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读《诗经》，最喜欢豳风里的《七月》与《东山》两篇。郝兰皋著《诗说》卷上云：
    “《七月》诗中有画，《东山》亦然。”实在说得极好。但是《诗经》没有好的新注释本，读下去常有难懂处，有些是训诂，有些难懂的却是文章。如《七月》第五章云：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这里七月在野三句实在不容易了解，句意本来明白，就只不知道这在野的是什么。古来的解说也很不一样，郑氏笺云：
    “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床下，皆谓蟋蟀也。言三物之如此，著将寒有渐，非卒来也。”孔氏《正义》云：
    “以入我床下是自外而入，在野在宇在户从远而至于近，故知皆谓蟋蟀也。退蟋蟀之文在十月之下者，以人之床下非虫所当入，故以虫名附十月之下，所以婉其文也。户宇言在，床下言入者，以床在其上，故变称入也。《月令》季夏云蟋蟀居壁，是从壁内出在野。”严氏《诗缉》与郝氏《诗问》也都如此说，这可以称作甲说。朱氏《集传》可称乙说，说得最是奇怪：
    “斯螽莎鸡蟋蟀，一物随时变化而异其名。动股，始跃而以股鸣也，振羽，能飞而以翅鸣也。宇，檐下也。暑则在野，寒则依人。”但是这显然不合事理，后人多反对者，最利害的要算是毛西河。《毛诗写官记》卷二云：
    “六月莎鸡振羽，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甲曰，莎鸡蟋蟀本一物而殊其名，敢取是？写官曰，莎鸡，络纬也，即俗称纺妇者也。蟋蟀，促织也，即俗称绩妇者也。非一物矣。莎鸡声沙然，又以及时而鸣也，鸡鸣必以时，故曰鸡也。蟋蟀声悉然，然又能帅之以斗，故名蟀。陆氏云，蟀即。”
    “敢取是，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何谓也？岂一物而异其处欤，抑群物者欤？夫既一物而三名焉矣，则夫在野者之为何名也，在宇在户者又何也？且夫一物而既动股又振羽，则必以时变焉耳，在野之后其以时变耶，抑犹然振羽者耶，抑犹非耶？天下有词之蒙义之如是者哉？曰，非也。此言农人居处之有节耳，夏则露居，及秋而渐处于内也。西成早晚，刈获有时，或檐或户，于焉聚语耳，故下即云十月之后当蟋蟀入床之际，而其为居又已异也。昔在户，今墐户也。昔在宇，今将在室也。若以为莎鸡然也，则络纬无入户宇者。以为蟋蟀然，则《月令》季夏之月即已蟋蟀居壁矣，安得七月尚在野。”西河驳朱传极妙，但自己讲解莎鸡蟋蟀亦殊欠妥，鸡字蟀字之说尤为牵强，关于此点不及郝氏远甚。《诗说》卷上云：
    “斯螽莎鸡蟋蟀，《集传》云，一物随时变化而异名，窃恐未安。斯螽即螽斯，周南既云蝗属，召南《草虫》亦云蝗属，又云，阜螽，蠜也，此用《尔雅》文。陆玑云，今人谓蝗子为螽子。陆佃云，今谓之蜉，亦跳亦飞，飞不能远。然则螽斯草虫阜螽本一物，性好负，故《尔雅》谓草虫负蠜也。莎鸡者，陆玑云，如蝗而斑色，毛翅数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飞而振羽，索索作声。愚谓索索犹莎莎也，今俗谓之沙沙虫，沙与莎声转耳。然则名莎鸡者或此虫喜藏莎草中，抑或飞时莎莎作声，皆未可知。蟋蟀者促织也，暑则在野，寒则依人，惟蟋蟀如此，今验之良然，彼二虫者不能也。且斯螽莎鸡亦无变化蟋蟀之理。郑康成曰，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床下，皆谓蟋蟀也，言此三物之如此者，著将寒有渐，非卒来也。愚谓既云三物则不得谓之一物矣，窃疑郑笺极分明宜从之，《集传》或未及改订耳。”郝氏依郑笺之说，而辨别三虫极为详明，最为可取。西河在《白鹭洲主客说诗》又有一节，积极地说明他的主张，说在野云云是指豳民的居处有节：
    “庚曰，朱氏以格物自命，特其说诗则往有可疑者，如斯螽莎鸡蟋蟀随时变化，一物而异其名，则向曾验之，并不其然。特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此四句不可解耳。曰，有何难解，人自不读书耳。予向听写官说此诗，谓蟋蟀季夏即居壁，络纬至死不入户，此但言农夫出入之节，夏则露居，及秋而渐处于内，或檐或户，农隙聚语，至蟋蟀入床之后而在户者今墐户，在宇者将在室，其候如此。向写官说诗未尝引据，人或以杜撰置之，不知此《汉书》也。汉食货志云，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其出也则如《诗》曰，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其入也，则如《诗》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又曰，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然则《汉书》所志与写官相证如此。人苟善读书，何在非汉学耶。”这里引《汉书》说得很巧妙，但是我怀疑《汉书》里所说就未必是事实，大约只是读书人的一种想象罢了。范蘅洲著《诗沈》卷十有云：
    “斯螽莎鸡蟋蟀非一物而随时变化者。斯螽，蝑，即蚱蜢。莎鸡，络纬，即织妇。蟋蟀，促织也。三者皆草虫，而促织化生不一，不尽依草，在野在宇在户在床下，惟蟋蟀为然。洪氏迈曰，此二句本言豳民出入之时，郑氏并入蟋蟀中，正已不然，盖豳民戒寒之语也。”由此可知西河之说盖本于洪氏，不过更详细说明一下而已。《毛诗写官记》前引二节有秦乐天附语云：
    “斯螽莎鸡蟋蟀本非一物，且从不变化，此考之前书与验之所见，其乖谬不待言也。即以诗体言之，《七月》凡八章，每章以天时人事相间成文，凡作两层，岂有此章独自五月至十月单指时物，且单指一物而毫不及人事之理。况入室承宇户，次第秩然，其以七月在野承六月莎鸡振羽，犹上章八月其获承五月鸣蜩耳。不善读书，相沿贸贸，得此旷然若发朦矣。”此从文体上来证明西河之说，也颇有趣味，不过他的证据恐亦不十分确实，盖在国风里未必真有那么严密的章法存在也。以上是关于《七月》的丙说，是以毛西河为主的。
    姚首源的算是丁说，见于所著《诗经通论》卷八。他解释五月至十月这六句很是特别：
    “首言斯螽莎鸡，末言蟋蟀，中三句兼三物言之，特以斯螽莎鸡不入人床下，惟蟋蟀则然，故点蟋蟀于后。古人文章之妙不顾世眼如此，然道破亦甚平浅，第从无人能解及此，则使古人平浅之文变为深奇矣。郑氏曰，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床下，皆谓蟋蟀也。笨伯哉。后人皆从之，且有今世自诩为知文者，谓七月三句全不露蟋蟀字，于下始出，以为文字之奇，则又痴叔矣。罗愿曰，莎鸡鸣时正当络丝之候，故豳诗云，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也。此又以七月三句单承莎鸡言，益不足与论矣。《集传》曰，斯螽莎鸡蟋蟀，一物随时变化而异其名。按陆玑云，斯螽，蝗类，长而青，或谓之蚱蜢。莎鸡色青褐，六月作声如纺丝，故又名络纬。（今人呼纺绩娘。）若夫蟋蟀，则人人识之。几曾见三物为一物之变化乎。且《月令》六月蟋蟀居壁，《诗》言六月莎鸡振羽，二物同在六月，经传有明文，何云变化乎。依其言则必如诗五月之斯螽六月变为莎鸡，七月变为蟋蟀，整整一月一变乃可，世有此格物之学否。”罗端良所说见于《尔雅翼》卷二十五，似可列为异说之一，唯同卷蟋蟀条中又用郑笺原文，谓七月至十月皆谓蟋蟀，又申明之曰：
    “说者解蟋蟀居壁引诗七月在野，以为不合，今蟋蟀有生野中及生人家者，至岁晚则同耳。”孔疏欲弥缝二说乃云：“是从壁内出在野”，未免可笑，罗说自为胜，但云在野外的蟋蟀至岁暮也搬进人家里来亦未必然。罗氏对于七月三句盖无一定意见，似以为并属莎鸡蟋蟀，然则大体还是与姚首源相近，评为益不足与论，过矣。末了还有戊说可以举出来，乃是乾隆的御说，见于《御纂诗义折中》卷九。上边仍说在野在宇在户入床下者皆蟋蟀也，后面却又说道：
    “圣人观物以宜民，一夫授五亩之宅，其半在田，其半在邑，春令民毕出，如在野而动股振羽也，冬令民毕入，如在宇在户而入床下也。豳民习此久矣。”其意盖欲调和郑笺与毛说而颇为支离，道光年间刻《诗经通论》时编校者遂增入此条，说明之曰，“七月在野三句应兼指农人栖息而言，方有意味。”其实据我看来却毫无意味，倒还不如让他分立，或郑或毛都可以说得过去，更不必硬要拉拢来做傻表叔也。
    总结以上所说，古来对于七月在野三句的解释大抵共有五派，列举于下：
    一，甲派，郑玄说，皆谓蟋蟀。
    二，乙派，朱熹说，斯螽莎鸡蟋蟀一物随时变化而异其名。但似未说明七月至九月该虫是何名也。
    三，丙派，毛奇龄说，言农人居处之有节。
    四，丁派，姚际恒说，兼三物言之。
    五，戊派，乾隆说，皆谓蟋蟀，又兼指农人栖息而言。似谓《七月》诗皆赋体，唯此章前六句乃是赋而比也，后五句却又是赋了。
    这五派又可以归并作两类，即一是指物的，甲乙丁三派属之，一是指人的，丙派属之，戊派则是蝙蝠似的，虽然能飞终是兽类，恐怕只能仍附第一类下罢。指人指物都讲得通，郑康成毛西河所说均干净简单，不像别人的牵强，朱晦庵固然谬误，即姚首源亦未免支离，而乾隆拖泥带水的话更可以不提了。由我看来还觉得郑氏说最近是。孔氏《正义》像煞有介事的讲究文法，虽然也很好玩，于阐明诗义别无多大用处。自夏至秋，听得虫声自远而近，到末了连屋里也有叫声，这样情景实是常有，诗中所写仿佛如此。“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这八字句我读了很是喜欢，但看到主观的一“我”字又特别有感触，觉得这与平常客观地描写时物有点不同，不过说来又容易流于穿凿，所以可不多谈，以免一不小心蹈了乾隆的覆辙也。
    我在这里深切地感到的是国故整理之无成绩，到了现在还没有一本重要的古书整理出来，可以给初学看看。古书里的《诗经》与《论语》，《庄子》，《楚辞》，似乎都该有一部简要的新注，一部完备的集注，这比牛角湾的研究院工作似乎不高尚，但是更为有益于人。假如有了这样的书，那么这七月在野的疑问早就可以在那里去找得解答，不至于像现在的要去东翻西查而终于得不了要领了。
    廿五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