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近来常想能够有工夫写几节“畸人所知录”下来，因为我知道有不少的人，在社会上很有点声名，当作是个奇人，但是据我所知的事实，却实在是平平常常的，觉得有说明的必要。第一个我便举出钱玄同来。
    钱夏字玄同，后来又名疑古玄同。我们认识他最初在光绪戊申（一九〇八）年，从太炎先生民报社听讲《说文》，那时他还用旧号曰“德潜”，及民国六年在北京相见，已改字曰玄同了。他的初期的特色是复古。文字他主张用小篆，事实上不可能，则改为用楷书的笔势写篆书，给太炎先生写刻《小学答问》，后来还有《三体石经考》，也是用的这笔法。写信也是“某人足下，近候何若，……”末了说“某顿首”。至于文章之拟古，那更不用说了。辫子去掉了固然很好，但也不固执的要梳头，只是这袍子马褂的胡服总是不好，要复古一下来穿“深衣”。这根据古书来复制，乃是白布斜领，着起来很有点像“孝袍”，看去有点触目。他却不顾一切，做了一件，穿了到教育司办公，不过这个我并没亲见，只是传闻如此罢了。
    第一期的“复古”做得很彻底。第二期便来个“反复古”运动，同样的彻底，不过传播得更广远了。自从“洪宪帝制”以后，一般有心的人都觉得中国这样情形是很危险的，非有一个大的变更不可，接着是欧战结束，便引起了中国的那新文化运动来了。《新青年》便当了这运动的代言人，标榜民主和科学，对于国内事物凡是旧的都在反对之列，举凡人家所称为国粹的，国学，国文，国医，国术，国剧，都被看作“国滓”，一律予以痛击。他的两句口号—“选学妖孽，桐城谬种”，一直为旧家者所痛心疾首，尤其是对于旧道德“纲常”之攻击，更被人视为“洪水猛兽”，欲得而甘心。最有名的林琴南的两篇小说，在《荆生》里假借了荆生这一个旧礼教的保护人，对这班人加以惩创，小说里的“金心异”这人，便是玄同，所以鲁迅后来的文章中，就以金心异作为玄同的外号。现在看起来，他对于中国文化遗产的某些方面缺乏理解，这是缺点，但在他那时也是无怪的，当时如稍一让步，便是对于旧派承认妥协，再也不能坚持攻击了。正如征求“青年必读书”的时候，鲁迅坚决地主张现代青年不必读旧书，一部也没有开，所以玄同也赞成将旧书扔进毛厕去。这极端的反复古主义，玄同坚持到底，虽然他在学术上仍旧弄他的文字学。至于经学，则仍然遵从老师崔觯甫的教训，相信今文说，别号“饼斋”，表示乃是“卖饼家”何邵公之徒。关于这一方面的学术问题，著有《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一篇，最有价值，作为标点本《新学伪经考》的序文，登在原书上面。
    “经今古文学”的论争乃是反复古运动之一面，发见于经学方面的，在这问题上他坚持下去，一直没有变更，虽然在别的艺术上多少有些让步。他把自己的别号改作“疑古”，表示他的态度。照道理说来，康有为那种“新学伪经考”也是从疑古思想出发的，但是他更推得远一点，不但是经，便是史的方面，也都处处显得可疑罢了。他的思想显得“过激”，往往有人误解，觉得脾气一定乖僻，不好对付吧，其实是不然的，他对人十分和平，总是笑嘻嘻的。诚然他有他的特殊脾气，假如要他去见“大人先生”，那么他听见名字，便要老实不客气的骂起来，叫人下不来台，若是平常作为友人往来，那是和平不过的。他论古严格，若和他讨论现代问题，却又是最通人情世故的。他反对国文和艺术，可是他藏书极多，对于古诗文亦多了解，又善书法，晚年写唐人写经，时时给人家书题封面。说起他来，常把他当作怪人，其实是很平常的，知识广博，趣味丰富，朋友不可多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