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诗人席烈（percy bysshe shelley）死在意大利的海里，今年是整整的一百年了。他的抒情诗人的名誉，早已随着他的《西风之歌》和《与百灵》等名篇，遍传世界，在中国也有许多人知道，可以不必重述，现在只就他的社会思想方面略说几句。
    席烈生于一七九二年，在大学的时候，刊行一篇五页的论文，题云“无神论之必要”，为当局所恶，受退学的处分，又和他妹子的一个女同学自由结婚，不见容于家庭。其后他们因为感情不合，又复离别，席烈便和哲学的无政府主义者戈德文（godwin）的女儿玛利结婚，寄寓意大利，做了许多诗曲；一八二二年七月八日，同友人泛舟，遇风沉没，至十八日找到尸身，因衣袋中有希腊索福克勒思的悲剧和济慈的诗集，证明是席烈，于是便在那里火葬了。
    席烈是英国十九世纪前半少数的革命诗人，与摆伦（byron）并称，但其间有这样的一个差异：摆伦的革命，是破坏的，目的在除去妨碍一己自由的实际的障害；席烈是建设的，在提示适合理性的想象的社会，因为他是戈德文的弟子，所以他诗中的社会思想多半便是戈德文的哲学的无政府主义。戈德文在《政治的正义之研究》里主张极简单的共同生活，在现在的术语分类，可以说是无政府的共产主义，但他主张性善，又信托理性与劝喻的力，所以竭力反对暴力，以无抵抗的感化为实现的手段。席烈心中最大的热情即在湔除人生的苦恶（据全集上席烈夫人序文），这实在是他全个心力之所灌注；他以政治的自由为造成人类幸福之直接的动原，所以每一个自由的新希望发生，常使他感到非常的欣悦，比个人的利益尤甚。但是他虽具这样强烈的情热，因其天性与学说的影响，并不直接去作政治的运动，却把他的精力都注在文艺上面。他的思想，在两篇长诗里说的很是明了，其一是《伊思拉谟的反抗》，记拉安与吉忒那二人的以身殉其主义。他们纯用和平的劝喻使被治者起而逐去暴君，迨至反动复来，他们为敌人所得，仍是无抵抗的就死。他们虽然失败了，但他相信这种精神不会失败，将来必有胜利的时候；他在篇中说拉安进逼暴君，侍臣皆逃。
    “一个较勇敢的，举起钢刀
    将刺这生客：‘可怜的人，
    你对我干什么事呢？’——镇静，庄重而且严厉的，
    这声音解散了他的筋力，他抛下了
    他的刀在地上，恐慌的失了色，
    于是默然的坐着了。”
    戈德文在《政治的正义》里记着相类的一件事，说当兵士进玛留士的狱室去杀他的时候，他说，“汉子，你有杀玛留士的胆量么？”兵士闻言愕然，不敢下手；即是同一的思想。其二是《解放的普洛美透思》，系续希腊爱斯吉洛思（aeschylus）三部曲中《束缚的普洛美透思》而作，借了古代神话的材料来寄托他的哲学的。普洛美透思从太阳偷了火来给人类，触怒宙斯大神（即罗马的由比忒尔），被缚在高加索山上，受诸苦刑，古代传说谓其后以运命之秘密告宙斯，因得解放，但席烈以为人类之战士而去与人类之压迫者妥协，不足为训，故改变旧说，宙斯终为德谟戈尔刚所倒，普洛美透思复得自由，于是黄金世界遂开始了。第三幕末云，
    “可嫌恶的假面落下了，
    人都是无笏的，自由，无拘束的，
    只是相等的人，不分阶级，没有部落，也没有国家，
    离去了畏惧，崇拜与等级，
    是自己的王，正直，和善而聪明。”
    关于女人的情状，又这样的说，
    “口说先前不能想到的智慧，
    眼看先前怕敢感着的情绪，
    身为先前不敢做的人，
    她们即在现今使这地下正如天上了。”
    第四幕末德谟戈尔刚话中的一节，即是达到这个目的的路，也就是席烈的人生哲学的精义。
    “忍受‘希望’以为无限的苦难，
    饶恕比死或夜更暗的委屈，
    反抗似乎万能的‘强权’，
    爱而且承受；希望下去，
    直至‘希望’从他自己的残余创造出他所沉思的东西；
    不要改变，不要踌躇，也不要后悔；
    这正如你的光荣，
    将是善，大而愉乐，美而自由；
    只此是生命，愉乐，皇国与胜利。”
    他的无抵抗的反抗主义，在《无政府的假面》里说得最是明了，如第八十五六节云，
    “笼着两手，定着眼睛，
    不必恐慌，更不必出惊，
    看着他们的杀人，
    直等到他们的怒气平了。
    那时他们将羞惭的回去，
    回到他们出来的地方，
    而且这样所流的鲜血
    将显露在他们红热的颊上了。”
    这样纯朴虔敬的联句，几乎令人疑是出于勃来克（blake）之笔。这个思想，我称他作无抵抗的反抗主义，因为他不主张暴力的抵抗，而仍是要理性的反抗，这便是一切革命的精神的本源。他还有一篇《与英国人》的诗，意思却更为激烈了。
    我写这一篇小文，似乎不免偏重，但我决不看过别一方面，承认他终究是诗人之诗人，不过因为关于他的社会思想尚少有人说及，所以特别说一番罢了。社会问题与文艺的关系，席烈自己在《解放的普洛美透思》序里说得最好，现在抄译一节，
    “或者以为我将我的诗篇专作直接鼓吹改革之用，或将他看作含着一种人生理论的整齐的系统，那都是错误的。教训诗是我们所嫌恶的东西；凡在散文里一样的能够说得明白的，在诗里没有不是无聊而且多事。我的目的只在使……读者的精炼的想象略与有道德价值的美的理想相接；知道非等到人心能够爱，能够感服，信托，希望以及忍耐，道德行为的理论只是撒在人生大路上的种子，无知觉的行人将把他们踏成尘土，虽然他们会结他的幸福的果实。”由此可知社会问题以至阶级意识，都可以放进文艺里去，只不要专作一种手段之用，丧失了文艺的自由与生命，那就好了。席烈自己正是这样的一个理想的人，现在且引他末年所作的一首小诗，当做结末的例。
    挽歌
    “太切迫的悲哀，不能再歌吟了，
    大声悲叹着的烈风呵；
    阴沉的云正是彻夜的
    撞着丧钟的时候的狂风呵；
    眼泪是空虚的悲哀的风暴，
    挺着枝条的裸露的树，
    深的岩穴与荒凉的平野呵，——
    都哀哭罢，为那人世的委屈罢！”
    一九二二年七月）