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器
△怪器
在马桥的语言里,本领高强的人还承袭了一个符号:“怪器”。
《辞源》(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八年)对“怪”有三种释义:一是指“奇异”,“奇特”;二是指“特别”、“非常”、“很”——似可看作前一义的逐步虚词化;三是指“责备”、“指斥”,比如“怪我”,就是批评我的意思。
这样看来,汉语中的奇异之物,总是与责备和指斥有不解之缘,不如庸常那么安全。
马桥最“怪器”的人,非马盐午莫属。当初知青招工的招工,病退的病退,只留下包括我在内的最后两个。会唱革命京剧的都走了,文艺宣传队奉命演出时几乎开不了锣,于是就有人推荐盐午。他当时还是个在校中学生,应招而来,果然唱得很好,虽然矮得没法上台,也没有工夫参加排练,但他躲在台后暗处,可以把一本戏从头唱到尾,无论正派、反派、生角、旦角,所有唱词他张口便有,台上人只需配合一下口形就行。有几个难度极大的高音,他也顺溜溜地唱了上去,音流在乡村夜空破云高飞,真让我大吃一惊。
他唱完就跑回家了,消失在夜色里,以至我还没来得及认真地看他一眼。
他唱戏的名气很大,平江县搞什么汇演,也有人来请他过去帮忙——吹笛子拉胡琴都是他的一碗饭。要做个景片或做件戏装,他挠挠脑袋,好主意说有就有。
我真正看清他的脸,是在他毕业回乡之后。一张圆乎乎的娃娃脸,似乎乳毛未退,与他哥哥盐早的尖嘴猴腮大不一样。他看我下围棋,看了几局就斗胆上场对弈。我对他掉以轻心,一心想指导他,没料到几步下来,他扭杀得我狼狈不堪。我另外做局,他也处处打劫,透出一股凶劲和狠劲,简直无懈可击,穷追猛打,斩草除根,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放走一个。
我暗暗称奇,也输得很不服气。
他谦卑地说:“对不起,献丑了,献丑了。”眉宇间却有一丝掩饰不去的得意。
我事后暗地里发愤研究棋谱,约他再战一场,不料他借口要抓药或者要出工,躲得远远的,决不给我雪耻的机会。我可以想象得出,他目睹我急不可耐无计可施的模样以后,一转背是如何开心。
他在村子里不怎么干活,在家的日子很少,连老母病重的时候也不大回来。队上分给每个人的水利工任务,都是盐早替他完成的。他家的菜地上,也总是只有盐早挑担的影子。他先是学做漆匠,提着一个工具篮,满身漆污,同我在路上相遇过一回。后来有一次见到他,我发现他又改学中医了,有模有样地给别人扎着针,把着脉,开着药方。他后来还学过画像和刻字——据说在长乐街和县城里卖字画,包括在顾客的自来水笔上刻出怀素体狂草的毛主席诗词,立等可取,价格也公道。总之,他没有什么学不会的,没有任何东西可阻拦他表现自己的超级怪器。他的怪器名播四乡,老幼皆知,众人称道。尽管他是个“汉奸”(参见词条“汉奸”),但马桥人从不恶视他,对他长期不明不白地在外流窜也一直很宽容。
他是马桥的骄傲,是马桥弓周围众多村寨人们共同的骄傲。传说某某地方出了一个大学生,马桥人就会不服气地说:什么呢?可惜盐午是个汉奸,要不三四个大学都读下来了。传说某某地方的一个人招到县里当水利技术员,吃上国家粮,眼看还要升官。马桥人也不服气地说:那家伙还能当技术员?可惜盐午的成分大,要不哪轮得到他?
本义的娃崽久病不愈,打算送到县里去。马桥人就断定他必死无疑:盐午开的药方都没治下来,还送到县里做什么?不是白白送钱么?半个月后,那娃崽偏偏在县里治好了病。对此,马桥人一点也不奇怪,一点也不反思,还是有很多话可说。他们说决不是因为盐午的药方不好,只能怪乡下缺药,一个好方子配不齐药,能怪谁呢?能怪盐午么?要是乡下配药条件好一点,那娃崽的病肯定早好了,何须到县医院去挨针和挨刀?可怜他脔心肝肺都被挖出来当酸菜洗,起码折去了十年阳寿呵。
连本义自己也同意这种看法。
本义是党支部书记,同盐午的父亲又结过仇,口口声声盐午比他老子还怪器,将来肯定是个反革命分子,是个坐班房判徒刑的料。但这并不妨碍他同样崇拜盐午的怪器,对盐午另眼相看,包括自己的家人病了,也要请盐午来把把脉。缺了这一步,他会觉得不大放心。
盐午给村里人看病从来不收钱,对干部当然更加恭敬有加。有一次,他找我讨一支纸烟,接烟以后拔腿就跑,眨眼间不见了人影。我去下村办事,发现公社何部长正坐在晒谷坪里,嘴上正抽着我那支“岳麓山”,盐午则在一旁搓着手,满脸是憨厚和略微羞涩的微笑,聆听部长教诲。我后来才知道,他不抽烟,不是不想抽,是舍不得抽。他在外面做漆匠、行医、画像刻字,所有接受来的顾客敬烟,都一律小心保存,小心积攒,回头就敬献给干部们,尤其是敬献给本义。本义的纸烟总是牌子杂乱,就是这个原因。
有一段时间,他同何部长关系特别亲密,只要是何部长有事,他招之即来,来之即笑,笑之即跑腿,永远是一个乖崽崽,是一个随时表现学问但又把学问归功于领导栽培的大才子。有一天,他为在外面做油漆活太累,回到马桥已是深夜,困得深一脚浅一脚的。听邻居说,何部长捎过信来,说一台闹钟坏了,请他去修理一下。他岂敢怠慢,连夜跑到长乐街一个钟表匠那里借工具,再往公社赶。过天子岭的时候,一不小心,摔到高崖下。第二天上午,有人从那里经过才发现了他——脸上、手上、脚上,叮满了密密麻麻的山蚂蟥,活像一夜之间全身长满红须。过路人七手八脚帮他打蚂蟥,打得满手都是血。把他打醒了,他一看自己全身血花花,吓得哇哇直哭。
如果不是碰巧有人经过,再过几个钟头,他的血恐怕就要被山蚂蟥吸得一干二净。何部长后来想起这事也有点后怕。
他的优秀表现最终管不了什么用,既没能让他当上干部,也未能让他入团入党。有两次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何部长做好了本义和其他干部的工作,把他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往上推荐,一到上面还是打了回来。不仅如此,每到重要节日前夕,到他家里查抄一轮,对他家兄弟训一训话,是民兵们的例行公事,是再讲情面也得走一道的过场。
我调去县里工作那年,听说县公安局还怀疑他写了反动标语,曾把他抓入大牢。反动标语是国庆节文艺汇演时发现的,据说就写在公社临时戏台上。内容是什么,我一直不知道。我只知道公安局抓他的理由是:他当时在后台拉胡琴和帮腔,离出事位置很近,而且有反动的家庭背景,有文化,有水平,最为怪器,不是最有可能在黑夜掩护之下做出反动勾当么?
我感到奇怪的是,盐午的崇拜者们,马桥的男女老幼并不怎么在乎他们的偶像被抓走,甚至把反动看成一件有头有脸的事。他们的反应很平静,似乎事情的结果很自然,很合理,是迟早的事。谈起邻村另一个嫌疑犯,他们不以为然地嗤之以鼻:他还想反动?他那一笔字,盐午拿脚都写得出来,他偷个牛偷个粮谷还差不多。
在他们的口气里,反动不是小偷小摸,非常人所能为也。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这方圆百里之内比来比去,不是盐午最有资格反动、最有水平反动、最有可能反动么?他面色惨白地坐入警车,与光荣远行去城里读大学,简直就是一回事。
其他人休想冒用他的特权。
他们甚至为此动起了拳脚。当时龙家滩有一个人来赶脚猪,闲谈时,说起龙家滩也有人十分反动,是某某在新疆的一亲戚,早几年就当了团长,同林彪一类大人物都一起照过相的。马桥的几个后生听了就很不服气,说什么团长呢,听说也只是个管仓库的,没有什么兵权。要是盐午从娘肚子里早出来二十年,莫说团长,军长也当得不爱了。说不定是蒋介石手下的重臣,眼下在台湾天天坐乌龟车哩。
龙家滩的人说:“盐午怪是怪器,也不是太怪器,画毛主席的像,画得脑壳大身子细,像供销社的王老倌。”
马桥的人说:“你以为盐午画不像?他反动,当然画得那个样子。”
“他画得一脑壳的汗,反什么动呢?”
“你没看见他画龙?一眨眼就画一条。”
“画龙不是奇事,是个漆匠都画得。”
“他还教得书。”
“李孝堂不也教书?”
“李老倌哪有他教得好?”
马桥的后生举出一例子,说盐午解释“脖子”这个词时,足足解释了十几分钟。什么叫脖子呢?就是人的脑袋和肩膀之间呈圆柱体形状的包容了很多管道的可以伸缩也可以旋转的肉质物体,你看看,这是什么水平?李孝堂能够解释出这么多学问?脖子就是脖子,李老倌肯定只能把自己的颈根拍两拍,完事。那也算是教书?
龙家滩的人说:“我看拍两下还好些。”
关于盐午到底怪不怪器的问题,关于他是画不像毛主席还是故意画得不像的问题,关于脖子这家伙到底该如何解释的问题,他们争论了好久。龙家滩的人不小心踩了一个人的脚,对方火冒三丈,随手把茶水泼在他的脸上。要不是旁人劝住,事情就闹大了。
我在前面说过,(奇)怪总是被(责)怪。“怪器”一词总给我隐隐的不安,不会通向什么好的结果。公安局和马桥人最终证实了这一点。他们面对反动标语,不疑盐午的同锅兄弟盐早,也不疑邻村其他地主和富农,主要原因是那些人都不及盐午怪器。他们天经地义顺理成章不假思索不约而同地把聪明人认定为敌人,把才智认定为险恶——尽管对聪明才智不无暗暗的崇拜。与其说他们在追查反动标语,不如说他们早就看出来了,“怪器”这个词,迟早是要关进监狱的。
盐午聪明一世,可惜没有慎察其中词义,没有慎察这个词在马桥语言中的凶险指向,多年来竟得意于自己的怪器,一个劲怪器地讨好干部和乡亲,怪器地经营着自己的命运,忙得过于乐观了。
他在大狱里是否有所醒悟,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他坐牢也别出一格,不放过任何可以怪器一下的机会。在那个连裤带都收走了的地方,他居然成功地自杀过一次。他好几个夜里捂住肚子在地上乱滚,哼哼叫叫,引得医生来给他打针。他把针药瓶偷偷地藏起来,最后,把药瓶打碎,吞到肚子里去。
他泪流满面,满嘴是血,一度昏迷过去。管教人员把他送到医院抢救,医生听说他吞了玻璃碎片,说透视也没法查出位置,手术更没法做,根本就没有什么救治的可能了。奉命背着他上医院的两个小囚犯一听,就呜呜地哭起来。哭声引来医院里的一个伙房老倌。幸好老人还有经验,建议给他灌韭菜,说没切断的韭菜稍稍烫熟,灌下肚去,就可把肠胃里的玻璃碎片缠住,裹住,最后混在大便里拉出来。医生们将信将疑地做了,事后翻出粪便里一团团的韭菜,里面果然有玻璃片,令人十分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