是买来了火焙鱼，蹬得自行车的踏脚螺丝都掉了，在街上又撞倒一个人，还同他大吵了一架。但不出我所料，这还是不会令幺姑满意。她先是说鱼里没放豆豉；待妻子加上豆豉，她又说少了大蒜；待妻子加上大蒜，她又说少了盐；待妻子加上盐，她仍然只是随意戳几筷子，就放下了，照例眉头打结，闷不吭声。问她为什么，她嘟哝着还是先前的火焙鱼好吃，哪像今天这些木渣渣？这一定不是在太平街买的，一点味道也没有。
    那时候她确实常去太平街，有时为了买到我最爱吃的臭腐乳，为了买到老黑最爱吃的火焙鱼，她撑着破雨伞，一去就是半天，哪怕走得自己头昏眼花偏偏欲倒——为的是省下八分钱的公共汽车票。她对太平街的好感刻骨铭心。
    她对火焙鱼的猜疑转化为极度不满，尤其是对妻子的警觉。妻子去帮助她大小便，她绷着一张脸，手脚都僵硬，暗中运力，决计不从，直到一不留神把屎尿大大方方拉在床上，弄得家里的烘架又丰富厚重一次，妻子手忙脚乱大口喘气。如果换上我去，情形还好一点，她脸色较为开朗，有时还笑一笑，只是接受大便前复杂的按摩程序时有点撒娇，一个劲地哼哼。妻子偷偷说，是不是因为她过早守寡，对男性还有一种撒娇的欲望？
    当然无法知道。
    我不在家的时候，或者我忙得顾不上她的时候，她就时常烦闷地敲打桌子。日长月久，大概敲得很顺手、很熟练、很惬意，大概感觉到自己能制造出可爱的动静，她就越敲越频繁，越敲越粗重。小桌原有一层黑漆，居然被她敲溶了一块，露出桌面白生生的本色，像鼓面由鼓脐向四周辐射出鼓芒，形成一个多角状的闪光体。到后来，连闪光体都被她敲得微微塌陷，眼看就要变成一个木色混沌的扁盆。我十分惊异，她那只瘦硬的手，一根竹节般的骨头，竟有如此坚强，能把木头都敲得塌陷，而自身却不曾有一丝消融。嘣，嘣，嘣，嘣——我觉得这声音越来越肿大，越来越老辣，带着血腥味充塞于天地。
    敲得我们的房门引人注目了。开始还只是有人探探头，或者敲敲我们的窗子，或者在楼下大喊我的名字，表示不能忍耐这种肆无忌惮的噪音。当他们知道这是根本无法阻止的必然存在时，也就只能横眉撇嘴地将就了。他们还是可以过他们的日子，吃饭，浇花，做藕煤，修自行车，搭个油布棚办丧事，或者打扑克麻将——几位老人为了凉爽总是抬着牌桌追随大楼的阴影，一天下来，几乎由西到东骨碌碌转了一个圈。设想某一天，牌桌边少了一位常客，再也见不到了，我就会相信那是旋转的离心力把他甩出去了，甩到那边办丧事的油布棚里去了。
    房管所来了人，把这栋老砖楼房里外看了看，判定为危房，开了个什么单子，计划加以整修。我暗自歉疚，总觉得几十户房子的破损全是我家嘣嘣嘣敲出来的。
    我开始脱头发，每天早晨醒来，枕上都有稀稀散散的青丝，拢起来足有一小撮。我也开始喜欢戳老鼠洞，围着楼房机警地巡查，竹竿火钳一齐用上，还叫妻子挽起袖子帮忙，热火朝天轰轰烈烈地大干。而且我开始更多地与别人吵架。那天国骏来找我，头发光亮亮的，照例说起他们单位里糟糕的官僚主义。我本来想附和他，这是毫无疑义的。他一定是猜到了这一点才说得口若悬河长驱直入，把瓜子嗑得那么响亮。可我一开口，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话。我说民主真他妈的可笑，说民主不就是群氓压制天才吗，说开明的皇帝比浅薄的民主要好上一万倍，不是吗？……我说这些的时候，还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似乎早就看出了他根本考不上研究生，也无法买到他渴望的进口电视机。
    国骏脸色发白，惊慌地走了，连伞也忘记带走。妻子瞪了我一眼，收拾着茶杯和烟灰缸，责怪我何苦要同客人这样争吵。
    “我同他吵了吗？”
    “怎么没吵？你看国骏都气成那样了。”
    “国骏？你说国骏？他刚才来过了？”
    嘣，嘣，嘣——幺姑又在敲打桌子，还有娇声娇气的呼唤。我立即异常灵活地去拖便盆和扯下烤得暖烘烘的尿片。
    一阵忙乱终于过去，家里沉静下来。妻子悄悄把头靠在我肩头，想说什么。
    “去看看炉子吧。”
    “这是没有法子的事。”
    “你先睡。”
    她轻轻叹了口气：“幺姑这是在讨账。”
    “讨账？”
    “铭三爹说的，她先前给了别人多少恩，现在就要给别人多少难。一笔笔都要讨回去的。这叫讨账瘫，是治不好的病。”
    “还有香烟吗？”
    “铭三爹说，没讨完账，她不会死的。”
    “你去睡吧。”
    我再次拿起那份报纸，却记不起刚才看到哪里来了。那份报纸在我眼前一片黑，发出轰轰轰的呼啸。
    五
    凭着门后那个草编提篮，我不应憎恶幺姑。这不公平，太不公平。可一切都无法挽回，当团团蒸气把隐匿多年的另一个幺姑擦拭干净，推到我的面前，一切就再也无法挽回。
    依然名叫幺姑的这位妇人——我只能这样说——已经丧失了仁爱、自尊、诚实以及基本的明智，无异于一个暴君，对任何同情者和帮助者都施以摧残。她的残酷在于，她以幺姑的名义展开这一切，使我们只能俯首帖耳和逆来顺受。她的残酷更在于，有关幺姑的记忆因此消失殆尽，一个往日的幺姑正遭受遗忘的谋杀。我能怎么办？
    这位妇人总是恶狠狠地看我一眼，控诉保姆偷吃了她的猪肉，控诉我们不给她买猪肉，控诉我们串通一气，存心要饿死她。我买回五个闹钟，也无法保证每天晚上准时帮她排尿。我们家里满屋子蓬蓬勃勃的尿臊味，总是使保姆们惊慌辞工。现在请保姆太难了，家政服务介绍所门前那黑压压一片女人，都在打听哪个商店在招工，打听八小时之外加班有多少奖金。我一走进那叽叽喳喳的声浪，就觉得自己是个乞丐，无耻算计着她们的钱包。
    不知为什么，我一大清早就敲开了老黑的房门。她探出脸来眨眨眼：“就天黑了？我还没吃晚饭哩。”
    门里同时涌出狂乱的打击乐声响。
    我一听到这别致的早安问候，就觉得说不出话来。看着墙上一把日军指挥刀和一个旧钢盔，只能沉默。
    “你要的民歌磁带，我借来了，但忘在家里。”我没话找话。
    她把半只冷馒头往桌上一摔：“乔眼镜有什么了不起，老娘与他势不两立！”
    我说：“你要民歌磁带做什么？”
    她说：“真怪，床下老是嘣嘣地响。”
    “你这个房子，该装修一下了。”
    “你会不会修洗衣机？我的洗衣机总不进水。”
    我朝那床下瞥了一眼，那里除了几个油画框子和一双男人的臭袜子以外，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我们说了一些话，但没一句可以对接，没有一句自己事后能明白意思。我只能怏怏地回家。
    我只得另想办法。我终于从一位远亲那里打听到，珍嬃是幺姑几十年前结拜的一个妹妹，眼下还在老家乡下。我对妻子说，可以考虑把幺姑送到珍姑那里去。当然，这个，就是说，可以这样理解，换句话说，没有什么不好。落叶归根，不正是老人们的心愿吗？乡下新鲜的空气和水不更有利于治病康复吗？乡下的住房不是更宽敞而且人手不是更多吗？……我们可以找出足足一打理由来说服自己，证明这种念头的高尚实质。
    我把苹果削好，给路过我房门前的邻家小孩吃了。我不知道他们父母的眼中为什么会透出诧异，是不是我热情慷慨得有点突兀？
    我当然从未见过珍姑，甚至从未见过老家乡下来的人，以至在我的想象中，老家在一个比月球还要遥远的地方，不知那里的太阳是否逼真得有点可疑，是否就是我们共有的这个太阳。
    乡下回信了，也来人了，是珍姑的两个儿子，用绑在两根竹杠中间的躺椅，拉拉扯扯地把幺姑抬走。幺姑竟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不肯走，骂我没有良心，骂我们将她卖给人贩子。幸亏这一骂，我酸楚的心情突然变得冷漠和强硬。
    是你有意这样开骂的吗？是你存心要让我变得冷漠和强硬从而不再对你有所牵挂？幺姑，你为何要把我最后一线牵挂也强行剥夺？
    我躲在厕所里大哭了一场。
    后来，听说她在乡下还过得不错。
    后来，我们谈到她的时候越来越少。
    我感激珍姑，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阿婆。我不知道幺姑与她是在什么时候结拜，又出于什么因缘而结拜为手足？这里面是否藏着平淡无奇或惊心动魄的故事？正如我不知道为什么家乡人总是说祖先是一只蜘蛛，不知道那里的女人名字里为什么大多带有“嬃”字，不知道家乡人为什么常常对一切女性统称为“嬃”而不区分伦常——有学者说这是原始制度在语言中的遗痕，令我暗暗吃惊与疑惑。
    因为幺姑，我才知道有一个珍姑，曾经能舞马弄枪，参加过抗日游击队，当过妇联会长。因为有这个珍姑，我才有机会回到家乡，看到我身上血液的源头。这是一个坐落在小河边的村寨。一幢幢苍黑的木楼两厢突出，正堂后缩，形成口袋形的门庭，据说可以吞吃和威慑妖怪。家家大门上都悬有一块镜片，据说那代表海，代表远祖的发源地，也可镇服阴邪之气。跨入大门时，眼睛好半晌才能适应黑暗，发现神龛赫然耸立在面前，上面供奉着列祖列宗及一些不见于经传的神鬼。
    很多木楼都左偏右斜，不似砖房那样挺直端正。似乎木材从山里砍伐来以后，还有生命，还能生长，在一段时间的挣扎之后，已让楼房生长出各自不一的形态，生长出五花八门的表情。这些木楼前常有美丽花朵，红艳艳的牡丹或芍药，砰然击穿了绿色的宁静，却不大被山民们注意。
    沿着小河一路下来，两岸经常可以看见山上错错落落的寨子，如停息山头的三两黑蝇，一动也不动。丰沛的河水漫江横涌，下行的篷船飞滑如梭。突然，船两旁的水声变得激烈，水面开了锅一般暴出狂乱水花。不用说，船正在“飚滩”了。船家十分紧张，瞪圆两眼选择水路，把艄的和掌篙的都手脚暴出青筋，互相吼着一些船客不易听懂的行话。水面形成了陡峻坡面，木船简直是在向下俯冲，任大片大片的浪帘扑进船舱，溅湿船客的衣服。但在船家大声呵斥之下，船客暂时不得乱动，也怯怯地不敢叫唤，因为船头正向一个池塘般大小的旋涡撞去。哗的一声，小船居然没有倾覆，而且把旋涡甩到了身后。待耳边水声逐渐敛息，船客们回头一看，不知何时船已过滩，刹那间把苔迹斑斑的孤塔甩下了好几里。
    遇到水势更猛的险滩，船老板就必定放空船下滩，请船客们上岸步行一段，这样比较安全。顺着残堤一路走去，船客们可闻采石建桥的叮当声，大概公路不久就要伸入这片群山了。船客们可闻伐木扎排的笃笃声，山民们正准备将黄柏木和楠木一类解成木板放出山去。有时，还可在沙哑的唢呐声中撞见一队少年，各捧一个木盘，盘中有红纸，红纸上或是玉米，或是稻谷，或是一张张铺排齐整的纸钞，却不知是什么意思，在进行何种仪式。
    船进入碧透长潭，则水平似镜。前面的两岸青山缓缓拉开，撕出一道越来越宽的天空。而后面的数座屏峰正交相穿插，悄悄把天空剪合。这就叫山门吧。船至门开，船离门合。一座座不动声色的山门，把人引向深深的远方，引向一片绿洲或一片石滩，似乎有一个人曾经在那里久久等待的地方。
    船家请船客们抽烟和喝茶。要是你愿意，还可爬进篷舱，钻入船家黑油油的被子里睡上一觉。船家说起同行们捞沙的好收入，说起自己少年时的种种奇遇，还指着右边山头，让我们看边墙。他说他祖爹当年曾经被招募去修墙，当时筑墙一丈可得银一钱二分哩。他说那时候营哨林立，兵丁不论晴雨日夜都要接替传签，沿墙巡视。有一年又闹土匪，游兵每人揣一颗熏烤干制的人心，用以壮胆。
    船身摇晃，船客都争着探头去看小长城，欢呼看见了看见了。
    但我颈脖扭得酸酸的，眼睛盯得干干的，却什么也没看见。真是怪事。眼前明明只有一片青翠山林，一些黄色的蝴蝶明明灭灭于草浪当中。不仅没有边墙，甚至不像有任何大事曾经在这里发生。
    看见了——他们看见什么了？他们的眼睛莫非和我的不一样？
    我登上岸，拾级而上，看见前面几个伙棚，两个白光闪闪的银匠挑子，还有老墙上的一些布告。有熙熙攘攘的家乡人，三两聚集低声言语。其中伙棚里几位老人，又瘦又黑，言语腔调都酷似我父亲，不由得我心头一震。他们或吮着竹烟管，或端着小酒盅，胸有成竹地盯了我一眼，又嘀咕他们自己的事去了。从他们的神色来看，他们是在嘀咕多年前游兵们巡墙的事？
    我总觉得身后有人叫我，回头看，是一个黑脸汉子喊他的丫头。一位店老板笑了笑，问我是哪里来的，要办什么差事。听过我的自我介绍，他眼光发直地呵了一声，立刻猜出我是谁家的公子，并熟练道出我父亲的姓名——看来乡下人对我的家族了如指掌。几位老人也立刻冲着我露出黄牙，点点头，向座中一位外乡人，慢条斯理介绍我父亲是谁，介绍我幺姑是谁——据他们说，幺姑曾是这里有名的美人。
    在小店的对面，在一条干枯水沟的那边，是一个大操坪和低垂欲跪的篮球架，还有一栋青砖平楼以及砖墙上的石灰标语。孩子们正玩得很快活，叫叫嚷嚷，跑得热灰扬起来，使墙根都糊上一层黄乎乎的尘垢。店老板告诉我：这里原来就是我家的大宅，三进三出，跑马楼，后花园，老照壁，画栋雕梁，十分威风。老房子是建学校时推倒的，只留了旁边几间杂屋。以前佃户送租谷，上了岸以后都走后门进仓，现在右边杂屋旁边那条光滑滑的小径，就是由佃户们踩踏出来的。
    我确实看见了那光滑的小径，很凉，很轻，很薄，镶有青草与绿苔，让我有一种奇怪的熟悉感。我当然从未见过这条小径，但这条小径曾吸走河里一船船的稻谷，养活了我的家族，包括一直活到现在的我。我明白了，父亲以前一直不让我回老家，一定是害怕我看见它。
    店老板接着谈起我的五叔爹。我知道，那个玩枪玩马玩麻将的老手，确实是一枪被起义农民给崩掉的。跪着陪斩的还有好几位，祖父就是在一声枪响之下吓聋了。而这种聋，后来竟传给了幺姑。当然，也许聋史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上一代，上两代，上三代……那时候发生过什么事？
    “你跟我父亲熟么？”我突然问。
    老板笑了笑：“哪能不熟？不是乱说，他上省里念书，还是坐吾的船，船上几天都是吃吾的饭。那时候，你家里败啰，成天只能喝粥了。你幺伯不是还被李胡子一索子抢去了么？不就是当了人家的小妾么？你家父还是八字硬，有次去打老鼠洞，在夹墙里三戳两戳，嘿，戳出了两筒光洋……”
    “戳老鼠洞？”
    “是戳老鼠洞。他喜癫了，抱着就跑。你大伯二伯也不晓得是哪么回事，赶也赶不上。”
    “后来呢？”
    “后来，不就是搭伴那两筒光洋，他哪么能念上书？哎哎，还是你家祖坟位置好。修路迁坟时，挖开坟一看，里面尽是蛇，尺把长一条，足足装得半箩。”
    “他后来回来过没有？”
    “回来过的。吾只听说。”他转向屋里的那一圈人：“覃六爹的老三后来回来过吧？”
    一位光头老汉咳了一声，毫无表情地咕哝：“回来过的。那年他好革命呵，把六爹亲自押回来，交给农民协会。”
    现在我的瞳孔已经适应阴暗，把几位长者看得更清楚了。他们全身油光光的黝黑，而这种黝黑一直深入到指缝、耳背以及头发根的深处。他们如同刚出大油锅，坚硬，精粹，滑腻，紧实，小疙小瘩，沉甸甸地打手。他们审视着我，目光在我脸上刻着，剔着，划着，要掘出一个他们熟悉的人影。这种目光太尖锐，差点掘得我的皮肤喳喳响，差点要把我的脑盖骨掘得粉碎，一直掘进脑髓那糊糊涂涂的深处。我想，只有看惯了枭首、剥皮、活埋、寸割、枪毙的人，他们和他们的后代才会有这种你不堪久遇的目光吧。
    我悄悄地为他们祝福，为这里所有陌生的人祝福。我是来看望家乡，看望幺姑的。可怜的幺姑，曾经身为小妾和劳模的幺姑，已经死了。我前天刚刚收到电报，这次可是真的，不像前一次，珍姑的大媳妇没弄清楚便误传噩耗。也许有过了那一次荒唐的悲痛，这一次我心里平平实实，没有预期中的号啕，似乎号啕不合适进入预期，而悲痛也是定量物品，付出一份就会少一份。收到电报以后，我只是马上请了几天事假，马上去借钱。想到乡下那种丧事的繁文缛节，我不能不多准备一点钱。
    我离开杂货小店，走进一片柳树林。路边杂草摇着尖尖的叶片。
    小路这样寂静，仿佛有个人刚从这里离去。
    六
    幺姑的味觉很灵敏也很精细。她想吃兔肉，珍姑的老大一早就摸黑骑着自行车往镇上赶，蹦蹦跳跳十几里，看能不能碰上一两个卖兔的猎手。她想吃黄鳝，珍姑的老二就扎脚勒手，提着木桶下田，踩得泥浆呱嗒呱嗒，有时踩倒了人家的禾，免不了还要挨咒。兄弟俩弄回了美食，全家人都不吃，只是熏的熏，腌的腌，留给幺姑匀匀地吃。可她吃不了多少，戳几筷子就沉下脸，头扭到一边去哎哟哎哟。
    她还有什么不满意呢？是不是闷得慌？兄弟俩又商量了一下，一个去找竹床，一个来搓麻绳，在竹床两头各扎一个绳圈，权当简易担架。他们抬着老姨子出门去散心，看禾场，看河水，看鸭群和蝴蝶，看寨子里某一户养的长毛兔。
    天天收工之后，都得陪老人这样玩上一趟。竹床吱吱呀呀地响，麻绳往肩头的皮肉里扣。兄弟俩总是玩得背上汗湿一大块，汗湿的衣又沉又凉，在背脊上扑打扑打。他们弯曲的食指连连刮去脸上的混浊汗珠。
    “呜呜——”幺姑终于高兴了。
    她尤其喜爱货郎挑子，见了就要凑上去，脸盘被琳琅百货所反射的日光抹得飞光流彩。她冲着一个彩纸风车轮眯眯笑，又撮起尖尖的嘴唇呜呜。“大毛，买一个咧，莫舍不得钱，我有钱，买咧。”
    于是就买了。
    她确实有钱，除了退休工资和我们寄给珍姑的辛苦费，还有一百元，压在她的箱底。她对此记得十分清楚，有时把钱摸出来，要兄弟俩给她一个接一个地买风车轮。有一次，珍姑从那笔钱里借走了几十，买粪桶和猪崽。她发现后很不高兴，成天咕咕哝哝，见到谁都横眉怒目，说有人偷了她的钱。一赌气，她把屎尿狠狠地拉在床上，还按部就班地捶打床沿，直捶得床板一翘一翘，嘣嘣声把猪栏里的畜生都惊得大呼小叫。
    珍姑气得脸盘都大了。“你捶命呵？捶命呵？哪个偷你的钱？不是说借几天用用吗？你怎么就不记得了？”
    珍姑只得另外去借钱，把钞票塞回烘箱，眼里泪水汪汪。“吾前世没欠你，没亏你，你哪么要这样来磨人呵？菊花姐也来磨吾，四姐也来磨吾，幺姐幺姐，眼下吾也只有你这一个姐姐了，你要磨死了吾，有哪样好哇……”
    幺姑也流泪，好像还懂点什么事。
    想必她能听懂这些话。
    珍姑常说，好几个姊妹都是由她来送终，幺姐的后事也肯定落在她头上。她现在不能扛枪打仗了，也不能下河打鱼和下田种粮了，侍候人的气力还是有的。她就是想受些磨呵。想起以前的患难交情，她不被姊妹们磨一磨，往后的心里如何好受？这些话是她对邻居们说的。她爱串门，爱说笑，口又无遮拦，甚至自己老倌少年时偷女人的丑事，甚至自己当年在游击队里的相好，都曾在她嘴里四下里广播。她说到恨处就骂，说到乐处就笑，走到哪里都是惊天动地。不过，现在她不能常去串门了，她收养了三个孤儿、一个残疾，一点老革命战士的生活津贴全贴补在这里。尤其是把幺姑接下乡来以后，几乎每天都有满满一脚盆沾屎带尿的衣裤需要她洗刷，几乎每天都需要她来帮幺姑翻身，擦身，喂食，喂药，包括抹滑石粉以防肉疮。她累得眼睛都黄了，牙痛得更加厉害，常捂着半边嘴骂老倌。
    两个亲儿子着急，只得暗中策划，这一天联系好一条船，突然要把幺姑送走。珍姑得知后脸一沉，把半瓶农药揣在怀里说：“走也则是，吾横直也不想活了。要送就把我也送走，把我们俩姐妹都送到火葬场去。”
    老二气得直揪头发，拔腿冲走，住在朋友家好几个月没有回来。
    老大两口子斗不过亲娘，但他们爱动心思，便设法让她省些气力。他们终于想起一个办法：在幺姑的床板中部挖一个洞，对垫褥也依样改造。洞上加一活盖，洞下接一尿盆。这样，只要床上的人能及时扯去活盖，将尖尖臀部挪入位置，就能顺利地排便了。
    幺姑似乎对那个洞颇为不满，一到内急之时，总是眼珠朝四下一轮，毫不犹豫地照样拉在床上，宣告阴谋对她无效。
    老大两口子继续改进工艺，把床榻索性改造成栏垫。这样做的好处，一是通风透气，免得病人生肉疮，二是容易清扫，不论病人如何乱拉，屎尿大多滑下栏垫，落入床下的草木灰，侍者事后只消将草木灰清扫出去便是。至于被褥，当然也得相应改造，变得比较厚实一些的开裆裤。
    这样做像是养猪，对病人不大恭敬，不过细想之下又有什么别的办法？
    改进还在继续。比方说，把病人头发全部剃光，是怕头发里生虱子。用木槽代替瓷碗，是怕病人打破碗以后用瓷片割伤身体。这些新办法都颇为有效，不仅减少了屋里的臭味，而且幺姑的肉疮渐渐结痂，生出粉红色的新肉。接下来，她饭量增加了，身体也胖了些。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她精力也更充沛。为了满足一个聋子的耳朵，她经常更加猛烈地捶击床沿，更加响亮地叫喊：“毛佗——”她盯着屋梁呼唤，“毛佗，你来呵——我看见你了，你想躲我是不行的——”
    她把乡政府的一个干部总是当作了城里的我。那后生下户来检查外来人口，来慰问当年的革命老战士，曾穿过她的房，被她一眼看见，就确认是毛佗不疑。还责怪珍姑存心把毛佗藏起来，不让她知道。
    她显出一种兴奋，发出一种不无娇气的哼哼，渐渐又转为咬牙切齿的辱骂和控诉：“……你们这些没天良的，去找毛佗来呵。他躲在外面做什么？你们告诉他，我要吃药，要吃药呢。他去想点办法呀。他读了书的人，是个会想办法的人呀。你们要他到上海去，到北京去，去找呀。我要吃药，人有病就要吃药，不然就会有矛盾呵。我头晕呵，要吃药呀，你们怎么不给我药呢？你们去找他来，要他不要舍不得钱，不要太小气，去帮我找药呵……”
    一直叫到到重新呼呼地睡去，大嘴硬硬地张开着。
    珍姑知道，碰到这种情形，决不能去理睬她。否则她会更加激动和震怒，双目发直，脑门上青筋暴出来像一条条蚯蚓，一只手因仇恨而变得灵活异常，尽力叉开和痉挛的五指不由自主地如蛇信子突伸突收。
    寨子里已有了很多议论。有人说幺姑患下如此恶疾，莫非是因为前世造孽必得恶报？他们碍于珍姑的权威，不敢把这个无后的女人逐出村寨。但他们谈得心惊肉跳以后，还是忍不住想看看一个疯子的景况。珍姑对此非常气愤，常常守在门口，决不让那些贼溜溜的目光扫进门槛，也不让幺姑撑着小椅子拐出门去。眼角边有了什么动静，她顺手抄起一根竹竿，眼明手快地扑打过去，啪——幺姑必定缩回地上一条炭画的黑线那边——她曾经命令过，幺姑的身子任何一部分都不得越线。
    她惩罚了姊姊之后，又朝自己的赤脚扑一竹竿，表示对姊妹的罪过已得到了赎还。
    幺姑渐渐体会出竹竿的权威。头几次，她还尖尖地哎哟一声喊痛；到后来，哼哼两下就算完事。最后的结果是完全驯服，见有竹竿在，便规规矩矩不再乱动，蜷缩在黑线的那边，缓缓舔一舔嘴唇。
    “回去，上床去！”
    “呜呜。”
    “穿起开裆裤，蛮装相是吧？”
    “呜呜。”
    “你那毛佗没有来。你明白吗？他公事多，哪么有时间来睬你这个疯子？他不会来，不会来的！”
    “呜呜呜。”
    她像个自知有错的孩子，讨好地笑一笑。
    珍姑也渐渐体会出竹竿的作用，碰上幺姑不愿拉屎尿，不愿吃饭，只要把竹竿扬一扬，对方就立即规规矩矩。
    不过她得照顾其他残疾人和孤儿，也不能老捏着竹竿条子，全天候守着幺姑这一个。这一天她寻思半晌，冲着老大吆喝：“大毛，还给老娘做件事，打个笼子来。”
    我后来见过竹竿，就丢在墙角，竿头一端已碎裂。我也见过笼子，或者叫笼床吧，除了滑滑的栏垫，都是一根根粗大的杉木，在人们不常触摸的地方，积有黑黑的泥垢，显得笼子更加沉重。木头接榫之处，楔背被锤得开了花，给人一种牢不可破的稳固感。这个足以制服豹子和老虎的笼子，眼下关锁着无比实在的一团空寂。
    幺姑竟然可以在这里面生存下去，实实使我惊讶。是不是因为她几乎从未生育，才有如此强旺的精血和生命？听珍姑的老大说，她后来简直神了，不怕饿，不怕冷，冬天可以不着棉袄，光着身体在笼子里爬来爬去，但巴掌比后生们的还更暖和。在她生命最后的一段时光，一些奇事更是连郎中们都无法解释——她越长越小，越长越多毛，皮肤开始变硬和变粗，龟裂成一块块，带有细密的沟纹。鼻孔向外扩张开来，人中拉得长长的。有一天人们突然觉得，她有点像猴。
    她继续小下去，手足开始萎缩，肚子倒是一直膨胀。如果随意看一眼，只见她一个光溜溜的身子，还有呆呆的两个大眼泡。人们又有新的发现，觉得她像鱼。
    这条鱼成天扑腾扑腾的，喜欢吃生菜，吃生肉，甚至吃笼床边的草须和泥土。吃饱了，便常常哧哧哧地冷笑，却不知道她笑什么。如果不让她这样生吃，她就不高兴，就用貌似手臂的那只肉槌一个劲地捶打，制造出嘣嘣嘣的生命乐音。不过，人们已经熟悉这种乐音，熟悉到不再注意这种乐音。成人们来珍姑家串门，从不在乎这种乐音的强大存在，比方说并不会伸头探脑地朝里屋看看。只有娃崽们还记得她。他们几次好奇地想潜入发出乐音的那个房间，都被珍姑骂得四下逃散。后来的一次，待珍姑和两个儿子下田去了，他们又偷偷摸摸聚在一起，互相鼓励和怂恿，来探寻乐音的秘密。他们搭成人梯，爬到窗台上，朝墨墨黑的屋里张望，终于看清了笼子，还有笼子里一个活物。
    “那是什么东西？”
    “兴怕……是鱼人吧？”
    “它咬不咬人？”
    “娃娃鱼咬人，鱼人不咬人的。”
    “你敢摸它吗？”
    “有什么不敢？”
    “我还敢摸它的鼻子。”
    “它在叫哩。”
    “它是肚子痛起来了吧？”
    “它是要出来玩么？”
    ……
    娃崽们觉得那小个头活物理应是自己的朋友。他们顺着墙根，溜到后窗，从那里跳进屋去，打开笼门，打开大门，甚至毫无必要地打开所有的门，开出了一个四下通畅无碍令人舒放痛快的自由天地。然后，他们把活物连抬带拖地弄出大门，情不自禁地充当父亲或母亲。他们先打来一盆水，帮活物洗了个澡，特别注意洗净屁股。又用一根红布条子，将活物头上几根稀稀拉拉的白发，扎成一个冲天小辫。大概扎辫子时没留心，扯得对方的发根头皮很痛，活物哎哎哟哟地哭了。娃崽们愣了愣，纷纷想法子止哭，让活物高兴。一个女崽威胁：“不准哭，白虎鬼来了，谁哭就会把谁装进篓子拖走。”一个男伢又想出更妙的办法，率先去搔活物的胳肢窝。
    咯咯咯，娃崽们先笑，接着活物也嗬嗬嗬呵呵呵笑了。显著的效果使娃崽们信心大增，兴致大发，都争先恐后地去露一手，搔腿搔腰搔颈搔脑袋，一头头黑发聚在一起，此起彼落地拱动……活物终于发出一声大叫，眼里充盈着浊泪。
    据说她还嘟哝了一句什么，但无人听清了。
    我又听说，有人还是听清了，说她嘟哝着一碗芋头。另一个版本稍有不同：有人说她嘟哝着自己的头晕。
    我不知道幺姑是不是就在那一天死了。反正我从乡亲们嘴里听来的就是这些，以后的事无人提及。她是怎么死的，比方是不是乐死的？是不是死于全身脏器衰竭？我也不知道。我坐在珍姑家的火塘边，听着山乡寂静的黑夜，捧着晚饭前必有的糖茶。桌上有四个小碟，分别装有玉米、南瓜子、红薯片、米糖杆。小碟被珍姑收走以后，她又端上大钵的肉块，都是出自瓦坛的腌制品，有鱼酸、牛肉酸、猪肉酸、麂肉酸，此外还有酸辣子、酸蒜苗、酸胡葱、酸萝卜、酸蕨菜，琳琅满目。看到一串串黄溜溜的东西，我初以为是酸藤豆，后来才知是酸蚯蚓，而蚯蚓下面的一颗颗硬物，则是酸蜗牛。老家人爱吃酸，我早有所知，但今天还是大开眼界。
    我看了珍姑一眼。这位老游击队员年近七旬，仍然腰板挺直，头发熨帖，声音响亮，大脸盘子被柴火映得金光闪闪。她大手大脚，大声大气，大襟衣，大奶子，大鼻头，全然一种爽爽朗朗的大，一下就能笼罩你和感染你。她不由分说地给我夹菜，老是问我一声“苦不苦”——我知道这就是问菜咸不咸——家乡话里咸苦不分。
    她又夹起两块猪肉，眼圈红了，说这只猪是幺伯看着捉进来的，看着长的，幺伯还帮忙斩过猪草哩。可惜幺伯命苦，没赶上吃肉。她把猪肉送入我旁边那只空碗，含含混混地说：“幺姐，你尝尝。”
    碗边，是一个空虚着的位子，是整个黑夜的边沿。
    幺姐，苦不苦？你尝尝。
    位子还是空虚着。
    她撩起衣角按按眼角，声音碎碎瘪瘪地从喉头挤出：“你幺伯，想苦了，把肠子都想绿了，想黑了，想枯了，就想你来……你幺姑命苦呵。她以前是这里最标致的。一上街，后生就追着看。来提亲的人，把门槛都踩烂。”
    我点点头，觉得听懂了她的话以及她没有说出来的话。我大口喝下包谷酒，觉得全身热起来，头重脚轻，动作有些飘忽。我看着火塘升起的闪闪火星，急匆匆向黑色屋顶扶摇而上，一颗颗在那里熄灭。我觉得它们熄灭在宇宙的深处。
    更要命的是，在这最需要眼泪的时候，我仍是两眼干干。
    七
    我起得太早了，伸手不见五指，掩门时珍姑还在熟睡。
    其实赶场用不着去这么早，杀猪的和炸饼的一定还没有去，可我总觉得应该早一点，去走走月光泼湿的山路，第一个看到太阳。
    我深一脚浅一脚走进墟场，暗中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大概是树干，或是伙棚的柱子。我瞪大眼睛仔细搜寻，终于看清了残月，还有月下一道黑森森的陡岸——那当然是小镇的连绵屋脊。
    不知为什么还不见灯火，不闻鸡鸣与狗吠，以及人们开门时的吱吱呀呀，莫非现在还是深夜？是我的手表欺骗了我？我摇摇表，喘喘气，继续向前摸去。忽然，一脚踩着了个软乎乎的东西。在迅速缩脚的一瞬间，我感到它是个肉溜溜的活物，忽的一下窜走了，想必是一条蛇。我退了一步，可另一只脚又同样踩到了软乎乎的东西，那东西大概出于惊慌，一扑腾，从鞋底下挣脱，竟顺着我的裤腿往上蹿，小爪子细细碎碎地一路扎上来直至腰间，幸亏我手忙脚乱地扑打，它才通的一声回到黑暗中。我冷汗大冒，背脊发凉，两腿软软的再也不敢移步。
    憋住呼吸细细听去，似地面发出隐隐约约的潮涌之声。我低头一看，发现一团团黑影飞掠而过。天哪，老鼠！这么多老鼠！这么多老鼠在列队飞奔！
    我记起来了，这些天上面来了一些人，抄着三脚架水平仪一类，寨前村后地一个劲忙碌，又召集群众大会，问大家是否发现了鸡飞树丫、井水升涨等异兆，同时嘱咐乡民们统一警号，轮流放哨守夜，住砖房的尽可能搬进木房，等等，于是人们便纷纷议论地震这件事。那么眼下莫不是要地震了？不然为什么有这么多老鼠跑出洞穴？它们是不是已经预感到地表以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正迫在眉睫？
    很久以后，我才想到幺姑曾预言过这场地震。她生前常常觉得头晕，还一再说到“地动山摇”这个词——那当然是暗指地震了。她眼下已经消失。那天的葬礼上鞭炮叭叭炸响，在空中绽开一簇簇瞬时生灭的金色花朵，把白日炸得千疮百孔，炸出一股股焦煳味。唢呐沉沉地起调，又沉沉地落下去，飘滑于身前身后不可触摸的空处，缓缓地锯着颤抖的阳光。吹唢呐的是几位汉子，有的驼背，有的眼瞎，有的瘸腿，脸上都毫无表情，或望着眼皮下一块石头，或盯着路边一棵小草，埋头互不搭理，甚至目光也从不交遇。只是听到锣鼓默契的启导，便悠悠然各自舔一下嘴唇，腮帮鼓成半球形状，抱起唢呐锯将起来。他们随着前面摇摇晃晃的棺木，随着扑扑翻卷的招魂旆幡，缩头缩脑登山而去，在一片油菜地里踩出凹凹凸凸的脚印。更有意味的是，幺姑的棺下垫了一层密密的鼠尸，就像我后来在镇街上看到的那种，不知是出于什么习俗。
    地震？地震啦——我终于发现，自己的喉管根本没有发出声音。我把自己的手捏了一下，看是否在梦中。我还发现，小镇到处都是房门紧闭，对我的叫喊毫无反应。只有很远的一栋楼房迟迟亮起了一星灯光。不知那是学校还是镇公所。我着急万分，听出窸窸窣窣的声浪越来越大，看见一串串老鼠从门缝里、树洞里、小巷里以及菜园里蹿出来，汇成巨流，盖满一街，漫向墙基和水沟，此起彼伏你蹦我跳，形成遍地的朵朵黑浪。我想提脚让开它们已经没有可能。一路走去，脚脚都踩着老鼠，软塌塌的，滑溜溜的，人就像踩在棉垫上摇摇晃晃，又像踩在一片散木滑滑溜溜。无论我怎么跳跃和怎么选择，也踏不到一个稳定落点。更奇怪的是，被踩的老鼠既不叫唤，也不反击，只是从鞋底扑腾挣扎而出，继续它们慌乱的奔跑。它们顶多是被踩晕了头，在你的腰间或者肩头盲目地窜上一圈，又跳下去追随自己的队伍。它们比肩接踵，一往无前，庄重地信守着一个你无法知道的计划。
    就这样，我一直在鼠河上踏浪而行，在鼠群的包围中左冲右突，在鼠群的腥臊味中差点晕了过去。我东偏西倒地跑一阵，又走一阵，又跑一阵。我捶打着每一张门：地震啦——
    前面是一段石阶。鼠流到了这里以后就形成鼠瀑，顺着石阶滚下去，滚成一个个鼠球和一个个鼠筒，直到滚落阶底才溃散开来，露出一些灰白色的小肚皮。鼠瀑的力量是如此之大，已经把前面一伙棚冲倒，一块门板，几根木头，还有木桶和稻草什么的，都在鼠河上旋转一圈，漂荡而去。遇到前面街口的狭窄小巷，鼠流便陡然增厚，淹至居室的窗口。有几只黑鼠甚至跳上屋顶，继续朝预定的目标奔行。我已经看见了码头与河流，看见河面反射着残月的薄光，透出潮润的寒意，扬起丝丝缕缕的白雾。但鼠流没有在河岸停止，也没有折回，竟沙沙沙地一直向河里倾泻而去。整个鼠流如一匹长卷地毯，一直铺下码头，被河水毫不费力地收束，溅起浪花声如同广场上的欢呼。前面的老鼠沉没了，后面的老鼠还是踏着沉没者向前。后面的老鼠又没顶了，再后面的老鼠踩着没顶者继续向前。从水里翻出来的黑鼠湿津津的、水淋淋的，乱抓乱跳，拼命挣扎，以至不少黑鼠递相咬尾，五六只连成一串，在水中浮动翻腾如一条黑鞭。遇到木船的黑鼠则争相攀高，顷刻间船篷、船杆、船舷、船桨上都立刻驻满黑鼠，宛若一座河中的鼠岛。
    但那不是鼠岛。我看清了，它是一只盛满炭屑的草编提篮，幺姑的提篮。
    大岭本兮盘古骨，
    小岭本兮盘古身。
    两眼变兮日和月，
    牙齿变兮金和银。
    头发变兮草和木，
    才有鸟兽出山林。
    ……
    招魂师唱起来了，你们也跟着唱起来了。我感谢你们眼中的泪水以及义重如山的一程相送，更感谢你们原谅我的两眼干干。我给你们下跪。你们将一把把白米抛撒，让它们纷纷落向墓坑，跳动一下就不再动弹。在你们的歌声中，远山变得模糊而柔软，倾斜的岩层在缓缓起伏蠕动，如凝固了的汹涌浪涛又开始了汹涌，要重演洪水滔天的神话。一切音响都被太阳晒得透明，晒成静静的盐，在浩荡的波涛上闪耀。
    气化风兮汗成雨，
    血成江河万年春。
    在你们的歌声中，有大地震晃，山岩崩塌，远古突然逼至眼前。地震啦——天书已翻展，弓弦已张开，血淋淋的牛头高悬于部落的战旗之下，你将向哪里去？苦蕨似的传说遍布整个世界，惊醒每一个时间黑洞之梦，在大漠，在密林，在月色清秀斑驳的宫廷，我究竟在哪里？远古一次划出天地界限的临盆惨叫，使炎黄之血浸入墙基和暗无天日的煤层，浸入阴谋般纠结撕咬并嗡嗡而来的象形文字，你将向哪里去？呵呵，洪水滔天洪水滔天，一个人死了，地震了，墙垮了，谁也不能救她。太阳终是遥远，流星落入彩釉，以眼还眼悄声碎语终是须臾，唯时间在年年的谷穗上昭示永恒和太极之圆满那究竟是为了什么？一次次死亡结成人类的永生，指向玉树琼宫，香花芳草，粮山棉海，鸾凤和鸣，善男子善女人携手联袂人面桃花欢歌如潮，那无比实在的辉煌你将向哪里去？从来就有高原，从来就有星座和洞穴，从来就有剑戟相拔和野渡空舟，从来就有枯涩的儿童之眼和不孕妇女的老镜而蝼蚁般的人流你将向哪里去？墙垮了，地震了，纵使每一页日历都是千万人的忌日，纵使每一条道路都没有终点，纵使禁锢和放纵都行将变质，但难道不因此而觉得岩层中渗出的回答甘之如饴？善男子善女人在残碑上历历在目以沉默宣喻万世之箴言：一切播种都是收获不是收获，一切开始都是重复不是重复，金木水火土那长出了青苔的隆隆人类之声你将向哪里？
    小岭本兮盘古身，
    两眼变兮日和月。
    人们还在唱着和唱着。
    终于地震了，后来人们说连山上的边墙都震得全无，最后一点残迹也被扫荡干净。我去看过，是真的。
    八
    老黑刚从派出所回来，没落个刑事拘留已是万幸。为了帮一个姐儿们出气，她用酒瓶把一个男人砸得头破血流，是英雄还是暴徒，没人能说得清楚。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刚出浴室，头发湿乎乎的，全身鲜润热气从衣领里溢散出来，乖态可掬地蜷缩在沙发里。随着一转头，她脖子上一根什么管子挺突得很厉害。“哥们儿，刚才你递鞋子进来，没想到要把门推得更开一些吗？”
    我笑了，“你要调戏我，也得用点新招吧？”
    “臭王八蛋！”她两眼一瞪，“别他妈假正经。哪天我叫上一两姐儿们把你强奸了，废了你的假牌坊。”
    “那你多有面子？不是更加惨透了？”我笑得更厉害。
    她这次没有笑出来，肯定被我说着了，说痛了，只是朝我背上一拳狠捶。她已经有了灼灼白发，脸也像干裂土地正分布皱纹——想象她还经常向别人表演气功，昏昏灯光下一定很有巫婆风采吧。她为什么还要那么颠来颠去地逛时装店？为什么还那么喜欢在男人面前作痴作矫作高深作刻薄同时不失时机地媚笑？笑一经过设计，就会有问题，过早绽出皱纹是自然的。何况谁都知道，她那张薄唇小嘴通向一套被烟草熏得焦黑的肺叶，还有过多杂食散发出恶臭的肠胃。
    这确实有点惨。人总会老的，很难无往不胜。而且胜了又怎么样？有一次她自言自语地溜出一句：“真没意思，男人一关门都说同样的话，怪不怪？”
    当时她正在擦皮鞋，望着鞋尖凄婉一笑。
    于是她打电话把我请来，大概想让我填补她周围的空白。她一定是看准了我正被单位上的改革弄得灰头土脸疲惫不堪，相信我已虚弱得不堪一击。如果是这样，那就更惨了，我竟然用手抹了一把脸，轻轻拍了拍沙发的扶手，“该走了，我还有事去。”
    大概男人们溜走时也说着同样的话，借口有同样的可疑。
    “走吧，你们都滚，滚远点！”她气概非凡地一甩下巴，但停了停又嘀咕着该去买点方便面。其实她不这样嘀咕，我不会认为她送我一程是如何卑微。她该怎样做就怎样做，不必太花心思研究自己的理由。
    “今天的天气真好。”我说。
    “他妈的，我要买安眠药。”她说。
    “你晚上多梦？”
    “床下老是嘣嘣地响。”
    “没查出什么原因？”
    “有什么原因？肯定是干妈找上门来了。”
    “你也信这一套？教师同志。”
    “什么信不信？这是事实呵。我欠了她的，她不磨我还磨谁？我都花钱给她做了超度，她还是不满意……”她说起和尚与道士的超度，还有昂贵的法事费用。
    “你也许该去外地散散心，或者换个工作，你比较感兴趣的工作。”
    “算了，我早把一切都看透了。”
    “包括把看透也看透？”
    “不要对我上哲学课。你不觉得可笑？”
    “你一直在享受着很多人的好心，这并不可笑。”
    户外的阳光如此强烈，使我微微眯眼。一回头，看到她夸张蓬松的发型，我突然觉得她头重脚轻，再加上两只大眼泡——她居然也像一条鱼。
    我没敢说出来，匆匆告辞走了。摩托车的后视镜里，闪过一辆辆卡车和繁忙的大街。一栋栋大楼正待竣工，好像要从脚手架和安全网的蛹壳中挣脱出来，伸展美丽的翅膀腾飞而去。一座大桥仍然紧张地拉开弓弦，使我驶向桥顶蓝天时不无担心，担心顷刻间弦响弓颤，大桥会把我弹入太空。万吨万吨的金光，此时正从太阳那一孔捅开的炉门中涌出来，咣当咣当地浇泼给城市。
    一个小伙子不知为什么又叫又笑，蹬着一车水果以及一位少女，被我甩在后面。他上身那铜浇铁铸般的肌肉，鼓起一轮轮一块块的，令我忍不住羡慕地回头，盯一眼他的脸。我觉得这一身生气勃勃的肌肉是个好兆头，也许能使我在前面的路口遇见什么人——我从不相识但一直等待着的一个人。
    我正逼近那个平凡的路口。
    我将要看见什么？曾经等待过什么？
    我终于避开那个路口，朝另一条街道驶去。
    时间已经不早，回去首先是吃饭，吃了饭就洗碗。生活就是这样。生活就应该这样过。记得幺姑临死前咕哝过一碗什么芋头，似乎在探究人生的某种疑难。这句话在我胸中梗塞多时，而现在我总算豁然彻悟，可以回答她了：
    吃了饭，就去洗碗。
    就这样。
    嬃。
    198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