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中间我颇留意收集钱谪星的著作，因为他很有些见识，虽然是个老翰林，今年也有六十多岁了。所著已搜到八册十五种，最近所得的里边有一卷《课余闲笔》，凡三百余则，其一云：
    “开辟以来第一真快事，莫如卓女奔相如。”这句话令我想起李卓吾来。据《藏书》二十九司马相如传中云：
    “相如，卓氏之梁鸿也。使当其时卓氏如孟光，必请于王孙，吾知王孙必不听也。嗟夫，斗筲小人何足计事，徒失佳偶，空负良缘，不如早自决择，忍小耻而就大计。《易》不云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明相照，同类相招。云从龙，风从虎。归凤求凰，安可诬也。”其实平心想起来，这些意思原来也很平凡。《诗经·有狐》朱子注云：
    “国乱民散，丧其妃耦，有寡妇见鳏夫而欲嫁之。”又《孟子》答万章问舜之不告而娶云：
    “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卓吾的话差不多也只是这个意思，而举世哗然，张问达弹劾他特别举出，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为狂诞悖戾不可不毁的理由之一，这是什么缘故呢？写那《板桥杂记》的余澹心序李笠翁的《闲情偶寄》云：
    “独是冥心高寄，千载相关，恶王莽王安石之不近人情，而独爱陶元亮之闲情作赋。”说的很通达，但是为王山史作《山志》的序则云：
    “志中论佛老论祆民论王安石李贽屠隆，皆与余合。”《山志》卷四论李贽一条别无新意见，只是说可惜不及明正典刑，墓碑没有毁掉而已，不知余君何以如此佩服。钱君独能排众议，称扬卓女，与卓吾表同情，觉得是很难得的，《课余闲笔》有钱君严父鹤岑的小引，称其议论古今，体会人情物理，有可采者，真可谓知子莫若父，而鹤岑之非常人亦可以想见矣。
    《战国策·秦策》里有一个譬喻，有人调戏两个女人，或从或不从，他享受从者而羡慕不从者，其说曰：
    “居彼人之所，则欲其许我也。今为我妻，则欲其为我詈人也。”这本说明雄主对付臣下的机心，却也正是普通男子的心理。更进一步说，现代性心理告诉我们，老流氓愈要求处女，多妻者亦愈重守节。中国之尊重贞节，宜也。偶阅邓文如的《骨董琐记》，在卷六有改号娶小一则云：
    “王崇简《冬夜笺记》云，明末习尚，士人登第后易号娶妾，故京市谚曰，改个号，娶个小。有劝张受先娶妾者，怆然曰，甫释褐而即背糟糠，吾不忍为也。”我读了不觉愕然。这倒并不因为我有好些别号的缘故，我那许多别号与“恋爱”都无关，只是文章游戏，如有必要就是完全废除也无妨碍的。我所感觉奇怪的是这三百年来事情的一致。现在的中国人改号与娶小未必还连在一起吧，但即使大家不大热心于改号，对于娶小大约总是不表示冷淡的。据德国性学家希耳须菲耳特（m. hirschfeld）在他的游记《男与女》第二十五章中说：
    “现在全中国的男子中，约计百分之三十各人只有一个妻子，由于种种理由，或是道德的，或是经济的，也或者是性心理的。约百分之五十，这里包括许多苦力在内，有两个妻子。约百分之十有三至六个女人，此外百分之五据说有六个以上，或有三十个妻子，也或有更多的。关于张宗昌将军，听说他有八十位，但在他败后定居日本之前只留下一个，其余都给钱打发走了。我在香港时有人指示一个乞丐给我看，他除正妻之外还养着两位姨太太云。”
    我们即使不懂别的大道理，一点普通的数学知识总是有的。三十与六十五那一个数目大？中国多妻主义势力之大正是当然的，他们永久是大多数也。中国喊改革已有多年，结果是鸦片改名西北货，八股化装为宣传文，而姨太太也着洋装号称“爱人”，一切贴上新护符，一切都成为神圣矣。非等到男女两方都能经济独立不能自由恋爱，平常还仍是多妻而已。卓文君当初虽做得好，值得卓吾老子称赞，但后来也几乎被遗弃，以一篇《白头吟》幸得保存，由此观之，可知着犊鼻裈涤器的欢子尚不免有改号的雅兴，女人随在有被高阁之可能，其有幸而免者，盖犹人之偶不发肺结核或虽发而早期治愈耳。一二贤哲为反抗礼教的压迫特为卓氏说一句话，其意甚可感，若有人遂以为她是幸福的女人，则亦犹未免为傻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