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疤子(续)
△马疤子(续)
一个雨夜,解放军的先遣人员凑在油灯前与马文杰县长接头,向他介绍了全国形势和共产党的政策,动员他投诚起义。马文杰表示同意,并且同意出任“规劝会”的副主任,开展对敌伪军政人员和各路杆子的劝降工作。
马疤子当了几个月县长,没坐过衙门,也不知衙门在哪里。没拿过薪水,也不知应该到哪里去拿薪水。他还是喜欢穿草鞋,粗通文墨但不大乐意写信,派人去给各路杆子传话,都是让他们持一块竹令箭,上面按有他的三个血红指印作为证明。他的指印杆子们一般都认得,都服。指印到了哪里,一般来说都能缴下枪来。白泥弓的白马团一次就交出大刀三十多把,叮叮当当挑到县城。
马文杰只是没有料到,被他劝降的白马团龙头大哥,两个月后还是进了班房,而且上了大镣。
他大为吃惊,找到县武装大队结结巴巴地查问,在对方出示的一桩桩审案铁证面前才无话可说,他发现白马团居然是假投诚,暗藏枪支弹药并且准备逃窜。被他劝降的另一个许某,则有重大血债,称霸乡里,奸污民女无数……最后,他自己的参谋长,也被新政权查出来是个国民党打进来的军统特务,有暗中控制马文杰的任务,还有什么密杀计划。这样的人还能任其逍遥法外随便放过?
马文杰一脑门子冷汗,只能连连称好。
街上贴出了很多坚决镇压反革命的标语。据说四乡农民在往县城送草绳,是准备用来捆人的。据说县狱里天天有人被拉出去枪毙,有的大号子关几十个人,竟然一夜之间就空了,不知是转到了别处还是杀了。真真假假的传闻最后指向了马文杰本人,说他那个“规劝会”是个假投诚的窝子,他是“规劝犯”的总头子。他等着上面派人来抓,等了几天没有动静,相反上面还是照常请他去开这个那个会,派人给他送来了解放军的草黄色制服。他穿着这套衣走到街上,认识他的人见到他都神色紧张,老远就往路边躲闪。
这是一个不大说得清楚的结局,因为当事人太少,因为当事人不太愿意说,更因为当事人好不容易说出来的话也疑点颇多,说法各各不一。有人说,马疤子的老对头彭叫驴子也投诚了,当的官比马疤子的官还大。姓彭的要在新政权面前表忠,多多揭发人家是假投诚,就是最好的办法。还有人说,国民党的b系和h系从来互不相容,以前日本鬼子在的时候,他们借日本鬼子的力量削弱对手;现在共产党来了,他们又借共产党的力量排挤对方。既然b系曾经利用马疤子牵制湘系,那么,好吧,h系现在当然也可以利用共产党来收拾马疤子。谁都使着暗劲,用阴招,马疤子一个乡巴佬哪是他们的对手?
当然,也有人说事情不完全是这样。他们认为共产党本就不相信投诚人员,一直想剪除后患;或者认为很多杆子投诚本来就是半心半意,马疤子本人也匪性难改,几次暗中准备反水,准备暴动,罪大恶极。只是他后来既然已经死了,政府也就既往不咎。
我没法辨别这些解释的真假,只得绕开它们,仅仅交代一下结局本身。我甚至不一定能把结局本身说清楚,只能尽力而为地把零散材料作一些拼接。大约是两个月后的一天,马文杰从专署开会回来,还没有走进屋,就听见里面哭闹成一团。推开门,看见七八双女人泪光晶莹的眼睛齐刷刷投向他,嘴巴张得老大,哭声戛然而止。但只停了片刻,号啕又猛烈爆发。旁边几个娃崽,也跟着哇哇地哭烂了脸。
他大为惊讶。
马主任!马县长!老师长!三爷!他三叔……女人叫出各种称呼,纷纷抢上前来叩头,砸出嘣嘣嘣的巨响。
“不能活了呀……”
“你要给我们做主呵……”
“你给我们指条活路呀……”
“你还我家的天宝呀……”
“我们都是听了你的话,才投诚的呀。你如今怎么袖手观旁呵?”
“他爹说走就走,甩下这一家七八个都要吃要喝,我怎么办哇?”
……
有一个婆娘红了眼,冲上来抓住他的胸襟,叭叭扇来两耳光,疯了似的大喊:“吃了你的亏呵。你这个骗子,两头蛇!你还我家的晋华呵——”
待马文杰的婆娘上前来劝开疯婆,马文杰的衣襟已经撕破,脸上和手上已被对方抓出了几道血痕。
马文杰慢慢才听明白。他去州里开会的这一阵,县里据说发生了“规劝犯”的暴动,先是杀了抱落乡的三个工作队员,又秘密喝了鸡血酒,往县政府的粮车还扔过炸弹,据说更大的暴动也在计划中。不料有一封密信被政府截获,政府只得先下手为强,把参与暴动的反革命头子从快处决——其中就有这些女人们的丈夫。她们见丈夫被叫去开会,好几天没有回来,最后只等到政府的通知,要她们去一个叫荆街的地方领取遗物。事情就这么简单。
马文杰听着听着,出了一身冷汗,背着手在屋里走来走去,抬头望天,眼流满面。他朝满屋的女人一一抱拳,一一下跪:“兄弟对不起你们,对不起你们呵……”他一边哭一边急急打开箱笼,把所有的光洋找出来,总共才五十多块,往来人手里塞去。他的婆娘也擦着眼睛,把私房钱拿出来,包括几只镯子几只耳环,塞给了死者眷属们。马文杰平时把一些散钱随处乱丢,丢在枕边、桌上、抽屉中、马房里,由他婆娘跟在屁股头收捡。这些钱现在也派上了用场。
好容易才把哭哭泣泣的多数来客送回去。没有回去的曹家一母二子,就在马家住下了。
马文杰一夜未合眼,第二天起床,看见门口的公鸡拉长了颈根,却没有声音,不觉有点奇怪。自己无意中拍了一下桌子,发现还是没有声音,就更奇怪了。他此时借住在一个古旧道观里,堂前有一口古钟。他走到钟前,试着敲了敲钟,发现还是没有声音,不免有些着急,抡着钟锤使劲地敲,一直敲到附近的人都跑来了,齐刷刷向他瞪大惊恐的眼睛。他这才明白,不是钟没有声音,而是自己聋了。
他放下钟锤,没有说什么。
喝了一碗婆娘煮好的粥,他叹了口气,准备去看郎中。刚走出巷口,他碰到正街上拥挤的人流,那里正在进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示威游行,还有纪念抱落乡三位革命烈士的追悼大会。武装民兵和小学生高呼口号往县狱那边而去。他不知道人们张开大嘴,在喊着些什么。
他停步了,扶着墙慢慢折回家里。
从他家走到巷子口,是五十一步,从巷子口走回来,不多不少还是五十一步,刚好是他的岁数。
“如何刚好是五十一步?”他有点吃惊。
婆娘给他一把伞,催他去看郎中。
“你说,如何刚好是五十一步?”
婆娘说了一句什么,他没有听见。
“你说什么?”
婆娘的嘴还是无声地有开有合。
他再一次记起了自己聋子的身份,不再问话,只是摇摇头:“奇怪。奇怪。”
下午,一个做郎中的朋友来,看看他的耳疾。他向来客讨点烟土。朋友比画着问他,你天天打醮练功,不是不沾烟的么?他拍拍自己的额头,意思是自己受了点凉,寒重,要烧点烟来驱寒解表。朋友便给了他一包。
这一天夜里有雨。他打完最后一次醮,吞烟土自杀。他换上了一身干干净净的衣服,刮了胡子,连指甲都细细剪过。
照一般人说来,他没有必要死。尽管有些罪行也牵连到他——比如决定投靠国民党,比如他的手下人杀了几个打起发的百姓,但他毕竟是一个头面人物,他的规劝游说毕竟为新政权立过大功。何况他与某位共产党大首长是学木匠时的师兄弟,他保护过那位大首长的家人,接济过米粮。就在他自杀后的第二天,一位科长专程从省里赶来,送来了那位大首长的亲笔信。信的最后,大首长约请他方便的时候去北京做客叙旧。
他已经睡在裹尸的草席里,来不及看这封信了。县政府向专署和省里作了请示以后,给他买了一口棺木,一对白烛和一挂鞭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